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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让他说清楚，他怎么说得清楚呢？”
那人穿一身医师的白色长外套、胸前挂着听诊器、袋里插着三色笔、手上还捧着个夹纸牌，笑眯眯摸了摸从顶门朝后梳成包头的银色发丝，对我点点头，补上一句：“你说是罢？白面书生！”
我听他说这话，又仔细瞅了他两眼，总觉得此人面生得很，可笑貌语气却又遥遥迢迢地不知在什么地方见过、听过。这时我老大哥精神抖擞起来，“嘿嘿嘿”放声笑了，道：“你老怎么大驾光临了？”
这银发医生且不答他，径自往他大腿上拿过那块破布，扭脸冲我说道：“你老大哥叫你回去研究研究，你就回去研究研究。写这《菩萨蛮》的人决计不是个写‘艳词’的用心。你要是研究出来了，你老大哥准有大红包看赏。”说完倾身探头，跟我老大哥沉声嘱咐道，“怎么让人给送进这里来了呢？你不知道这儿是‘他们’的地盘吗？二才刚还到门口来晃了一下，你不知道么？”
一连三问，我老大哥屁话也没接上半句，下嘴唇却打了阵哆嗦，手底下倒没闲着——一斜身，从床边的斗柜里摸出两团皱巴巴的衣裤，当下穿将起来，口中喃喃说道：“横竖我不是个住院的命——咱们说走就走了，万爷！”
这银发医生正是万得福。他什么话也没再说，低头把我那只大书袋轻轻往床尾的褥子底下一塞，跟我老大哥比了个要他躺回床上去的手势，再起身时已经往我怀里塞了包白煞煞的东西——抖开来才知道，那是另一件医师穿的外袍，里头还裹着听诊器和夹纸牌。
我在丝毫作不得主的情形之下，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七日傍晚伙同万得福、张翰卿将一张病床偷出荣总病房，并且随即驶走一辆救护车，还一路鸣笛示警，最后将救护车弃置在新庄盲人重建院后门口。之所以把车弃置在那里，乃是因为盲人重建院就在我就读的学校隔壁。之所以连人带车一道偷出荣总大门，乃是因为不如此不能避人耳目。
我忍不住在路上问开车的万得福道：“你们要避谁的耳目？”
“谁的都要避。”万得福道，“我要不是勘查了你小子五年，连你也得避呢！”说到这里，他扭头朝车后厢病床上的老大哥叫道：“你出这趟祸殃运气不好，刚赶上另一个外三堂逃家的光棍捅了个大娄子。现下风头正紧，到处有人在捉拿他——万一拿你去顶数销案，你说冤是不冤？”
老大哥没言语，我却忍不住问道：“销什么案？怎么会拿我老大哥去销案呢？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如果我没那么好奇，没那么爱发问，没那么想介入一种原来不属于我的生活，也许连这一程便车都不必搭——或者该说，也许便不至于成为伙同劫车的共犯之一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的生命走上另一条道路的这个结果，不能全怪我老大哥被一盏两千瓦的灯砸上脑袋这一件事而已。
万得福在将救护车开上百龄桥的时候告诉我：他叫万得福，是老漕帮祖宗家门逐出来的弟子。我老大哥张翰卿同他差不多，只不过“离家出走”得稍晚，至于另一个外三堂的光棍原先姓李，名师科，入帮之后又随辈分字谱改名叫李悟科，直到前几年上——也同我老大哥一样——看不惯帮中诸领事、执事等首脑人物的行径，于是愤而自请除籍，从名中号去了那“悟”字辈谱，仍还他一个本来姓字，也成了一个逃家光棍。
这光棍逃家一节，若是在前清、民初时代，常有因为旗、舵规章不同而设的处置，轻者断指、发，重者还可以到截肢、黥面以及所谓“三刀六眼”之刑。万老爷子在日曾颁下总舵令，放任帮中弟子弃帮籍、投戎马，时在抗战初起，淞沪保卫战开打之前，为了使老漕帮光棍能一心为国难赴义，是以开了个“离家出走”的规矩，不再对逃家光棍用刑以收吓阻之效。孰料万老爷子升天之后，逐渐酿出个“清洪合流”的态势，许多老漕帮光棍自幼受前人教诲，对这“不清不洪”的局面——也就是老漕帮竟然同天地会交好分润的局面——非常不满。我老大哥张翰卿就是从这一波逃家的。然而，他则万万不曾料到，这样弃籍出帮固然没有遭到任何刑罚处分，祸殃却接二连三地来了。在片场里，他已经被崩倒的景片压了两次，漏电的器材灼了四次，就连头顶上锁紧了的灯头也已经在他脑袋瓜上砸开第三条口子了。万得福说他这还算运气好的——要是碰上治安单位里有现成的需要，说不定哪天他就让人抓进去顶数销案了。我说我不相信治安单位要抓谁就抓谁，抓不到正主还能随便抓一个光棍去顶罪的——倘使真相果然如此，治安当局岂不都教帮会给控制了？
万得福也不同我争辩，顺手从挡风玻璃底下摸了份报纸扔给我，我低头一看，是前一天星期五的早报，上头端端正正印着两行黑体和楷体字：“土银古亭分行抢案初露曙光／警方侦骑四出搜捕万姓男子”。
“老朽不才，正是这万姓男子！”万得福呵呵笑了起来，随即又道，“任你白面书生相信不相信，过得几日，他们抓不着我，也抓不着老李的话，不定又抓着了咱老漕帮里哪一个逃家光棍呢！”
