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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此际的欧阳昆仑那五只小小的指尖所点者，正是俱舍宗“阿毗达摩人空法有功”中的一部“金顶佛光”。在梵语中，“阿毗”为“大”、“正”、“无比”之意，“达摩”为“法”之意，译成中文，通称“对法”，是智慧的别称。“谓以正智，妙尽法源；简择法相，分明指掌——如对面见，故云对法。”俱舍宗本乎梵名婆薮豆的天竺法师所著之《阿毗达摩俱舍论》，这天竺法师在中原佛教中可是大大有名，号曰世亲，其著作便是经玄奘法师亲译之、发扬之，而后成立了俱舍宗。“人空法有功”的来历究竟是出自世亲之手、抑或玄奘之手，已不可考；唯知此功亦本于“俱舍”之奥义。“俱舍”的梵语为“Kosa”，有“藏”、“鞘”、“茧”等译字，意指包含摄持。《大日经疏》十四曰：“法界藏者，梵音俱舍，是鞘义也。犹如世间之刀在鞘中。”
顾名思义，这“人空法有功”的精髓即在一个“藏”字上。无论是世亲或玄奘悟得人头颅果然是一部“无尽藏”，乃通过五指摩挲、打通穴脉再附之以绵绵不断的观想，方得由这“人空”遁入“法有”的境界。这部“人空法有功”中的“金顶佛光”是个枢纽，从这个枢纽分摄而出，另有十七部功法，非可于一时之间历数。但是“金顶佛光”与邢福双先前在接引佛洞中亲即点试的“文殊无过瑜伽”里那“四至四自在”不约而同、无独有偶地也成为一种“对法”，因此当年凿刻石窟者才在这相对而坐的两尊佛像头上刻下了这两门功法，所谓“如对面见”也。邢福双有意而无缘、欧阳昆仑无心而有缘，但是日后的福祸悲欢，又岂能因一部武学而定夺？设若欧阳昆仑没有从这“金顶佛光”入手，莫名其妙练成一副铁头功，将来即便庸禄一生，倒也未必落一个冤屈负辱、遗恨殒身的了局。
可这人世百态既不能以一时遭际的臧否而定夺，便也不能就其了局境遇的哀乐来论断。欧阳昆仑无心插柳，开出一路一千四五百年来无人能识、无人能习，亦无人能想像的奇诡功夫，却不仅是武林中的怪谈轶事而已——它还彻底影响、推动了后人所熟知的某些现实和历史。
原来这通西桥下的一十二颗佛头并不只是吻合于日后的“阿毗达摩人空法有功”而已。因那大同丐帮弟子之于高深武学，不过是一批睁眼瞎子，当然不会知道某一颗佛头上的凹洞所指示的是某一门功法。从而先遣交验的这十二颗自然也包罗芜杂——其中有三颗正好是日后“昙无德颠倒气血论”里的“正天庭谱”、“反天庭谱”和“合天庭谱”的发轫。有两颗显然启迪出“随智涅槃玄义”中参看前生和来世经历的“灵机图”和“幽枢图”（此二图和日后大兴其道的催眠术关系较近，与武学的牵涉较浅）。有四颗看来极可能是后世华严宗那“龙树迷踪散手”之中“外百会手”、“里百会手”、“连百会手”和“迷百会手”等四部的原始规模。另外这三颗才是货真价实的“阿毗达摩人空法有功”——除了“金顶佛光”之外，另外二谱是“如来天眼”和“三宝明珠”。
仅就这一十二颗佛头言之，已经称得上是后世传闻中“武藏十要”的一部分基础、根据或雏形了。可以推想得知，设若邢福双盗斫下来的九十六颗佛头皆能一举寻获，则一千四五百年之前流布到中土来的佛门武学势必能有更令人叹为观止的发现——至少，嗜研武术源流者对于脑袋瓜子这么一个向来不被看成武器的部位非得刮目相看不可了。
欧阳昆仑日日前去摩挲佛头，只当是个游戏，并无修习功法之念，自然也没有按部就班、由浅入深的规矩范式。是以他东鳞西爪、随缘触法，既无急功躁进之病，也无淹滞困顿之忧。反而在反复体会“我头即是佛头、佛头即是我头”的天真喜乐之中，自然将不同源流、不同考究、不同修为乃至不同用途的四门武学融为一炉，越过唐以后“武藏十要”那分门别类、画地自限的各个家数，直追北魏以前佛门武学的远祖，正是元气淋漓、浑然天成的一个境界。三年下来——也就是到欧阳昆仑大约五足岁上，这孩子已经能“端而虚，勉而一”、“不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不蹑之以足而蹑之以意、不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念、不动之以形而动之以气”。
也就差不多在李绶武与蓝衣社社员周旋于南昌期间——也就是邢福双摆脱丐帮监控，加入蓝衣社之后未几——欧阳昆仑以一“五尺应门之童”在运河九丈沟大展其“不求而得”的盖世神功，奠定了“铁头昆仑”二十余年的美誉。
20 大历史的角落
