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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result of your movement．My technique is the result of your technique．Total fighting freedom is what my style all about．It's actually no style．”
再度想起这部关于李小龙的纪录片时我已置身于一列南下的火车上，车厢中零零落落坐着五个人——除了我和老大哥之外，还有他那三个看来不情不愿、睡眼惺忪的徒弟——此时不论你称他们“技师”甚至“厂长”，他们都不会搭理你的。大致说来，我们坐成一个梅花阵的形式。我居中，老大哥在右后方三排之外的窗门，那三个则分别占住另外三个方位的窗口，我前面的两人还把椅背翻移到对向而坐，以便能观察我后方的动静。这就十分尴尬了，因为我们三个人的视线总会在刻意回避之时不期而遇。四目既不免交接，我便更能感受到对方在老大哥颐指气使的差遣之下“护送”我这一程是多么地无聊、无奈，又多么地敢怒而不敢言。于是我只好低下头，抽出高阳那叠手稿来读。
我没有特别注意所搭乘的火车是哪一种型号，只知道它大站小站无站不停，且不时会碰上必须暂停让轨的会车状况。应该是行经竹南附近的某地，我们这列车居然在旷野中停了半个小时之久。我从而读完了厚甸甸的一份手稿，只觉浑身上下的每一个骨节都像是当年在青年公园里被孙小六整治了一番之后那样，忽然间崩松脱落、又在转瞬间接合了回去，还发出“叱叱喀喀”的声响。
我在这一刻重新想起《精武门》和那部暴露拍摄作业实况的纪录片来——可不只是因为骨节叱喀作响、浑似李小龙的缘故，更准确而深沉的原因是：我开始面对一个写作上的问题——该如何将脑海中只有一个画面的《城邦暴力团》写出来？写成之后的《城邦暴力团》要像《精武门》那样的一部电影，还是像侧写李小龙的一部纪录片？我之所以如此困扰，乃是因为我所想像的、虚构的情节有如一部剪辑完竣、顺时展开的《精武门》，但是故事平庸、张力荏弱、内在情感既单薄又刻板。然而在另一方面，我所面对的真实材料却奇险诡异、荒怪迷离，充满了超越经验和常识范畴的生动细节；偏偏这些真实的材料又非依循时序的推移而为我所得——许多较早发生的事件是截至我细读高阳的手稿之际才显迹露相的，当这些材料正补充着我行将遗忘的一些生命记忆之时，我就活像是一个误把八厘米纪录片的画面植接到剧情片里去的导演，让胸口已经冒出一枚血红的“终”字的“陈真”落下地面，以大拇指抹去鼻尖的汗水，走入大厅，准备面对门墙外正喷出硝烟的枪阵，怒喝一声……
恐怕也正是在竹南附近那个旷野之中不进不退无前无后近乎永恒的等待期间，我决定将高阳的手稿抄入《城邦暴力团》的情节里面。也正由于这份手稿的篇幅庞大、内容芜杂，抄也不胜抄，只好拣择筛滤，裁去其中大抒思乡之情、忧国之感以及痛诋学、官两界衮衮诸公贪鄙庸懦的章节。如此剪摭，居然亦能成章，可见高阳行文，常隐端绪于枝蔓，令读者初读如隔雾看花，再读则拨云见日，三复斯旨，则赫然发现：那些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议论甚至个人感慨，其实却是把来调剂情节，制造“穿插藏闪”趣味的佐料。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精简删削，载抄载惜了。以下便是高阳之文，原亦无题，姑名之曰“残稿”——
【高阳残稿】
记不得是多少年以前了，阅书读报之余，偶有所悟，而时过境迁，往往茫然；有时写稿，更觉某一事曾持一看法而有当于心，此看法如何？则每每不复省忆，辄大憾，遂作“随手”，欲矫其失，然又不耐小品之薤露易，作了六篇，便罢手了。
“随手”算是一体，清朝军机章京的术语，办某事毕，随手录其缘由，动笔则免思，多记以备忘也。
某夜与周弃公、沈云公、徐高公、张佛公小酌，听周弃公说“县太爷的笑话”，其中有“钱收发”一则，大意是说：民国二十年前后，有赵某经发表为苏北某县县长，接获委令，赵某之父便与新官儿子扃户密商，该如何在任上搞钱。当时县长兼理司法，县府收发处收受状子，是个极有膏水的关口，老太爷坚持自充其职，却碍于儿子是太爷，却怎好委屈老子干收发呢？遂想出个改姓的主意，让老太爷冒姓钱，赁居邸外，彼此皆不认父子的关系。老太爷得以自营金屋，又添了外快，自然不安于室，甚至包了名土娼。久之老太太闻讯，即命儿子撤了老子的差。可是撤了差，岂不也断了油水的路？老太太只好妥协，但是坚持让老太爷下班之后即回邸舍上房。老太爷无奈，只得日日等县府职员走光，看清了四下无人，才一溜溜到后进，躲在老太太房里。不意终有一日失风，叫一名新来当差的卫士误作贼人追击，最后却在老太太的床上逮住。第二天的茶坊酒肆里便哄传开了：县长老太太偌大年纪还偷汉子——偷的是钱收发。
