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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辛苦了、辛苦了。”话才说着，我身后一挤——次一个出来的龙教授赫然也是个高大胖硕而挺拔的老汉。他的手比之郑教授既温且厚，握上去的一刹那间仿佛戴上了一只热烘烘的棉手套。握时自不免又是一阵“恭喜”，然而他说完了却没有松手的意思，半拽半拱地把我拖出几步开外，突然压低声说：
“大春！切记切记——从今而后，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
“什么？”
“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他又说了一遍，那张同字脸上倏忽像掀开一只蒸笼盖儿那样漫出一阵紫气来。我正诧异这人脸怎么会犹似一块调色盘那样，他却抽个冷子昂起钟磬般的嗓子，道：“可惜你读了那么些书，都读了个七零八碎儿。”
“有朝一日——”郑以伟教授这时依旧用那种枭鸟夜啼呼笑之声横里截过来，道，“有朝一日人家把这些零碎儿掺合起来，汇入一鼎而烹之；自凡是火候到了，未必不能大快吾等朵颐呢！”
两位教授说到这里，相互欠了欠身，结果让个头儿几乎高出一指的郑以伟教授先行，龙敬谦教授在后，临去时回头朝小五挥了挥手，再瞄了我一眼，笑道：“好、好、好得很呢！”
此刻之后的事，我只记得王所长一步迈近我身边，脸上挂着笑容目送那两个渐行渐远的魁梧背影，嘴里却叹了口气，沉声道：“要不是碰上这两位惜才如金，你这四年可就算白混了——还有你那本论文，我看还是烧了的好！”
我猜想他此刻的心情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为我侥幸混到了一个学位而高兴，一方面更为那篇满纸荒唐言的论文而不安——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最顽强骨鲠的疑惑是：两位教授怎么一松手就放我溜过了门槛？带着这个疑惑，我转身朝王所长深深一鞠躬，说了声：“对不起，老师。”我的意思不只是为一篇胡说八道的论文辜负了他的教诲而道歉，也为我带来的疑惑和不安而道歉。在鞠躬的当时，我当然无从解释；此后多年，我更未曾向任何人提及这一点。或许是出于一定程度的蓄意掩藏罢，每当有人问起或向我索取我那本“听说写了三十万字”的硕士论文，我就说“早就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不值得看的”、“完全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我确乎烧掉了手边仅存的几部，有如罪犯淹灭证物一般唯恐残留一丁点儿蛛丝马迹。但是绝大多数听说过这本一度存在过的《西汉文学环境》的人都以为我这是出于中文系学者必然的行事风格。他们若不是误会我谦抑自持，就是怀疑我拥学自重。这种加诸于我的标签无论出自善意与否，都是不正确的。而我忙着逃亡——对于一个逃亡者来说，任何错误的认识都无须辩解，因为它们总是最好的掩护。
是以我逐渐从意识的深处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这个培育我八年的系所、离开了老庄孔孟程朱陆王、离开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离开了原本我以为可以托蔽于斯、终老于斯的一个华丽古典世界。鞠着那个躬的时候，我在饿得咕咕叫的肚子里跟自己说：“如果我再回来，一定是个骗子。”想必是出于羞惭的缘故——当我鞠了躬、道了歉、转身随小五姊弟俩的背影疾步趋出之际，根本不敢去看王所长的表情。也就在那一刻，我大约恍然悟觉，为什么早上在已然物是人非的宿舍前我会那样一无节制地纵声大笑——其实我是想哭的，只是我不太会哭（也许缘于缺乏练习之故）；我从未拥有那种认真哭泣的能力。
从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的口试现场回到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家父的书房，只须一眨眼的工夫。这个老人并不知道我大叫着想起来的一切其实已然被我刻意隐瞒了整整九年，他以为我从“白邪谱”中找着了认得的名字，遂回过头来，像是露出一丝笑容地说：“从年岁上看，我猜是这个‘洪子瞻’。对不对？”
我摇摇头，道：“我想起是谁告诉我‘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的。”然后我说了那两个名字——龙敬谦和郑以伟——并且告诉他，是这两位教授主持通过了我的硕士论文口试。
家父听着，上半身似乎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两下，随即扭回头去，伸手往电脑键盘上敲了几下，过了几秒钟，我看见那方黑色屏幕上出现了“龙敬谦”和“郑以伟”的反白字样。家父接着又按了十几个我来不及辨识的字键，又过了大约半分钟之久，那六个字在转瞬间消失，变成了另外两组三个字的姓名：“钱静农”和“魏谊正”。