关于“铁头昆仑”的出身来历，红莲其实并没有说这么多。她只告诉我，从前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子，每天跟着母亲到一座桥底下玩儿，有那么一回，母子俩忽然发现紧挨着河水的桥孔里有一十二颗佛头，这小小孩儿便依那佛头上凿成的大小凹洞的排列，练成了一种奇怪的功夫，还在五岁那年无意间出手，从几个拍花贼的挟持之下救出一个小女娃儿。
据红莲所知，这外号人称“铁头昆仑”的小小孩儿的铁脑袋瓜儿，后来还成就过不少丰功伟业，只可惜就因为他长大之后，“脑袋一天比一天铁”、“硬得转不弯来”，终于为奸人陷害，死的时候脑袋和身体分了家。之所以告诉我这些，据红莲自己说只不过是因为看我读书读多了，把脑袋读硬了，应该引以为戒。
我听她那样说的时候宿醉未醒，且一如《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国王，满心巴望着她能永永远远地坐在我床边，随便说什么都好地一直地说下去、再说下去。为了拖延她停留的时间，我会不时地插嘴追问她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比方说：“那些佛头是哪里来的？”“一个五岁的小孩再厉害，怎么可能打败好几个拍花贼？”“那‘铁头昆仑’后来成就了什么丰功伟业？”……诸如此类。红莲也许答了、也许什么也没答。总之我所能记得的不过是一个三言两语，有如电影院门厅里发放的那种本事一样的情节摘要，以及——最重要的——红莲曾经伸出她那只白净、柔软、粉嫩光滑的右手，在我被酒瓶重击的伤处抚摸了好一阵。说也奇怪，她的掌心——也就是医书上称之为劳宫穴的位置——竟然传来一阵又一阵犹波似浪的推挤之力，其温热如浆、其轻软如绵。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我的幻觉——我听见她说了声：“改天再陪你睡，嗯？”
应该就是在那一刻之后不久，红莲一声不响地消失了；更正确地说，是我睡着了。而我当时不可能知道，红莲如何在之前或之后替我收拾房间的过程中从字纸篓里取走了我解出的那一张《菩萨蛮》的字谜。
然而一觉醒来，铭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下去的却是那一小则残破不全的、有关“铁头昆仑”的故事的印象。而且这印象还隐隐约约和我曾经在图书馆、重庆南路的一些书店——比方说我提到过的三民书局——以及我自己的书架上的一些书里读到过的小资料可以相互印证。
在那个时节，我应该专注于我的硕士论文写作的，可是——套句我们村子混过血旗帮的军火大王徐老三的话说，我是“只听二哥、不听大哥的”。徐老三这话的意思是，男人经常因为荷尔蒙分泌过盛的缘故而丧失了理智思考的能力。用在当时我的处境上，“只听二哥、不听大哥的”这话真是再恰当无比了。我一心只想着百分之百的红莲，以及她所说的一切——其中最令我好奇不舍，念之再三的几句话是她在抚摸着我的“铁脑袋瓜”的时候说的。当时我好像是随口问了这么一声：“你是从哪里读到这个‘铁头昆仑’的故事的？”红莲笑了笑，道：“我这人是不读书的。这故事也用不着读，它是我爸爸的故事。”
无论与荷尔蒙分泌量有多么密切的关系，从那一天起，我知道了一个关于爱情的定义——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依然信之不疑——那就是，一旦爱情发生，它便会激发你对所爱者的无穷好奇。在这样的好奇心驱策之下，我几乎忘记硕士论文的事，却跑了几十趟图书馆和重庆南路，终于在汗牛充栋的纸堆之中找到了几本和红莲的身世有关的书，其中当然包括一本署名“陶带文”——其实就是李绶武——所写的《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和一本署名“飘花令主”所写的武侠小说《七海惊雷》。
这两本书在不久之后被缅甸或者越南借走，恐怕早就已经流落到南洋某国的华文旧书市场上去了。若非历史小说家高阳过世前遗赠我的七本书里也包括了这两本——坦白说，我是根本没有能力去满足我对红莲那狂热痴迷的好奇的。当然，如果我没能从红莲的身世中无意间拼凑出几十年前的几个石沉大海的小案子，也就不至于陷入那几个鬼魅也似的老家伙的网罟之中，脱身不得——这个处境居然和我一向看不起的孙小六如此相似，又如此轇轕不清。
时至今日，历经许多我根本无从逆料的世事——包括突如其来的初恋、翻云覆雨的性爱、真枪实弹的格斗杀伐、扑朔迷离的逃亡、追逐、偷盗、恐吓、绑架以及毁损国家资产等等，我已经不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