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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三口子眼生面涩的尴尬人，说不定是夜来刚得手的一窝小蟊贼，为什么不给他们来个黑吃黑呢？
无论林玉郎打的什么主意，总之他在几秒钟之内便后悔了——但见孙小六伸起一根直愣愣的手指头，往柜边一根六寸来宽的顶梁红木柱子上戳去，看他戳得不花气力，犹似戳进一块海绵蛋糕里一样，而食指齐根没入，连一粒粉层也没惊动。孙小六指起指落，转瞬之间在那根红木柱子上留下六个圆洞洞。
林玉郎的手不挥了，探下桌面，打开另一个抽屉，向小五抛出一个求救的眼色，近乎带着些绝望的神情，道：“你讲多少？”
小五要了三万块钱，三百张百元大钞，我们一人揣起一叠子塞进各自的口袋。从这一刻起，小五说什么，我就听什么，而且打从心底服气——包括她招手拦了辆计程车，顺向往新竹去，才到了新竹又换乘公路局中兴号，一路坐回台北，再换了不知道几趟计程车。赶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刚过八点四十，辅仁大学例行第一堂早课的准时间。
路上总是小五挨着我坐，孙小六则始终坐在前座或者后座，不时朝四下里张望搜寻着，仿佛真有什么妖魔鬼怪在附近伺机蠢动一般。直到我在宿舍门口石阶上吃了一颗子弹之前，无论是在意识或者潜意识里，我始终把她姊弟俩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行径当做是一场无伤大雅的儿戏：有如孩提时代村子里的小鬼们玩儿的什么“追踪旅行”、“陆海空大作战”或者是“神仙老虎狗”之类的游戏，有逃的一方、有追的一方；有找的一方、有躲的一方。总的说起来，我们不过是玩一种即使长大了也还玩不腻的游戏而已。
儿时玩那些个游戏的情景，我曾在一篇散文中描述过，称之为“以想像力为仅有玩具的惊恐演练”。在几条连狗摇尾巴都会甩到墙的狭窄巷道里，我们扮演猎人以及猎物；既不知会遭遇什么样的追捕，也不知该从事什么样的搜寻。通常我们会在转角的墙砖上辨识一些用尖石片或超级牌小刀刻留的记号，但是——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分不清那记号是“同一国”失散的友伴所留下的指引或呼求信号，抑或是“另一国”守候的敌人彼此之间的联络密语。当然，它也可能是一种请君入瓮的陷阱。我们甚至还经常遇到这样一个状况：大家都忘了墙砖上的记号，其实是上一次或上上一次游戏的遗迹。那是一次早已结束的虚拟作战，可是墙砖上的刻痕混淆了每个人的记忆，使我们在误读和误解中将当下这一次的游戏假想得更复杂且更凶险。
对几乎所有的孩子来说，高潮通常在于敌对双方或三方的人马全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蹑手蹑脚的潜密行动，聚集到路灯底下争论那些记号的意义。在争论中，原本敌对的态势会突线改变，“同一国”内部的矛盾开始浮显、升高，留下错误记号和误解记号意义的人立刻遭到排挤，解决的方式通常是把这种人轰回家去——在下一次的游戏中，他们大多能组成崭新的“另一国”。
对我而言，游戏最有趣的部分却全然不同。我常在争论开始之前溜回家去，等所有的人不欢而散之后再悄悄地重返现场，拿小手电筒照映每一个笔画模糊的记号，思索且决定它“其实是”、“应该是”、“绝对是”什么意思。在喧哗落尽的暗巷深处，属于我自己的游戏正式登场，参与的角色阵容无比庞大，有我从故事书里读来的古代剑侠，有我从电影里看过的侦探、杀手、美女和恶棍，也有我生活里的玩伴——只不过在童年的现实之中他们从来不理会我的指挥调度而已。
当小五在那一程忽而绕远、忽而抄近的车行途中，捧着徐老三的黑皮小册子向我解释那五百多页暗码的用途之际，我其实并没有认真聆听，反而不时想起孩提时代在老复华新村那些狭窄巷弄里独自奔跑、藏匿，煞有介事地追逐和逃窜，并随时自言自语着顺口发明的一些暗语的情景。我想我是一直在偷偷地笑着——我一直记得那种轻微的、挂在嘴角和心头之间不知什么位置上的嘲谑之笑，仿佛经历了这么多年，活过了这么多日子（就算再加上“上了这么多学”、“读了这么多书”罢），我根本没有长大，我所遭遇到的人和事也都如此幼稚，犹似孩童的嬉戏！
在距离口试开场只有一刻钟的八点四十五分，我们来到了校园深处的文学院餐厅门口，我终于忍不住而放声大笑起来，真笑得弯腰缩腹、热泪夺眶，小五姊弟（或许还有从旁路过的一些正忙着期末考的学弟妹们罢？）显然被我这一阵突如其来的狂笑吓了一跳，弄得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不知如何是好，我却笑得更厉害了——不是的确很好笑吗？你们一个个儿神情肃穆、举止端严，好似有那么一桩铺天盖地、生死交关的大事即将发生、正在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了。可是，我又怎么知道，说不定这一切，只是一个成人世界故作正经而处之的游戏而已呢？