笑谈也就罢了。席散之后，徐高公与我同车，径谓：“弃子的故事不是笑话，而确有其事。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王叔老麾下做幕，有个叫田仲武的贴身扈从？此人便是拿住那‘钱收发’的卫士。那一回捅了个大娄子，差使也砸了，人倒是改了运，溯江而上，去了南昌，际遇果尔大大不同。此人现在台北，开一爿饺子庄，生意做得极好，得闲一同去尝尝。”
原本是一席闲话，徐高公并未深谈——那田仲武西去南昌如何改了运？又有了怎样不同的际遇？待我访着田仲武，大啖其山东风味的手擀皮韭菜猪肉水饺之时，徐高公已经物故了。
于此不得不补说我在王叔铭将军任总长期间与田仲武初识的一段旧事与见闻。
一九五七年，我适在冈山空军官校任上尉文书官，承老友魏子云介绍，北上到参谋本部总长办公室服务，因而结识了田仲武。此人原籍山东莱阳，北人南相，是个五短身材。某日我同他打趣：“你老兄身量如此，怎么保总长的驾啊？”田仲武笑答：“不敢学晏平仲的车夫，只好低身处世——既然是出生入死的活计，无乃生得命‘短’。”其应对之速捷、语锋之智巧，浑不似一武夫。我既奇其言，遂与之交，才知道他是一位李资政荐了来的。而仲武身怀绝技，有飞黄贲石之勇，虽然矮小些，倒的确是深藏不露的。我与田仲武所隶不同、职司亦异，但是时相过从，却也过了年余，才知他真有功夫——能以一掌心吸啜空酒瓶，瓶底复粘另一瓶口，如此连连，可至七八之数。惜仲武矮小，非登桌蹈高不能售此技。我也只在他醉后见识过一回。
徐高公归道山后未几，我从饕友唐鲁孙处得知田仲武在竹林市开了爿“田翁饺子庄”，即驱车往访，果然重逢故人。“旧翁”的饺子好在馅食结棍而绵软，更好在面皮匀润而坚实；内藏不腻、外披不滑，决非寻常名店的凡品可比。我大嚼数十个，始悟其佳处必与田仲武的拳脚功夫有关，乃殷殷探问个中缘故。渠徐徐告我：“的确是掌中火候使然。”
原来他老兄在那赵知县衙中闯了祸，混不下去了，闻听人说“南昌行营”方面有招募什么青年团的部曲，便乘小轮溯江，投了军，未料到了“行营”派差，干的仍然是卫士。
一日，忽然来了命令，要找个练家子替贺衷寒办件事。田仲武亟思有所表现，当下应卯去了。孰料贺某的公事竟是揍人——那人给囚在一间办公室里，吃他打了一顿，居然不愠不恼、不抵不拒，反而指点了他一套举法。日后那人不知如何竟成了贺某的股肱，留在“行营”听用，于是也和田仲武交上了朋友。时日稍久，非徒讲谈些古往今来的掌故，开益其心智，还点拨了他一套心法，助增其武功。那人正是日后又把田仲武荐给王叔铭的李绶武。我知田仲武敦实谨慎，非妄言者，从而对李绶武产生了好奇的兴趣。
据田仲武形容，这李绶武似非甘心情愿为“力行社”所用，可以从一桩小事上看出。
是时约在一九三二年，李绶武在“南昌行营”居停，形同软禁。大多数的时间里，他是足不出户的，只在计划科翻读文书。每隔二三日，贺衷寒便前去叩门，二人随即密谈数刻。由于例行的端茶送饭，以及偶尔要陪同李绶武到附近街市游走闲逛，甚至找浴池洗澡之类的琐事，都由田仲武打理，两人交接渐密，仲武也渐渐看出了李氏的郁郁。
某日，贺衷寒又来密商了一两个小时，仲武正待为二人换茶，贺衷寒刚要出门，回头抛下两句话：“‘大元帅’自有‘大元帅’的盘算，我是保不住他俩了。”贺离去后，李绶武叫仲武进门，愁眉苦思了半晌，才对仲武道：“可否请老弟给张罗几样物事？”
李绶武要的东西是几支大大小小、形制不一的毛笔，一卷宣纸和各色染料。在仲武看来，这几样东西颇为寻常，更不虞触犯“行营”安全规定，随即给备办了。而李绶武果真就伏案挥毫，不眠不休地作起画来。其间约莫有两昼夜的工夫。
仲武毕竟是庄稼人出身，既不通文案、更不识丹青，只知道画中有两个对坐饮啖的古人和大片的林木树石之类。画成之后，也不知李绶武作何处置，仲武也未甚留心。又过了一天，贺衷寒忽然神色仓皇地跑来——似乎是情急之下、不及遣退仲武，径自冲口而出，对李绶武道：“戴笠有谍报来，说‘大元帅’险些遇刺！据传是冯玉祥所主使。”
李绶武却气定神闲地答道：“这事，应该已经化险为夷了罢？”
“你日日足不出户，怎能得知？”
“那一日我初入贵‘行营’，那位居先生不是说‘戴公来电报交代我和那叫花子上南京出一趟差’么？试问：是什么样的差得劳驾两位练家子慌急登程，竟然把在下就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