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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下去。”
“查普曼博士把如此大的信赖放在妇女组织的代表性上。
我想这大可怀疑。我有一个疑点，就是最代表美国妇女的人并不属于任何正式的组织或俱乐部。她们不是那些参加者，这就使得她们与你们所会见的很不相同。你们的不包含她们中的任何人。你们甚至连妇女组织中全部成员也包括不全。”
“足够了，在布里阿斯，共有220名已婚妇女，大多数都志愿参加——确切点讲是201个。”
“按照我的情报，保罗，这是罕见的高，我相信，只有9％——你们所挑选的每一百组中的9％——志愿报名了，百分之百的妇女会成员。”
“哦，是——”
“我坚持认为，那些俱乐部中不愿意参加的妇女，是些具有性偏见和性拘谨的人。你们得到了一些极愿抛头露面的人——我用这个词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的——那些心理狂荡的妇女很想说。”
“我们已扣除了这种类型的。”
“这还不够，保罗，还不够。我相信你熟悉布兰狄斯的亚伯拉罕·H·马斯罗的工作。他也雇佣女性志愿者进行性研究，可是他获得一些极其有意义的东西。10个志愿者之中有9个进行了测试，发现她们自尊心很强。她们被发现属于特别类型的妇女，具有进攻性，很相信自己。一般说，这些都不是处女，她们在性行为方面是不循常规的，她们是手淫者。每10个人中有一个自信力很低，属于不志愿参加者那类的人。她犹犹豫豫，很拘谨，而且她通常是处女，很保守，不是手淫者。
我感到，查普曼博士调查的很自信的妇女太多，而其它的却嫌不足。再就是会见本身存在着记忆问题——”因为保罗对马斯罗的研究一直很感头痛，他决定对它不予理睬，而去抓最后的这个问题。“我想我可以说一些我个人对这个问题所了解的情况。毫无疑问，许多妇女表现出想隐瞒真实情况、省略或修改或扩大。不过，一旦她们意识到，我们是多么客观，多么急于获取事实，她们通常对我们开诚布公地讲实话。”
“你怎么能够如此肯定？因为有你们的‘复计法’吗？”
保罗难以掩饰他的惊讶。这种“复计法”是个非正式的对外保密的名称。查普曼博士从已故马萨诸塞的朱利安·格里德博士那里继承下来一批无法估价的文献，给它们起名叫“复计法”。1909年9月当有争议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唯一的一次访美露面时，格里德才是个在克拉科大学读书的19岁的学生。弗洛伊德发表“论心理分析五讲”的演说，年轻的格里德被迷住了，特别是他的第四讲有关性的演说，对格里德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即刻决定当一名分析家。一旦他开始实践，格里德博士发现，丈夫和妻子对婚姻中的同一事件看法很不一致，这一点把他完全吸引住了。不久，格里德在他的休息处，专门受理能够分别与丈夫和妻子接谈的例子。他把这些夫妻调查的长篇记录仔细地保存着——一共203对夫妇——并建立了夫妻差异的百分比，特别是在他们的性行为的自由交往方面。
当格里德博士在一份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他的发现小结。
时，他的热切的读者之一便是查普曼博士。后来，在他开始进行单身汉调查时，查普曼博士立即主动地写了封长信与格里德联系，很快得到了那位老分析家的统计资料和方法。依靠这些，他在后来的会见中将失误扣除了。格里德博士去世以后，他的文献按其遗愿给了查普曼博士，后者从这些论文中选取了更多的自己需要的东西。“复计法”是他们私下给格里德的论文起的名字，这个叫法也只有查普曼博士和他的合伙人知道。
它从来没有发表和对外公开过，作为一种秘密的衡量尺度不让外人知道。然而，保罗不无怀疑地告诉自己，这里的乔纳斯博士似乎知道一切。保罗猜想它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最后，他得出结论，查普曼博士把他所有的程序告诉了佐尔曼基金会，从而也泄露给了乔纳斯博士。
“不错，除别的检查办法外，有复计法。”保罗听见自己说。
“我得承认，你们能够对那些有意识的撒谎留有余地，这一点，查普曼博士倒很精明，不过，你们如何查出无意识的撒谎并扣除所占的成分呢？”
“哦——你能特指一种情况？”
“一个已婚妇女明天来见你。你提问你们定好的问题，她做了回答。她想要忠实回答，她也忠实地回答了，或者说，她相信是这样，而你也相信是忠实的。不过，对孩提时代和青春期的记忆是模糊的，有失误的，不精确的，所叙述的性行为并不总是真实的性行为。弗洛伊德这点说得很清楚，你是与妇女的漫不经心的搏斗。她不可能把自己不清楚的话告诉你，也不能把隐私或压在心里的话告诉你。她可能把异想天开当成事实来述说，而到现在仍然相信它们是真的。分析学家称之为遮蔽了的记忆说给你，旧记忆上叠起了新记忆，这样旧的记忆便被歪曲了。”