也许我在那一刻崩溃了。这样推测并非没有道理，我与整个世界彻底隔离了半年多，杜撰了三十万字的学术论文，亲眼目睹了一切违反自然律、经验法则和科学常识的事物，最后还得忍受一个“随时冒着生命危险”的警告，参加一场绝对不可能通过的论文口试。我当然有理由崩溃一下。
然而，疯人显然也有疯人的锐利理智——我在自己那一发不可收拾的笑声中，感觉到周围投注而来的每一束充满惊疑、错愕、哀矜、怜悯的目光，都像是发自一个极力扮演成人的小孩子。他们看我那样笑着，可能以为我罹患了癫痫之症，遂在某一个片刻，他们会庆幸自己十分健康正常、未入谵妄之境。揣测到他们这样的念头，我便益发难以控制地笑得更响亮、更激动了。其间我一度想抬头跟那些陌生的脸孔解释：我只是趁口试尚未举行之前，带两个儿时友伴前来参观一下大学时代我曾经住过的宿舍，如此而已。然而即便是这么想了一下，都会牵动我横膈深处某一条敏感颤抖的神经而催发更难抑忍的噱笑——因为我赫然瞥见宿舍门口张挂起“男宾止步”的蓝底白字塑胶告示牌；校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整幢男生宿舍改交女生寝住。我的老鼠窝乃至里面未及搬出的书籍、资料、日常用品以及垃圾全部转交“另一国”人士使用了。我的大学生活、少年终页和黄金岁月完全失去了可资实证的地标。我于是笑得更开怀，终至摇起头来。
便在这一刻，我听见小五对孙小六说：“你给张哥找杯水来，我去给徐老三打个电话。”
大约就在他俩离开了几秒钟之后，像是有人恶作剧似的往我后心窝上用雨伞尖之类的物事给杵了一记——至少当下的感觉确乎如此——我一个稳不住身形，从宿舍门口洗石子的阶梯短墙上朝前仆倒，所谓的狗吃屎，往阶沿儿磕个正着，血水从鼻孔和嘴梢涌出，我晕了过去。
此后两三个小时之间所发生的事于我始终是残片断絮一般，这也是我在日后总想它不起、理它不清的原因。事实上我只晕倒了不足一分钟，小五姊弟便在一阵呼喊和吵嚷声中冲入人群的重围，把我扶了起来。我感觉孙小六的两根手指头在我的背脊上摸索了一阵，听见他低声跟小五说：“张哥中枪了，还好有徐三哥给穿的背心，应该不碍事。”
之后再有意识的一幕是在考堂上。本所硕士论文口试向例在研究所所长室里的会客厅，厅中向北的墙上有一盏挂钟，钟面上的指针指着九点零二分，钟底下一字排开坐着三个老先生。最右边的是所长王静芝教授，左边那个照说应该是我的指导教授叶庆炳先生，至于中间那个则想必是从外校聘了来——我们称之为“开刀手”的另一位口试委员。然而我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首先，我发现左边那人长了张紫气蒸腾的同字脸，一点儿也不像我的指导教授。其次是中间那位居然一直不停地说着些有关烹调、厨艺之类的话题，右手里还不时拨弄着两根银光闪炽，犹如筷子一般的东西，看来更不像是要来砍我的论文的“开刀手”。此外，王静芝所长也浑然不似平日里看见我时愁眉苦脸、恨不成器的严峻肃杀。相反地，他显得十分兴奋、十分愉快。
我再能记得的情形大约发生于九点四十五分。当时我的背脊发麻、头壳肿痛，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些轻微的脑震荡，满心只挂念着小五姊弟俩究竟是怎么把我安置进考堂的，以及他俩的去向又如何。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地想要集中注意力去思索或观察哪怕只是一个单纯的对象，都不能如愿。诸般感官像是各自搴旗拥兵，相互对阵开火，大有彼此争胜的况味。我若使眼睛看什么，便听不见任何声音；若使耳朵听什么，便犹如一个瞎子。从九点四十五分左右开始，这状况持续了一两个钟头。就事后多年回忆的片段而言，当时三位考试委员侃侃而谈的大都是我论文参考资料的部分。有一个（我实在记不得是哪一个了）不停地想说服王所长，极力称许我所引用的书籍都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还有不少传闻中新近在中国大陆出土的罕见文献。王所长则像是不肯轻易回护一个被外人谬奖的子弟那样，一再强调我对基本史料和原典的引述太少，而在未经证实的稀有书籍之借题发挥者又太多。仅仅是这上面的争执就适足以让我的头皮像一只无限充气的皮球一样，随时而有爆裂的感觉。然后我注意到，那个应该是叶庆炳教授的紫脸人不时会朝我颔首微笑，似乎有意向我暗示：别担心、别懊恼、高兴点儿。“Don't worry，be happy”，鲍比·麦克菲林原唱的那首老爵士，十分拉丁风情的那首歌——老实说，在看着他那张同字脸的时候，我满脑子就是鲍比·麦克菲林的那首歌。甚至——也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我已经不由自主地哼起“Don't w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