“如此看来——”家父索性把那副看来像是怎么扶也扶不住的眼镜摘了，吐了一口大气，缓缓说道，“你早就招惹上这批人物了。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
40 风云渡海
根据我平素的观察，一九四九年渡海来台的外省人绝少向他们的子女描述渡海期间的生活细节。大部分即使是善于回忆或描述的人只会使用较多的形容词去强调当时场面的混乱或惊险，仿佛旅程中他所看到、听到、尝到、嗅到、触到和想到的，可归于名词性的事物都在过度的恐惧中失落、淹没了。比方说，像彭师母那样会说故事的人在提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也只说风浪多么多么地大、人多么多么地挤、共产党的炮弹打得离船身多么多么地近，接下来猛里一跳，就跳到船靠了岸，有小贩来卖香蕉，那香蕉是多么多么地甜，又多么多么地便宜。大家吃了个死饱，以至于日后看见香蕉又是多么多么地倒胃口。
我在年纪还很小的时节便想像：也许有一天我长大了，得找个机会仔仔细细追问一下家父家母，他们是怎么来的？坐什么船？那船有多大？形状如何？买了船票吗？船票长什么样儿？航行时间有多长？舱房里的设备呢？睡的是那种美国电视影集里出现过的吊床吗……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正正经经询问过这些，或许是关于逃难这件事家里一直有种不堪回首、讳莫如深的气氛，或许是我并不那么好奇，也或许我总以为它是唾手可得的一个人生的零碎片段而未加珍视；无论何者，家父出乎我意料地主动说起来，反而不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有着惊心动魄的史诗格局与壮丽景象——它充满了卑微、琐碎、令人不忍逼视凝思的紊乱细节。渡海行动本身显然就是摧毁人生记忆完整性的一个手段。
在开始叙述此一日后看来意义重大的仓促迁徙行动之前，家父伸手指了指“白邪谱”倒数第二行底端，也就是排在“项迪豪”之前的两个名字——施品才和康用才——接着那句“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的话说下去：“这两个人，原先是我老漕帮中的光棍，是‘老爷子’跟前的扈从，辈分不算高，可资历和声望却因为是‘老爷子’家臣的缘故而非比寻常了。”
家父一向对他曾经在帮这件事守口如瓶，忽而说了这么一大串，听得我不由自主张口结舌起来。尤其是扯络上施品才、康用才这两个名字——他们不正是徐老三那张江湖图上脚跨哥老会和“国防部”情报局两个势力范围的“两位老资格”吗？当年在美满新城一巷七号顶楼上（甚至更早之前在茶园的仓库里）被孙小六打了个落花流水的不也是他们吗？
“把你和欧阳昆仑的女儿那叠子妖精打架的照片寄给我的，恐怕也是他们。”家父沉吟了半晌，抓住一只眼镜腿当摇鼓轴子似的转了起来，道：“难说他们是从你身上追出了我，还是从我身上追出了你，总之把咱爷儿俩搓成一股，想必是合情入理的。这，得从一九四九年五月底说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宣布全省实施戒严。戒严期间除了本岛的基隆、高雄和澎湖的马公三港在“警备总部”监控之下开放船只进出之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闭。对于当时仍身在青岛的家父、家母而言，这是一道远在天涯、毫不重要的消息，他们甚至全然无从想像，一个东南方数千里之外的小岛开始盘查出入人口的这件事同他们会有任何关系。
在那个日后看来至为重要的日子里，家父念兹在兹的一个问题其实微不足道：他究竟应该参加一个济南同乡的生日局，还是老漕帮为某重要“帮朋”所举行的接风宴。这两个应酬恰巧撞在同一天下午六点。家父若是参加后者，则必须独自前往观海山西侧、浙江路北端最高处的圣爱弥儿教堂旁某酒楼——此行极密，连家母都不可与闻。若家父参加前者，则可以携家母一同前往西镇南村路上的杏阁饭庄，之后再和那些同乡们徒步去至仅有一箭之遥的天成大戏院听戏。正由于两地相隔甚远，势难两全，家父懊恼了半日，才由家母拿定主意，谓：家父何不径自赴老漕帮之会，而由家母代往西镇南村路参加生日局，待老漕帮这厢散了，家父再往天成大戏院接家母回住处，如此安排，勉强算是两头靠岸，起码各不失礼。
孰料家父乘了辆人力车刚到圣爱弥儿教堂门前，便闪出两个疾如风、动如火的练家子，趋前对家父道：那位重要的“帮朋”人是来了，却不是来参加什么接风宴，当晚的聚会一无酒、二无肴，便餐云尔。目的只在问一个点头与摇头的“然否”。点头的即刻发给船票，摇头的当下一揖而别。家父一听这话，比没听还糊涂，忙用暗语盘问那两练家子，一连盘了十八个来回，才知对方果然是本帮光棍；一个叫施品才、一个叫康用才，并称“哼哈二才”的是也。这“哼哈二才”情知家父是“理”字辈儿的前人，在帮既久、隶籍固深，不可轻慢，是以执礼甚恭，答问亦十分详尽。然而家父一向落拓成性，鲜少过问帮中事务，也不愿意倚仗着什么资格辈分耍些不必要的派头，遂低声下气地询问起来：究竟是多么重要的关节？为什么只问一个“然否”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