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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这些情况。特别是复兴社推荐给戴笠的上海方面一个次要负责人徐进（别号岸
登）到上海区当书记时，区长吴乃宪便再三叮嘱他，有关上海区对复兴社方面的调
查情况，千万不能泄漏，以免引起人事上不必要的麻烦。
当时上海区一些基本特务大多是要参加复兴社组织，一般组员则不一定要参加。
参加后所编的小组也仍旧是把军统编在一起，不与外间混合。我当时是与几个组长，
加上在警士教练所工作的军统黄加持、杨华波等，编成一组。而各人的具体工作从
不在组会上报告，对复兴社所指示的要随时反映情况一节则根本没有做过一次，以
后甚至连小组会都不开了。这些人名义上是复兴社和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成员，却对
这个组织从不尽义务，主要是这些人干的罪恶勾当，已超过复兴社一般成员不知多
少倍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工作的特务们，待遇比当时一般反动派军官略高一点，并
有奖金和特别费。一些组员工作无突出表现的，则只能拿到固定的生活费。除直属
通讯员有一百元以上的生活费外，各组的组员大都是从三四十元到一百元，组长另
有一百元特别费和房租费。因此一般组员常常感到人不敷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得
奖金。我曾多次向戴笠谈过组员生活费太少，他总是回答我说：〃我们是干'革命'
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刻苦一点。〃他这一套冠冕堂皇的话说了多少次以后，也
有时会露出一点马脚，说出他真正的意图。有次因张人估向杨虎借钱给他发觉，也
找我去骂过，说我事前知道不向他报告。我又提出实在是钱太少不够用，他这时才
向我说出这样一段话（原句我已记不清，只记得大意是这样）：如果生活费给多了，
有些人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便
非好好努力设法得奖金来弥补不足，工作越好，奖金越多，最容易表现出成绩；不
好便不给，可免去固定的庞大开支。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提高工作效果的办法。可是
另一面也造成了特务们利用方便去搞贪污活动的勾当。
当时上海区的特务们，除极少数人有军委会或参谋本部、军事杂志社等证章外，
没有其他任何证件。最初要搞贪污敲诈很不容易，等以后掌握了侦察大队后，一些
不搞公开工作的因与侦察大队的特务认识，便互相勾结起来搞贪污活动。当时兼了
公职的特务比较好些，生活费照常拿，又有公职收入，所以许多特务都希望能兼上
公职多搞点钱。
有些担任秘密工作的特务都希望兼一个公职，不但可以两方面拿钱，还可以有
更多的额外收入。特别是像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警察局的侦缉大队等单位，尤其
弄钱方便。我记得我刚派到侦察大队去当督察时，第一天去上班，我把一些书报放
进抽屉去，发现里面放了一个红纸套，上面写了三个字〃请笑纳〃。我拆开一看，
里面装的是两百元的现钞。我很奇怪，忙去问大队长翁光辉是怎么回事？他笑了一
下，说不知道。我便责问那个照料办公室的勤务兵，谁把这东西放在我抽屉里。他
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有人送钱给你，不要就算了，还发什么脾气。〃第二天，
我再打开抽屉，钱不见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戴笠。他问我为什么不要？我说：
〃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将来我就得听别人的了。〃他很高兴地称赞我。从那次以
后，便再没有人在我办公桌内放东西。我和林之江的办公桌是两对面，我常看到他
打开抽屉，面带笑容地把东西装进口袋。
罪恶活动种种
在这段时期里，军统在上海的罪行，最主要的是搞暗杀。除了杀害杨杏佛、史
量才两人我已专题写述过以外，而最多最惨的要算杀害当时在上海秘密逮捕到的中
共党员。这些被惨杀掉的先烈们，由于不像杨杏佛和史量才是社会上的知名之士，
都是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无名英雄，所以我对他们的姓名一直记不清楚。有些当时
即不知道姓名，只晓得是共产党，谁也不曾去查问究竟是真名假名，杀掉便算了。
至今想对这些英勇牺牲的先烈表扬一下他们最崇高的品质与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
连一个姓名都已弄不清楚了。
解放后，不少人谈到军统屠杀革命人士后用药水消灭尸体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
行，我就亲自见到一次这种灭绝人性的作法。至于在抗战期间如重庆中美所等处，
解放后有人指出某处是特务们杀人后化尸的药水池，据我了解，可能是一种误传。
因为以后军统特务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内屠杀革命人士后，一般都是杀后掩埋掉或