我并不怎么有礼貌地顶了他一句：“胡扯八蛋。”
万得福似乎没着恼，只等来到盲人重建院后门放我下车的时候冲我一龇银牙，道：“后会有期了，白面书生！你把那《菩萨蛮》好生考据考据，万得福等着解惑释疑，已经十又七年了，虽说不急，也未必等得了太久哇！”说完，黑暗中传来一阵有如枭啼猿泣的怪笑之声。
16 卷入
作为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我过的日子已经算足够简单朴素的了。我的课程早已修完，每天只在研究室、图书馆和宿舍之间往返。不过，我的老师们仍旧认为我的“外务”太多。什么叫“外务”呢？就是写小说。他们通常保持着和颜悦色的神情提醒我“应该多花一点精神在论文上”。这话的意思就是“我又看见你在某报某刊上发表小说了”。要不，他们会这么说：“最近你知名度还蛮高的嘛。”翻译成我所熟悉的语言，这话其实说的是：“我相当怀疑你的学问到底做得如何。”
我一点也不想抱怨我的老师们。他们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是我念研究所的第三年尾，我只剩下一年又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写出我的毕业论文——一部当初我在研究计划里决定以三十万字篇幅完成的《西汉文学环境》——而到一九八二年四月间为止，我只完成了第一章第一节的九千字。在那之前，我大部分的时间像个植物人一样把自己种在床上读各种非关乎论文题旨的杂学书籍，小部分的时间写稿赚生活费。在没有应召入伍服役之前，我一直不自觉地以为人生就是那样的。
然而那一阕小小的《菩萨蛮》改变了这一切。我因之而卷入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纷扰、阴谋、斗争甚至杀戮，也因之而发现原本生活在我周遭的人都和我一样（且有的还比我早几年甚而几十年）给卷入了一个我们无力反抗，更无处求援的环境——他们也因此有了全然不同于往昔我所认识的面目和身份。在这整个的“卷入”过程中，我还认识了一些别的人——比方说我曾经提到的红莲——这些人原本只该是和我错肩而过的路人、同车而行的旅客，乃至连擦身相逢的缘分都不会有。然而，他们毕竟进驻到我的生命里来，使我忙于付出一些可以称之为好奇加上眷恋再加上恐惧或憎恨或鄙夷或爱慕的情感。也就因为这里面有了种种情感，使这“卷入”反而成为日后我再也拂拭不掉的一份记忆。也正因为拥有这记忆，先前我从未真正认识，却一直渴望着的“另一种生活”变成比什么都真实的东西。关于这个部分，我有一个总括性的评断，那就是：当人一旦进入了、拥有了真实的生活，便可以失去一切。在“卷入”的那段岁月里，我甚至连小说都不写了。
西元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七日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宿舍，开了门锁，扭亮壁灯，发现屋里坐着、站着四个穿着灰色青年装的家伙。从外表上看，他们少说也有五十多岁了——可青年装是那种官僚机构里设计出来让穿者看来较为年轻的服饰。它的上衣其实就是件不用塞进裤子里的衬衫，上下左右四个口袋，采西装式领口，但是开得高些。这青年装的下身必须是同色的西装裤——总的看起来就是副铁灰铁灰的模样儿。设计这款服装的人（据说是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先生）似乎有意借由它轻便的外观来重新塑造官僚机构里公务人员那种正儿八经的形象，使之看起来清爽、利落。当然，名之曰青年装自有它泯除公职人员因年龄分际而显示资历分际的用意。换言之，我该把这四个铁灰铁灰的人物想像得再年轻一点。
第一个五十多岁的青年问我：“你是张大春？”第二个五十多岁的青年问我：“你父亲叫张达，在‘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干编审。你母亲刘兰英，没有任何职业。你家住西藏路一百一十五巷四弄八号。你是天主教私立光仁小学毕业、私立大华中学毕业、市立成功高中毕业、天主教私立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是中文研究所第三年的研究生，对不对？”第三个五十多岁的青年问我：“你发表过三十二个短篇小说，六十篇散文。在大学里参加过合唱团，唱男高音。此外，你还是‘救国团’外围单位中国青年服务社训练出来的‘噜啦啦’服务员，对不对？”第四个五十多岁的青年问我：“张翰卿交给你的一块破布在哪里？”
冲着前三个问题，我只有点头的份儿。关于第四个，我迟疑了一下，正想答以“什么破布？”的时候，紧靠着我身边站着的第一个五十多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