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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房间的窗扇全部关好锁定，电冰箱切断电源，查看一遍煤气闸。洗涤物已全部收回，床盖上床罩，烟灰缸洗了，洗脸间数量繁多的药瓶归拢得整整齐齐。两个月的房租提前付了，报纸也打招呼中止了。从门口望去，无人房间静得有点别扭。我边望房间边想在这里度过的4年婚姻生活，想我同妻之间本有可能生的孩子。电梯门开了，她招呼我。我把铁门关上。
等我们的时间里，司机用于布忘我地擦拭车前窗玻璃。车依旧无半点污痕，在阳光下闪闪生辉，异常耀眼，仿佛只消手一碰，皮肤就会出现症状。
“早上好！”司机说。还是那天那个富有宗教意味的司机。
“早上好！”我的女友说。
她抱着猫，拎着装有猫食罐头和猫便用沙的纸袋。
“好天气啊！”司机抬头望天，“怎么说呢，简直晴得透明。”
我们点头。
“晴到这个程度，上帝的旨意大概容易传到吧？”我说。
“没那回事。”司机笑眯眯应道，“旨意已在万物之中。花里石头里云絮里……”
“车呢？”她问。
“车里也有。”
“可车是工厂制造的嘛。”我说。
“不管谁制造的，上帝的意志都要进入万物之中。”
“像耳虱那样？”她问。
“像空气那样。”司机纠正。
“那么说，比如沙特阿拉伯生产的汽车有真主进入里边了？”
“沙特阿拉伯不生产汽车。”
“真的？”我问。
“真的。”
“那么，美国生产的汽车出口到沙持阿拉伯，有什么神进到里边呢？”女友问道。
问得很难。
“对了，要讲一下猫的事。”我解围道。
“多可爱的猫啊！”司机如释重负他说。
其实猫决不可爱，甚至莫如说处于可爱的对立面。毛像磨损的地毯一样沙沙拉拉，尾巴尖弯成60度角，牙齿发黄，右眼3年前受伤仍不住流脓，如今几乎已开始丧失视力，能否认清是运动鞋还是马铃薯都是疑问。脚掌如同干硬干硬的水泡，耳朵宿命般地附有耳虱，由于年纪的关系每天要放20个屁。它像放在下坡路上的保龄球沿着70年代后半期的斜坡迅速跌向深谷。况且连名字也没有一个。我不清楚没有名字这点是会减少猫的悲剧性还是相反。
“乖乖！”司机向猫说道，但毕竟没有伸手，“叫什么名字呢？”
“没有名字。”
“那么平时怎么称呼呢？”
“不称呼。”我说，“只是存在。”
“问题是它并非一动不动，而是由意志驱动的吧？由意志驱动的东西没有名字，总觉得有些奇怪。”
“沙丁鱼也受意志驱动，可谁也没给它取名字嘛！”
“可沙丁鱼同人之间没有情感交流，况且叫名字它也理解不了。当然喽，取名是人的自由。”
“你的意思是说，可以同人进行情感交流且有听辨能力的动物是具有被赋予名字的资格的，是吧？”
“是那么回事。”司机自以为是地点几下头，“如何，我随便给取个名字可以么？”
“完全可以。取什么名字？”
“沙了鱼怎么样？因为这以前它等于被作为沙丁鱼来对待的。”
“不坏。”我说。
“是不坏吧？”司机露出得意。
“你看呢？”我问女友。
“不坏。”她也赞成，“天造地设似的。”
“沙丁鱼在此！”我说。
“沙丁鱼，过来！”司机抱过猫。猫怯生生地咬司机手指，继而放了个屁。
司机开车把我们送去机场。猫在助手席上老老实实蹲着，不时放屁，这从司机不时开一下窗户即可知道。路上我提醒他如何关照猫——掏耳方法、出售粪便除臭剂的商店、投食量等等。
“请您放心，”司机说，“注意爱护就是，毕竟是我给它命名的嘛。”
路面空得很，车如产卵期溯流而上的大马哈鱼向机场一路疾驰。
“为什么船有名，而飞机没名呢？”我问司机，“为什么只叫971航班或326航班，而不分别命名为‘铃兰号’或‘雏菊号’什么的呢？”
“肯定与船相比数量大多的缘故，大批量生产的玩意儿。”
“是吗？船也算大批量生产的么，数量比飞机还多。”
“不过，”司机停顿数秒，“作为现实问题，东京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是不可能一一命名的。”
“公共汽车要是一一命名该多有意思！”女友插进来。
“但那样一来，乘客岂不是要挑肥拣瘦？比如从新宿去千驮谷，要乘‘羚羊号’而不坐‘骡子号’。”司机说。
“你说怎么样？”我问女友。
“的确，是没人坐‘骡子号’。”女友回答。
“那一来‘骡子号’司机就可怜了。”司机做司机式发言，“而‘骡子号’司机是没有罪过的。”
“是的是的。”我说。
“是啊，”女友说，“可‘羚羊号’仍是可以乘的。”
