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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还会接着忆起民国三十四年发生在杭州商会会馆中的一宗血案：年仅十六岁的莫家拳少宗师被一无名刺客三枪打死在一间待客小厅的沙发椅上。这条新闻当时轰动大江南北，有谓老漕帮向与经营海运的项氏不睦，故派枪手先杀人、嫁祸，好让项氏难堪。也有人以为是飘花门孙少华怕项迪豪一旦得着拳谱，便将一报昔年当街折辱之仇。甚至还有人说：莫人杰是诈死，目的在于乘机赖掉项迪豪为一览拳谱而替他清偿的一屁股烂债。更有人怀疑：项、莫二家早就勾串好了，什么债务、拳谱，都是表面文章，其实不过是找个家下佣作代死，目的反而是于案发之后鼓唆报刊杂志之好事者添油加醋，捏造出对老漕帮和飘花门极不利的传言——事实俱在，莫人杰一案果尔在极短时间之内挑拨得孙少华愤激而死，老漕帮声誉暴跌。
“这一条是一九六三年十月中窜进来的，”家父接着凑脸近前，道，“当时爆出个沸沸扬扬的‘周鸿庆事件’——你还小，大概不知道罢？”
我不吭声。因为我还没打定主意要不要告诉他，其实我非但知道“周鸿庆事件”，也在《食德与画品》这本书里读到过：杭州湖墅旺族莫用过一任主厨，叫周鸿庆，拿手的名菜叫“红煨清冻鸭”。周鸿庆声震一时之际，还有知名画家给画过一幅长宽各约数丈的巨幅群鸭彩绘，题上“冰肌玉骨香无汗／水暖春江鸟不知”的七言诗句，“江鸟”二字巧嵌其中，寓一“鸿”字，传为美谈。这人日后如何，我却不得而知，因为我在读到这个段落上的时候，颇为书中形容那巨幅彩绘的工具——“帚笔”——所吸引，一翻检附注，说“帚笔”须具备相当程度内功且功力必精湛异常者方可运行，“近世唯沪上方公凤梧一人能之而已”。当下转了兴趣，便去寻觅那和方凤梧有关的书，就是《神医妙画方凤梧》了。
“你先看‘世宗高寿死，岂其所愿哉？’这两句——”家父抠弯食指，往屏幕上的字迹敲了敲，道，“周世宗英年早逝，则称不得高寿；既非高寿，这高寿二字必有别解。我再问你：读过南朝梁徐勉的《故永阳敬太妃墓志铭》没有？谅必没有，问了也是白问。在这篇墓志铭里有这么几句：‘年高事重，志义方隆，宜永绥福履，而奄夺鸿庆，以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构疾，十一月己卯薨于第。’这里的‘鸿庆’所指的便是高寿了。如此再回头看：‘世宗’是后周之主，隐一‘周’字，合以下文‘高寿’所射之‘鸿庆’，非‘周鸿庆’而何呢？两句并起来看，则冒出来个‘周鸿庆死，岂其所愿哉？’再合上前一句‘爱能实非人杰之助’怎么看、怎么像是藏了个脱靴摘帽的谜戏，实则说的是‘莫人杰’，或者‘姓莫的实非人杰’——这一条，逞足我的力气，也委实解它不得。不过，倘或江湖上传言不虚，说莫人杰其实未死，则说不定死的却是‘周鸿庆’，于是下文中‘周鸿庆死，岂其所愿哉？’这才说得通。对罢？”
听语气，家父并不知道那周鸿庆和“红煨清冻鸭”乃至于他在莫家担任厨作的杂说掌故。换言之，家父凭字解谜，得着了一个明明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却没有证据——他手上的拼图板缺了一块——而缺掉的一块证据，却恰恰藏在他不许我读下去的书里。我耸耸肩，道：“我读书少，说对了也是白说，说不对也是白说。你读书多，那么‘备12’又怎么解释？”
家父可能很想斥我一回，可兴许是他的考究癖上来了、挡不住了，遂只白了我一眼，硬吞两口唾沫，道：“这一条虽说与对日抗战的背景有关，却根本不属于战史的材料范围，之所以编进备考档，纯粹是因为它当初是同‘备11’写在同一张纸片上的缘故。只不过从这一条上倒可以看出些别的头绪：第一，陈光甫不只是国府要员，也和民间一些大公司、大行号有极深的渊源，常凭借着洋文呱呱叫的本事，替人办些交涉之类的事；第二，这一条没写完，只写到汇丰银行复业，这很奇怪。我后来查证了些别的资料，发现汇丰复业之后，曾有很短的一个时期，宣布公开兑现旧港币。那是因为库存现钞够不上应市、新钞又来不及发行。英国人原以为战火惨烈、焚毁无度，也许兑不回多少旧钞，总之是拿来流通应急而已。孰料周氏纸厂赫然押运了一吨多的旧钞来兑英镑，兑得汇丰差一点周转不灵，只好以银行股票易钞票，另外还延请周氏纸厂的老板出任汇丰董事、兼理总裁职务。你方才说陈光甫买下多少‘蛇草行书’的作品，分赠政商名流；其实那些书法作品根本不是陈光甫买的，真正的买家却是那位隐身幕后的周老板。第三，‘蛇草行书’的确如你所言，是那洪达展自创的一门书法，可是它既非古董亦非杰作，怎么会有人肯花那么多钱去买了来交际公卿呢？——”
“搞政治的懂什么书法？有人捧、有人送，自然有人挂起来当宝贝。”我哼了一声。
