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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拜读过你最近发表的文章，莫里斯，用你自己的话说，在基因移植技术上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长足进步。”
“是的。”杜瓦尔非常肯定地说。
“好极了。现在我解释一下打电话的原因，我有三个问题要问你，如果你回答的和我想的一致，我再提第四个。你看行吗？”
“讲吧。”
第一个问题带有试探性。他开始问道：“现阶段，你是否在人体上做过肿瘤遗传变异和移植？”
“不，还没有。不过，我成功地做过一些其他基因移植手术。在1980年由马丁·克林博士于加利福尼亚首次开拓的领域里，我对患倍塔靶形细胞增多症——血液紊乱的病人做过处理。这种病有生命危险。对上述病人我做过基因移植，把健康基因引进到缺损细胞中去，成功率极高。”
“好吧，第二个问题，”克莱因伯格说，“你能否对肿瘤患者施行同样手术？”
“当然可以。很多次我一直想做这样的手术，那正是我的研究范围，我的一切实验全是围绕这最后一步进行的，我可以做。”
“第三个问题，你估计有多大成功把握？我是指患者完全康复。”
“这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了，我是说，如果患者病情稳定，手术成功，完全康复可达到70％。”
“能有那么高？”克莱因伯格吃惊地问道。
“我的估计比较保守，是的，保罗，至少有那么高。”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其实算不上什么问题，听起来令人又吃惊又高兴。这是我的第四个问题。我想它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我现在负责一个病人，你能不能为她尽快做做手术？”
“干嘛不呢？你只要告诉我时间就行了，我可以安排一下日程。征得病人的同意了吗？”
“还没征求她的意见，”克莱因伯格承认道，“我想在病人同意之前和你谈妥。要是病人答应，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做？”
“在哪儿做——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四，”克莱因伯格说。
“我很忙，这你知道，可什么时候不忙呢？也许安排在周末好些，星期天也行。对，就在星期天吧。”
“你能到卢尔德来做手术吗？我这边比较好安排一些。”
“到卢尔德？怎么不行？读过卡雷尔的报告后，我一直想去看看。”
“正像卡雷尔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卢尔德确实异乎寻常或者叫名不虚传。”
“我翘首以待。”
“我现在就去征求患者的意见。说实在的，莫里斯，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我会尽力而为。她的病很重，但出于个人的考虑，阻力仍然会很大。尽管如此，我还要试试看。如果我能说服她，你是否还要先看看病历？”
“那是当然。”
“五年来，她存下了一大堆病历，直到昨天我还给她诊断检查、做透视。如果能找出办法，我当然不会麻烦你。”
“别说麻烦不麻烦了，快给我病历吧！”
“谢谢，我这就叫埃丝特·莱文森护士带上病历乘飞机到巴黎，明天一早送到你的办公室。”
“好极了。”
克莱因伯格仍有一些事拿不准，开诚布公还是绝口不提？最后他决定一吐为快。“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保罗？”
“既然你没在人体上进行过基因移植，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信心十足？”
电话那端一阵长久的沉默。杜瓦尔一向快人快语，对这件事似乎有些踌躇。沉默仍在继续，克莱因伯格耐心等待着。
“好吧，”杜瓦尔大夫终于开口，“我——我可以答复你，让你满意。不过我想说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切勿外传。”
“好的，我发誓，保守秘密。”
“太好了，”杜瓦尔大夫说，“你问我为何对人体基因移植这样信心十足，对吧？我现在来答复你，因为我已经在人体上做过了——对三个人做过了，更确切地说。我刚才没对你说实话，只说对动物，没对人体做过。18个月以前，我对巴黎市区以外的三个晚期病人做过基因移植。两例为肿瘤病人。三个人不仅全都死里逃生，而且身体恢复了健康，精力也很充沛。”
克莱因伯格大为震惊。“我的上帝，莫里斯，我简直不相信——太好了，祝贺你。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你会被提名诺贝尔奖的。真可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谢谢，谢谢，但它永远不会被人知道。未经医学委员会和道德委员会批准擅自进行此种手术，我会受到严厉惩罚。只要委员会认定不宜用于人体，手术一搁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时问。只有他们认可，手术才算合法。许多优秀人物原可免于一死，然而在此期间只能饮恨九泉。你知道，保罗，这是借谨慎从事之名行医学政治之实。”
“这我知道。”