“喏，”司机说，“问题就在这里。船所以有名字，是大批量生产之前约定俗成沿袭下来的。原理上同给马取名是一回事。所以，当做马来使用的飞机就是自有其名号的。例如‘圣路易之魂’和‘快乐的爱诺拉’等等，显然有意识交流在里边。”
“就是说是因为根本上是属于有生命的喽？”
“正是。”
“那么，目的性这东西对于名字是次要因素？”
“是的。仅有目的性用番号即可，就像犹太人在奥施维茨被干掉那样。”
“果然。”我说，“那是就名字的根本在于生命的意识交流作业这一前提而言。为什么车站和棒球场有名字呢？尽管不是生命体？”
“车站没有名字不好办的嘛！”
“所以希望你不是从目的而是从原理上加以说明。”
司机认真沉思起来，以致没注意信号变绿，后面紧跟的露营车改装的“王牌”按响模仿《荒野七人》序曲的喇叭。
“大概没有互换性的缘故吧。比方新宿站只有一个，不能同涩谷站相替换——无互换性和非大批量生产。归结为这两点如何？”司机说。
“要是新宿站在江古田多好玩！”女友道。
“新宿站在江古田，就是江古田站。”司机反驳。
“可要是小田急线也一起带去呢？”
“话说回来吧，”我说，“假如车站具有互换性会怎么样呢？假如——我是说假如——国营电气列车站统统是大批量生产的折叠式，故而新宿站同东京站可以整个替换的话呢？”
“简单：在新宿就是新宿站，在东京就是东京站。”
“既然如此，名字就不是附属于物体，而是附属于作用的。这不还是目的性吗？”
司机沉默下来。但这次沉默没那么长。
“我忽然心想，”司机道，“我们是否应该对这些东西多少投以温和的目光呢？”
“你意思是？”
“就是说，城镇啦公园啦道路啦车站啦棒球场啦电影院啦全都有名字——作为它们固定于地面的代价而被赋予名字。”
新见解。
“那么，”我说，“假定我完全放弃意识而牢牢固定化于某处，我怕也会得到像模像样的名字吧？”
司机瞥一眼我映在后视镜中的脸。眼神充满狐疑，仿佛在说莫非哪里设有圈套。“固定化？”
“如冷冻起来等等。像森林里的睡美人那样。”
“你不是已经有名字了么？”
“是啊，”我说，“忘了。”
我们在服务台领了登机牌，向跟过来的司机道声再见。看样子他想送到最后，但距起飞还有1个半小时，只好作罢返回。
“人真够特殊的。”女友说。
“有个地方专门住这类人。”我说，“在那里奶牛到处找钳子。”
“有点像《岭上我的家》。”
“或许。”我说。
我们走进机场餐厅，提前吃午饭。我点炸虾奶汁烤菜，她要意大利面条。窗外747和洛克希勒喷气式以令人想起某种宿命的庄重飞上飞下。她不无怀疑地一条条检查面条吃着面条。
“我一直以为飞机上供饭呢。”
“哪里。”我等口里的烤菜块儿稍凉些后吞进去，赶紧喝口凉水。“供饭的是国际航线。国内航线若是远距离也有提供盒饭的，只是不怎么可口。”
“电影呢？”
“没有。札幌一个钟头多一点点就到了。”
“那，岂不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坐在座位上看一会书就到目的地，跟公共汽车一样。”
“没有信号？”
“嗯，没有信号。”
“得得。”她叹息一声。随后放下叉子，用纸巾擦拭嘴角。面条剩下一半。“也用不着取名字？”
“是啊，无聊得很。无非时间大大缩短罢了。坐火车要12小时。”
“那，剩下的时间哪里去了？”
我也吃一半不吃了，又要一杯咖啡。“剩下的时间？”
“坐飞机不是节省十多个小时么？那么长时间到底去了哪里？”
“时间哪里也没去，加算上去而已。我们可以在东京或札幌自由支配这10个小时。10小时可以看4部电影，吃两次饭。对吧？”
“要是一不想看电影二不想吃饭呢？”
“那是你的问题，时间没有责任。”
她咬起嘴唇，观望一会虎背熊腰的747机体。我也一起望。747总使我想起以前家附近住的肥胖的丑老太婆。没有张力的硕大的乳房和浮肿的双腿，干巴巴的脖颈。机场俨然她们的集会广场。几十个之多的这般模样的“老太婆”一个个赶来又一个个离去。颈项笔挺的飞行员和空中小姐好像给她们掰去了身影，显得异常平板而单薄。DC7和双涡轮螺旋浆客机时代似乎没有这种情形。但究竟如何我已无从记起。大概因为747大像肥胖的丑老大婆了，致使我有如此感觉。
“喂，时间会膨胀？”她问我。
“不，时间不膨胀。”我回答。话本是我自己说的，听起来却不像自己的语声。我清清嗓子，喝一口端来的咖啡。“时间不膨胀。”
“可实际上时间是增加的吧？就像你说的——加算上去。”
“只不过花在路途的时间减少罢了。时间总量不变。无非可以看多几部电影。”
“如果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