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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想到了修道院，或者去加勒比海过一个月也许更好些，跟着我的朋友彼得·约翰逊从一个岛屿飘泊到另一个岛屿。
或者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坚持下去，复仇，证明自己的清白，成功，获得荣誉，这才是约翰·柯里该做的。此外，我有别人没有的——我对发生的一切有了一丝顿悟。
我坐在黑暗、寂静的屋子里，今天第一次我能不受干挠地思考，我的脑子充满了想法，现在我把它们整理成形。
我凝望着窗外的一片黑暗，脑子里的灵感仿佛变成了一张黑色屏幕上的一个个亮点，渐渐形成一个图像。我看不清整个图像，更别说细节了，但我大概估难了它的尺寸、形状和方向。我需要再多几个亮点，几个灵感，那样就能找到汤姆和朱迪被杀的原因了。
第16节
早晨的阳光涌进我在二楼的卧室的窗户。很高兴我还活着；很高兴发现枕边那血污的死猪原是一场噩梦。我聆听鸟雀的声音，只为确认我不是地球上惟一的活物。一只海鸥在海湾某处咯咯鸣叫。几只加拿大野鹅在我的草坪上呱呱叫唤。一只狗在远处汪汪吠着。目前，还好。
我起来，冲了澡，到了胡子什么的，然后在厨房里冲了杯干冻微波咖啡。我整晚都在思考，或者，像我们在上班是所说的，在忙于推理分析。我也给哈里叔叔，父母，兄弟们和法纳利回了电话，但并没有回复纽约时报和麦克斯。我告诉每个人那个在电视上的人不是我，而且我也没看新闻报道或答记者问。我说我晚上在老城酒馆里看“星期一晚场足球赛”——这是我本应做的——我还有证人。每个人都相信了。我希望我的顶头上司，前面提到过的中尉沃尔夫侦探，也能买账。
另外，我告诉哈里叔叔，玛格丽特·威利对他有意思，但他好像不感兴趣。他告诉我：“迪琪·约翰逊和我一块儿出生，一块儿长大，一块儿拥有好多女人，一块儿变老，但他比我早死。”
多么令人沮丧！算了，我打电话给法纳利，但他出去了。我便让他的妻子玛丽带个口信。在我结婚前我一直与玛丽在一起，但玛丽和她的前任男友根本不彼此喜欢。我的离婚和中弹都没能让玛丽和我又粘到一起。这很怪异，我是说，与搭档的妻子好。最好也不过一种古怪的关系。总之，我对玛丽说：“告诉法纳利电视上的不是我，许多人都这么搞错了。”
“好的。”
“如果我死了，那就是中情局干的。告诉他。”
“好的。”
“普拉姆岛上也许有人想要杀我。告诉他。”
“好的。”
“如果我死了，告诉他去找这儿的警长西尔韦斯特·麦克斯威尔谈谈。”
“好的。”
“孩子们好吗？”
“好的。”
“我快没气了，肺不行了。”我挂掉了。
行，至少我是被录了音的。如果我的电话被联邦调查局的人偷听，那才好呢，让他们听听我怎么对别人说我认为中情局的人要杀我。
当然，我并不真的这么想。泰德·纳什，就个人来说，他会想杀我，但我怀疑一个部门不会赞成干掉一个家伙，只因为他爱挖苦人。但是关键点是，如果这事儿和普拉姆岛有某种不寻常的联系，那么我不会为又出现几具尸体面惊讶的。
昨晚，在我打电话时，我用手电和放大镜查了一下我的家伙和弹药，一切看起来都还好。如果不占用太多时间的话，不会让你走火入魔的话，妄想症也是乐趣所在，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正觉得日子单调的话，你可以假想某人想杀你，或者想操你，那么你可以玩些小把戏，像使用汽车遥控点火，或想像有人在窃听你的电话，或搞坏你的武器。一些疯狂的人常常树立一些叫他们去杀人的假想的朋友。而另一些疯子则制造些要杀他们的假想敌。后者，我想，疯狂的程度稍轻，也更有用一点儿。
总之，我这一晚剩下的时间又测览了一遍戈登夫妇的财政记求。
