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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60年代后半期开展的或准备开展的意识扩大化，因其植根于个体故而一败涂地。也就是说，倘若个体质量未变，而仅仅一味扩大意识，那么最后等待你们的只能是绝望。我所说的平庸即是这个意思。不过，恐怕无论怎么解释你都不会理解。况且我也不是在寻求你的理解，只是尽力坦诚相告罢了。”
“刚才递给你的那幅图，”他说，“是美国陆军医院医务记录的复印件。日期是1946年7月27日。那是先生应医师要求亲笔绘制的——作为记述幻觉作业的一环。事实上，根据医务记录，这只羊以非常高的频率出现在先生的幻觉中。以数字说，大约80％，也就是5次中有4次有羊出现。而且不是普通羊，是这背部带星纹的栗色羊。
“另外，这打火机上刻的羊徽是先生自1936年以来作为自己的印记一直使用的。想必你也注意到了，羊徽同医务记录上的羊图完全一致，并且同你现在手中照片上的羊也一模一样。你不认为这是个十分有趣的事实？”
“不会是巧合吧？”我说。我打算尽可能说得听起来很轻松，但效果并不理想。
“还有，”对方继续道，“先生热心搜集了国内外大凡关于羊的所有资料和情报，每星期都要花很长时间亲自确认一次从日本国内出版的所有报刊上剪辑的关于羊的报道。我一直帮他做这件事。先生热心得很，简直像在搜寻什么似的。卧床不起之后，我便极为私人性质地继续这项作业。对此我非常感兴趣。到底会出现什么呢？结果你出现了。无论怎么看这都不是巧合。”
我掂了掂手中打火机的重量。重量委实令人惬意。既不太重，也不过轻。世上竟有这等重量。
“先生为什么如此热心地寻找羊，原因你可明白？”
“不明白。”我说，“还是问先生来得快吧？”
“能问早问了。先生近两个星期昏迷不醒，估计再不会清醒过来。一旦先生亡故，背上有星纹的羊的秘密也就永远埋葬在黑暗中。而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不是出于个人得失，是为了更大的大义。”
我打开打火机盖，推砂轮点火，又合上盖。
“你大概觉得我的话荒唐无聊。或许那样，或许真的荒唐无聊。我只是希望你理解一点：剩给我们的除此无他。先生死去，一个意志死去，意志周围的一切也将死绝。剩下来的唯有可以用数字计算的东西。此外一无所剩。所以现在我想找到那只羊。”
他第一次闭了几秒眼睛，闭目沉默。“说一下我的假设，无论如何只是假设——不中意忘掉就是——我认为正是那只羊构成了先生意志的原型。”
“好像在说动物形小甜饼。”我说。
对方未予理会。
“羊大约已进入先生体内。估计是1936年进入的。那以后羊在先生体内住了四十多年。那里肯定有草场，有白桦林，恰如那张照片上的。你以为如何？”
“作为假设甚是有趣。”
“特殊羊！非常·特殊的。羊！我想找出它，为此需要你的协助。”
“找出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也不能怎么样。我恐怕是无可奈何。我若做什么，对我来说实在大力不胜任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亲眼确认那东西的消失。如果那只羊有什么需求，我准备竭尽全力。因为先生一旦故去，我的人生几乎再没什么意义可言。”
接下去他一阵默然。我也默然。只有蝉仍在叫。傍晚的风吹得庭园树木的叶片簌簌作响。房间里依旧寂寂无声。死之粒子恰如防不胜防的传染病满房间飘移。我在眼前推出先生脑袋里的草场，草枯羊逃后的荒漠的草场。
“再说一遍：希望你告诉我照片是怎样到手的。”对方说。
“不能告诉。”我回答。
他叹口气：“我以为我对你是开诚布公的，所以希望你也坦诚相告。”
“从我的角度不可能讲出。我一讲出，有可能给送我照片的人带来麻烦。”
“那么说，”对方道，“你是有足够的证据认为在羊上面会给那个人带来某种麻烦了？”
“证据谈不上，只是那么觉得罢了。里边有什么名堂——听你述说时我一直有这个感觉。是有什么名堂。这类似一种直觉。”
“所以不能讲。”
“是啊，”我略一沉吟，“在麻烦方面我多少是个权威，也熟知给人添麻烦的方法——这点不亚于任何人。所以生活中尽量注意不给人添麻烦。但终归却因此给人添了更多麻烦。怎么折腾都一回事。虽说如此，一开始却不能那样做。这是原则问题。”
“我不大明白。”
“就是说，平庸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
我叼起烟，用手中打火机点燃，深吸一口。心里多少舒但一点。
“既然不愿意讲，不讲也可以。”对方说，“但你要把羊找到，这是我们最后的条件。从今天算起两个月内如果你找到了羊，我们按你说的数目付给报酬。但若找不到，你的公司和你就彻底玩完。可以吗？”
“只好如此！”我说，“不过，要是一切都源于某种误解，压根儿就不存在背部带星纹的羊呢？”
“结果也是一样。对你也好对我也好，或找到羊或找不到，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我也有些不忍，但反正正如刚才所说是你把赌注拾起来的。既然拿了球，就只能跑到终点——纵使没有终点。”