“我们的提问，都冠以不同的词语，一般说跟得上。”保罗说。
“我怀疑它。对成打的提问，她可以把部分不真实的回答重复十几次，因为她相信那是真实的。同样，她可能躲开了某些事件而真正坚信它们从来没有发生。我仅仅是说，只靠那公开的、明显的、有意识的回答是不够的。它没有说透，而且常常不精确。”
“它的精确度是足够了，”保罗固执地说，“你建议怎么干？
你不能把每一个志愿者进行全面分析呀。”
“如果她处在安密妥麻醉状态下，我倒更相信单个人。”
保罗摇摇头。“我的上帝，维克托，让3000名已婚妇女谈及她们的性行为而没有要求化验血清也够艰难的了。你倒要对一小撮下功夫。”
“如果你依赖她们所说的话，”乔纳斯博士温和地说，“也许一小撮倒比3000个好。”他站起来，漫步走到窗前，将它关闭。“你知道，我在一生中扣过几百个已婚妇女的诉状。我曾经是洛杉矶调解法庭的五个婚姻律师中的一个。这是法律的事。如果离婚案中有一方想申诉，如果需要，另一方接到传票必须出庭，并且向他的律师谈出意见。一年时间，我们受理了1000个案子——使一半维持住婚姻。我现在仍是私人婚姻律师。”
“你用安密妥麻醉吗？”
“非用不可的时候才使，不过很少。这不是关键所在。我的同事和我都不像查普曼博士那样热衷于统计数字。我们在记录一位妇女的性史时，我们关心的不仅是她的性交和性亢奋次数，我们比肉体的外在感觉数字更加关心的是内在的感情状况和情绪变化。这就是症结所在，这就是我们与查普曼博士大相径庭的地方。”
保罗喝完了他的尊麻酒，注视着正在绕房踱步的乔纳斯博士，只见他到达书桌前，半坐在上面，向下瞅着保罗。“我正在考虑如何把谈话进行下去而不使你烦恼。”
“你一点也没有使我烦恼，我是受托这样做的。我想查普曼博士是人，但确是一个重要的人，我深感荣幸能与他共事。
这话可能听起来有点浅薄，然而不是，我已经35岁了，坎坷半生也算成熟了。如果我不相信这一点，我不出两分钟就卷铺盖走了。我会回去教文学或者写书——或者干某种比婚姻咨询更有用的事情——假若我认为这种行业更有价值的话。不，你一点也没使我烦恼。我几乎听见了你刚所说的全部内容，不过没有说话罢了。”
“再来点荨麻酒？”
“谢谢，不要了。这种谈话已经够令人兴奋了。至于刚才你所说的，我们追求肉体的次数更甚于情感的变化程度，我想你已经偏离了争论的题目。那不是我们讨论的要点。”
“不是吗？我倒怀疑。”乔纳斯博士回到他的椅子上。
“我们在从事数字统计——而不是无关痛痒的劝告。”
乔纳斯博士皱起了眉头。“印刷成书给外行看，你们两样都沾上了。”他将一把银质开信剪举到鼻子前，盯着观察了一回，然后把它放在书桌的记录簿上。“你们那位查普曼博士，原是一位生物学家，因此，他将职业观点也带到调查中来。他所感兴趣的是数目。我不是，我是心理学家。我想知道感情和关系。”他从书桌上找到一本杂志。他打开它，保罗看见那是《文汇》月刊。“我正在读英国人类学家乔弗雷·格里尔的一篇文章。充满智慧，异常深刻。他谈到了这些性调查，特别说到了其中的一个。说到会见者的标准，他说——”乔纳斯翻找着要引证的话，然后，用手指着那页，大声读出来——“‘除非作为一种肉体的发泄方式，性实际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有点像打一个痛快的喷嚏，只不过它索连的身体的下部而不是上部。如果上来那一阵，或者使劲拧鼻子，或者拿情人发泄一顿，是哪一样又有什么可计较的。’”他放下杂志。“如果我错了，你可以改正。不过，我不知道，查普曼博士在出版和演讲时有没有用过“爱”这个字。”
保罗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不是对你纠缠不休，”乔纳斯博士说，“我没有听到这个字，你们所有的项目图表全是涉及肉体动作——数量，频率，多少，多经常——然而，此法一点也没有谈及这些已婚妇女的爱情或幸福。它把性从感情、温暖、体贴、奉献分离开来。我想这不应该。查普曼博士，亦如该领域的许多人那样，意在有规律的性欲、情亢奋、性器官的快感和健康。这不行，请相信我。所谓正常的肉体的性可以代表爱，不过，它还可以表示焦虑、害怕、空虚、强迫。我是说使用性的肉体行动作为判断正常或幸福或健康的单位可能是错误的。肉体的性只是整个男人或整个女人的一部分。它并不决定性格，反之是，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或她的性行为。特里曼这一点说得非常好。判断婚姻中性的好坏，几乎可以用能使男人或女人成功地判断任何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