不杀即行活埋，而不愿再费很多时间和金钱用镪水等来毁灭尸体。万一有必要，如
杀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以后，便是用火焚化。因为在这些地区可以
为所欲为，根本不必多去费事。只有当时在上海租界内秘密逮捕到中共党员后，因
解送既不方便，杀了之后尸体又无法处理，这样才采用毁尸灭迹的办法，以避免租
界警务当局的注意，同时又可达到不会泄漏秘密的目的。
当时戴笠要对中共党员采取这种残酷手段，据以后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所了解，
主要是共产党不像其他进步人士，杀一可以做百，至少可以威吓一下其他的人。如
杀杨杏佛以后，并没有吓倒人权保障同盟的负责领导人宋庆龄先生。杀史量才以后，
上海新闻界中虽有不少人看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案，但都不敢像杨杏佛
被杀后，宋庆龄先生那样义正辞严来公开指责反动当局，却使一些人噤若寒蝉。这
种杀法，对反动统治当局是有很多好处的，但对共产党却不起作用，不管杀多少，
不但不会使其他党员吓倒，反而更加强了他们革命的决心。同时，军统经常到处杀
人，也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感，所以采用秘密杀害的办法，使其他中共党员不了解
情况，思想上容易放松警惕。个别党员被捕叛变后，在谈话中还打听某某是否被捕
叛变等。这样更可提供军统特务们一种有利于欺骗诱惑的手段，所以对被捕后不肯
变节的党员要采用这种野蛮残酷的办法，是有其原因的。
秘密杀害
我亲自看到过的一次用〃化骨水〃毁灭一个共产党员的尸体事件是在一九三三
或三四年的秋冬间。我当时兼上海区交通，又是情报组长，可以经常和特务们接近，
没有人会对我怀疑。有天下午我因送一件重要文件给行动组长赵理君，先到他的住
处没有找到他，便到他的组部去。这个地方当时是不准其他特务去的，我也只有必
要找组长或副组长时才偶尔去一下。
当我从后门溜进去以后，看到赵理君和几个组员忙碌异常，赵一见到我就问有
没有空？当我回答他除找他外没有别的事，他便留我在那里。过了一会我便知道是
要把昨天秘密绑架到的一个共产党杀害后第一次试用一种药水将尸体毁灭掉。我很
好奇，也想了解一下这种被称为〃化骨水〃的妙用便留下了。
这个被绑架来的人的姓名我没有问过，只知是共产党员。他被绑架后，非常坚
强，毫不动摇，而且大叫大骂。特务们怕惊动邻居们，便将他击晕过去。这人醒后，
仍丝毫没有改变，又被击昏，并将手脚捆绑，口里塞上手巾。赵理君决定执行南京
的指示……如绑到的人毫无动摇转变即行秘密杀害，将尸体毁灭。这人便成为特务
们的试验品。
事后，据赵理君告诉我，这种药水不行，不但费事而且添了许多麻烦，因此他
不主张再用这种办法。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看到或听到特务们采用〃化骨水〃毁灭
尸体的事情。
不久，他们改用另一种方法，那便是抗战前上海租界内经常发生的〃箱尸案〃。
这一残酷方法不但用过多次，而且以后军统还收集资料编成教材，作为在特殊环境
下杀人后的〃移尸嫁祸〃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将被害人击昏后进行尸体支解，再装
在箱子里，这种箱子，有时用汽车装出抛到荒僻无人的地方，有时则提到马路上雇
上一辆人力车拉到火车站或什么旅馆。由人力车拉走这种箱子时，送的人先跟在后
面走上一段便溜走。等到拉到指定地点，拉车的见没有物主跟来，有的便悄悄拉回
家去，以为发了洋财，等到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具尸体，结果往往弄得吃官司脱不
了手。
特务们这些狠毒的做法，一直得到戴笠的夸奖，认为干净利落，处理得当。特
务们在屠杀革命人士时，有时也采用另一些方法。如将被害者击昏后或击毙后盛人
麻袋中投入黄浦江。也有时故布疑阵，将人杀后，本来是一次政治性暗杀，却故意
把被害者的生殖器割下纳人死者口中，使人认为是情杀或奸杀。特务们除了用种种
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共产党员外，还有更为卑劣连禽兽都不如的行为。他们对年轻
的女共产党员，往往先行轮奸再行屠杀。戴笠知道了不但不加制止，还认为这是对
行动员的一种〃鼓励〃。他们对个别胆小一点的行动员，便将被害者的心肝摘下来
炒熟叫他吃，说吃过人心可以壮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用种种最野蛮最残暴的方法暗杀掉的共产党员，连赵理君
也记不得数目。这个凶狠的刽子手，一直受到戴笠的特殊赏识。抗战初期，他从上
海逃到重庆后即被戴笠任为军统局行动科科长，不久又提升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
员。由于杀人成性，他在河南与中统特务发生摩擦，竟将中统的一个行政督察专员、
中学校长等六人，秘密逮捕活埋了。以后经中统查出确实证据，陈立夫等向蒋介石
哭诉要求严办，戴笠还想进行庇护，由于蒋介石为了要使中统特务继续为他在反共
反人民方面卖力，才决定将赵枪决。这个为蒋介石杀人杀了十多年的刽子手，最后
还是被他主人杀掉。戴笠除痛哭几场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