“也罢。”我说。
对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墩墩的信封放到我面前：“做费用好了。不够来电话，马上追加，有什么疑问？”
“疑问没有，感想倒是有的。”
“什么感想？”
“总体上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从你口中听来，又好像有某种真实性。今天的话即使我说出去也肯定没人相信，我想。”
他稍稍扭起嘴角，未尝不可视为笑意。“明天就开始行动！刚才说了，今天算起两个月。”
“事情没那么容易。两个月可能解决不了，毕竟从广袤无边的大地上找出一只羊。”
对方什么也没说，只是盯视我的脸。给他盯视起来，我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空荡荡的游泳池，池里又脏又有裂缝，不知明年能否使用。他一眨未眨地足足看了我30秒，之后慢慢开口道：
“可以走了。”
的确该走了。
3．汽车及真司机（2）
“回公司？还是去哪里？”司机问。还是来时那个司机，但比来时多少和蔼些。肯定属于和人容易混熟那类性格。
我在宽大的座席上尽情舒展四肢，考虑去哪里合适。不打算回公司。一想到要向同伴一五一十解释一番就觉得头痛——到底该怎样向他解释呢？何况我正是休假之身，却又没心思回家，总觉得最好在回家之前看一下地道之人用两条腿地道行走的地道世界。
“新宿西口。”我说。
也是因为黄昏的关系，通往新宿的道路塞车塞得一塌糊涂。过了某一临界点，车便如抛锚一般几乎寸步难移，感觉上就像在波涛的摇撼下移动几厘米。我想了一会地球自转的速度。这条公路究竟以多少公里的时速在宇宙中旋转呢？我在头脑中大致计算出概数。但不知道较之游乐场的空中飞车是快还是慢。我们不大知晓的事情委实大多了。似懂非懂罢了。倘有宇宙人来我这里问我赤道以多少公里时速旋转，我将异常狼狈，就连星期二之后为何是星期三恐怕都答不上来。他们笑我不成？《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静静的顿河》我分别读了3遍，甚至《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读了一遍。圆周率都能数到小数点以下16位。这样他们也还要笑我？大概会笑的，且笑得要死。
“不听听音乐什么的？”司机问。
“好啊。”我说。
车内流淌出肖邦的叙事曲，酝酿出一种婚礼大厅休息室般的气氛。
“我说，”我问司机，“知道圆周率？”
“就是3。14那玩意儿吧？”
“嗯。小数点以下能说出几位？”
“32位。”司机无所谓似的说，“再往下把握不大。”
“32位？”
“是的。有个记的办法。那又怎么？”
“啊，不怎么。”我泄气他说，“没什么的。”
随后我们听了一会肖邦，车往前开了十来米。四周的小汽车司机和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一个劲儿打量我们乘坐的这辆怪物车。虽说知道由于窗是特殊玻璃从外面看不到里面，但给他人这么盯视起来，仍然不是个滋味。
“真够紧张的。”我说。
“是啊，”司机应道，“不过正如没有不亮的黑夜，不完的交通堵塞也是没有的。”
“那自然。”我说，“可你觉得着急的时候也是有的吧？”
“当然有。着急，甚至气恼，尤其有急事的时候，但我尽量把一切都看作是施加给我们的考验。就是说，着急等于自己的败北。”
“你这关于塞车的解释听起来满有宗教意味。”
“我是基督教徒。教堂是没去，但一直是基督教徒。”
我“唔”了一声，“可是，身为基督教徒同身为右翼大头目司机，这两点不矛盾吗？”
“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在我以前见过的人当中，先生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
“见过上帝？”
“那还用说。每晚都打电话。”
“但是，”我有点困惑，脑袋又开始混乱，“但是，大家都给上帝打电话，不会挤得总是占线？比如就像午后的查号台一样。”
“那不必担心。可以说上帝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即使一百万人一齐打电话，上帝也会同时跟一百万人通话。”
“我是不大明白，这可是正统解释？就是说——怎么说呢——从神学角度而言。”
“我是激进派，同教会不对脾气。”
“唔”
车大约行驶了50米。我叼香烟准备点火，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紧攥着打火机。我把那小子递给我的这个带有羊徽的法国制烟具下意识带了出来。银打火机已完全适应了我的手心，就像生来始终在我手心似的。无论重量还是手感都无可挑剔。我想了一会，归终决定据为己有。打火机少一两个谁都不至于不便。我开关两三次，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