“我的标新立异很难为人赞赏。这里不妨提一下加利福尼亚的克林博士。他曾经对一个尼泊尔患者和一个耶路撒冷患者分别采用分子重新组合处理。事情公开后，美国国家研究所砍掉了他的全部研究贷款。我估计经费资助损失在25万美元左右。这样的损失我可承受不起。”
“别着急，莫里斯，医学界同仁决不会知道你来卢尔德的目的。你刚才的一番话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我佩服你能当机立断。”
“保罗，相信我，这是一次新的机会，也是一次新的挑战。我得不厌其烦地再次提醒你，此事一定要保密。我甚至不准备用卢尔德的医护人员，我打算从里昂我从前的学生当中挑选助手。你瞧，我是多么小心谨慎。我再说一遍，事情公开后必定是一场灾难。我这是第四次明知故犯，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危害匪浅，这样就会失去大部分贷款。委员会会一口咬定时机尚不成熟，但你我都清楚，成功之前一切都可以说成是时机尚不成熟。”
“不会有人知道是你，莫里斯。”
“祝你一切顺利。”
“但愿如此。事情落实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克莱因伯格挂断电话，感到一阵欣慰。想到马上要办的事，心中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拿起电话，叫来隔壁的埃丝特。
她进门后开始探究他的表情，对她的无声问话他做出了回答。“杜瓦尔答应做手术。不过，伊迪丝·穆尔会同意吗？奇怪，一天了，也没见她有任何表示。”
“也许她丈夫根本没告诉她。”
“我不信。不过，也有这种可能。你能不能替我找一找穆尔太太？如果她出去吃晚饭了，就给餐厅挂个电话，告诉她晚饭后我在医务处等她。”
“我有她的电话号码，在我的房间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住在加利亚·伦德里斯旅馆，我尽量和她取得联系。”
克莱因伯格坐着翻阅穆尔太太的病历，直到听见埃丝特敲门才起身去开门。
“我和她通过话了，”埃丝特说，“她现在在自己房间里，今晚不准备到医务处。她问你能不能去她住的旅馆。她感觉不好，正躺着休息。”
“告诉她我马上就去。”
克莱因伯格穿上外衣，检查了一下医药包。他不明白伊迪丝·穆尔感到不适的原因，是她丈夫告诉了她真相，还是肿瘤在作怪？
几分钟后克莱因伯格就会把一切弄清楚。不过，无论是哪方面的原因，此行都不是他向往的出诊。
他闷闷不乐地叹了口气便出去了。
伊迪丝·穆尔身穿白色上衣和海军蓝裙子，脚上套着长简袜，穿着整齐地躺在一张双人床的绿色床单上，注视着克莱因伯格博士。他给她检查完后，站在桌旁开处方。
“照处方服药，”他说，“可以缓解病痛。”
他把椅子拉到床边，把处方递给她，然后松了松自己的外套。
“我的病怎么样，大夫？”她想问明白，“我有好几年没有像现在这样虚弱了。”
“会告诉你的，”克莱因伯格说。俩人的目光相遇，“你知道，我和你丈夫谈过你的病情。”
“我知道你和他谈过。我是说，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们一起离开了餐厅，我以为那只是一般社交，”她眨了眨眼，“谈到我了，谈些什么？”
“这么说穆尔先生没告诉你我们谈话的内容？”
她慢吞吞地回答说：“是的，他没说。”
“我觉得要是他先告诉你，事情会好办一些。现在看来，只好由我直接去办了。”
“为什么？你是指给我治病？”
“是的，”克莱因伯格只得硬着头皮说出了事实真相，“恐怕这是个坏消息，你的体内又出现了肿瘤，清晰可见。透视表明属恶性。事实就是这样的，必须认真对待才行。”
这样的话，他对病人说过许多次。在类似的情况下，这是他的专业生涯中最痛恨的一件事。对患者进行检查、化验、诊断，这些他都责无旁贷。可是作为医生，要他面对面地把坏消息告诉病人，从感情上和为人上讲，那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他告诉她了，接着看她的反应。通常情况先是一阵揪心的沉默，随之泪流满面；有时候是怀疑、辩解，不由分说地愤怒抗议，但更多的是一蹶不振、情绪动荡。
克莱因伯格等候发作，但她没有。伊迪丝·穆尔茫然的脸上没有一丝肌肉抽动，她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后直盯着天花板，她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盯着天花板。
这样持续了一分钟。最后，她才正眼看他。
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伊迪丝。”他显得很随便，第一次用她的名字称呼她，“不会有错的。”
她舔了舔自己干瘪的嘴唇，又一次默不作声。当她再开口时，与其说是对克莱因伯格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奇迹女人，”她不无酸楚地说，“肿瘤又出现了，我并不曾奇迹般地痊愈过。”
“我想是那样。”
“你不愿证明我已经痊愈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治好过。你跟贝里耶大夫谈过吗？”
“还没有。”
“鲁兰神父呢？”
“也没有。”
“他们总是告诉我，你只作常规检查。每一个大夫，三年了，都宣布我已经奇迹般地痊愈了。你对此作何解释？”
“我无法解释，伊迪丝。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