“不！这里头另有玄机。”家父托起下巴颏儿，摩挲着花花白白的胡子碴，道，“尤其是这两条文字的内容全然无关，却写在一起，这表示，除非前一条里的‘周鸿庆’与后一条里的‘周氏纸厂’有什么牵连，否则是说它不通的。此外，众所周知‘周鸿庆事件’是一九六三年十月间发生的事，周氏纸厂兑港币却是一九四六年秋天发生的事，至于‘蛇草行书’大兴其道，更在一九四七四八年间，三者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关，各见端绪却互无脉理。然而既给写在同一张纸上，依例是不可能无关的。”
他在这么说着的时候，我已经理出了自己的头绪。在我看来，陈光甫（或者他所代表的周氏纸厂老板）之所以会去买一大堆并无艺术价值的烂字画，极有可能是一桩幌子交易——质言之，买方出钱是真，卖方所供应的却另有其物；只不过那真正的货物若非见不得人，即非可见之物，才借着“蛇草行书”的买卖掩护之。其次，如果“周鸿庆”早就在一九四五年被当成是“莫人杰”而遭人射杀于杭州，则到了一九六三年十月间冒出来的“周鸿庆事件”便显然也是个幌子了——起码，在日本投诚、却让一辆莫名其妙的出租汽车给载进苏联大使馆，以致功败垂成、被遣回中国大陆的倒霉鬼应该不是什么“周鸿庆”，却极有可能是当年诱人为饵、代捐一命的“莫人杰”了。暗中提供资料给家父的人也是趁着闹出“周鸿庆”事件的热潮，才打蛇随棍上，把这一条窜了进来。
然而此刻我所关心的不是什么陈年骨头烂年鳃的谜底，反而是家父这后半生所戮力从事的工作。不论他埋首于这满坑满谷的战史资料是一程多么繁复迷人的探访，也不论这探访之于他是否真能作为一次不堪回首的逃亡的救赎或治疗，我隐隐然觉得：李绶武当年提供的这份差事是不值得做的！
从那折返点之后，家父所涉猎、钻研、勾稽、补缀的一切，都是一个看来十分十分伟大的大时代对一个十分十分渺小的小人物的作践、浪掷和虚耗。在那不时会供应一条又一条难以归类入档的资料给家父的人心目之中，家父只是一部堪用的机器，负责保管一切有价值的秘密。家父绞尽脑汁、费煞思量，只能爬梳出一些对于整部《中国历代战争史》全无用处的“备考档”。浸泡在这些仿佛藏匿着许多意义的谜样的文字之中，家父自己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墨绿色马粪纸制成的档案夹而已。他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由他所发现、誊录、整理甚至拼凑出来的秘密。
“究竟是谁提供给你这些备考档的？”我冲口问道，“难道你从来不去查一查？你不想知道么？如果就是李绶武，你不觉得他只是在利用你——”
“没有谁能利用谁。”家父倏忽提高声量，旋即瞑上眼，深深喘息了一阵，才又平静地说，“如果你说的是部里这份差事，我从临时雇员干到简任一级编审，一干三十四年，最后画成了七百多幅战图，可以了！如果你说的是这份备考档——”
“我说的就是备考档。”我站起身，暗里使脚尖勾住书袋的背带，道，“这个一天到晚给你假资料、打哑谜的家伙到底想干吗呢？有话为什么不明写白说呢？绕那么些个圈子，不是简直要把人逼出个妄想症来了吗？”
“要是写明了、说白了，‘他们’那一边的人不也明白了吗？”家父睁开眼，鱼尾纹微微朝上扬了扬，似乎是笑了，“至于这一边的，我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人家是‘一个家伙’还是‘几个家伙’；我只知道人家很沉得住气，一丝一缕地追查着一些个事情，有了点什么眉目，就窜个一条半条的材料给我，一直到整部《中国历代战争史》初稿编成，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事。之后，我开始忙画战图的工作，直到退休，其间二十年，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一条资料。”
对于家父来说，“备考档里藏着什么重要的讯息？”原本是个不存在的问题，直到他从孙老虎那本《七海惊雷》里看出欧阳昆仑运金遇害的一点苗头，才兴起了翻箱倒箧、彻地钻天的搜检和考证工作。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才赫然发现：备考档已经十年多没有新的进项了。最后一条的编号则是“备33”。
这三十三条字谜当中，可解者不过四五条。家父遂将《七海惊雷》从头到尾又看了几遍，依旧毫无所得。照他当时的揣测，乃是由于解码的“译本”应不只《七海惊雷》而已；可是书海浩瀚苍茫，叫他到哪里去寻觅其他的、也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译本”呢？在这个若有知、实无知的阶段，家父有一个在事后看来固然可称为准确却也失之简单的直觉：他认为备考档极可能来自不止一个的、亲近老漕帮的人物，为了追查和老漕帮有关的疑案而刻意将这些看似藏有机关的字谜窜入战争史料，加上一个能细心盘点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