我仔细查看了去年五六月份的，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安排一趟公差之后的英格兰一周度假的开支的。我现在注意到六月份的护照卡，比通常稍微高出一点儿，这便是他们的证券交易所，一条乎坦大道上的小起伏。而且，他们去年六月的电话单比平常多出100美元左右，表明在五月份可能有长途通话。而且，我假定他们随身带着现金或旅游卡，但账上却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取款记录。这是惟一的而且是第一次显示，戈登夫妇另外还有现金。获得非法收入的人们常常买上几千元的旅游卡，跑到外面去，挥霍寻欢，否则，戈登夫妇们也许知道如何在英国一天只花二十美元。
不管情况是怎样，根据打印件，我们说过，账目很清楚。也不管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隐藏得很好。或者那并不涉及的存取数目并不大，至少不在这个账本上。戈登夫妇很聪明，我提醒我自己。他们是科学家，因为如此，他们小心，耐心，并且细心。现在是星期三早上八点，我已经喝到第二杯差劲的咖啡，在冰箱里四处寻找有什么可吃的。芦笋还是芥未？不，黄油和胡萝卜也行。
我拿了胡萝卜和一桶黄油站在厨房窗前，沉思默想。稀里糊涂，还一边拒绝。我等着电话响起来，等贝恩来确认下午四点的事。但厨房里除钟表声外一片寂静。
今天早上我穿得更漂亮了，棕色棉长裤，斜纹牛津杉。一件亮蓝色上衣搭在厨房椅子的背上，膝上放了枝手枪，丽防弹衣——离开了这儿能用的着的——穿在茄克里面。另外，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忘皮夹里放个避孕套。我准备好了去迎接一场战斗或一场浪漫，或这一天中会发生的任何事情。
胡萝卜拿在手中，我朝海湾走下斜草坪。水面上浮着轻轻的雾气，我走出来，到了叔叔码头的尽头，那儿需要大修一下。我向我涉及的地方观望，回忆起那次戈登夫妇在这个码头上靠岸的情景——那大约在六月中甸。我在绿港村克劳迪亚餐馆的酒吧内与他们第一次会面后的一个星期左右。
当他们在哈里叔叔的码头靠岸时，我正在后廊上疗养，老样子坐着，喝着疗养啤酒，用望远镜观察着海湾。这时，我看见了他们。
而一星期前在克劳迪亚餐馆时，他们要我描绘一下去我家的水路，当然，他们找到了。我记得走下码头去迎他们，他们说服我与他们去兜一圈。我们转过了长岛南北福克郡之间的一连串海湾——大匹克尼克，小匹克尼克，诺亚克和南侯德湾，然后出到嘉丁纳海湾，又去了东方角。那时汤姆打开了快艇上的风门，我以为我们要飞到空中去了。我的意思是，这玩意儿开起来了，越过了海湾的障碍。反正，那一次戈登夫妇领我见识了普拉姆岛。汤姆说：“这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朱迪加上一句：“哪一天我们看能否为你弄到一张参观证，那儿实在很有趣。”是很有趣。
那一天我们还在普拉姆海峡遇上了风和潜流，我以为我要往海峡里吐空肚子，同时好奇地想，这海峡是不是因此而出名的。因为这个英文地名有两层意思：既指海峡又指肚子。我记得我们在水上呆了一整天，回来时精疲力竭，晒得蔫蔫的，又饿，汤姆去买比萨饼，朱迪和我在后廊上喝啤酒，看着夕阳沉下去。
我认为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家伙，但戈登夫妇想尽力与我为友，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起初，我并不需要也不想要伙伴，但汤姆英俊而风趣，朱迪又很美，而且聪明。有时事情在发生时总是搞不大明白，但一段时间过后，或一件什么事发生过后，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便意义分明了，对吗？
戈登夫妇也许已知道他们处在危险中，或有可能遇到危险。他们已和麦克斯威尔警长熟悉了，而又想要一个人或一些人来知道他们与警长很熟。那么下一步，他们便花了许多时间和你小子在一起。我想这也许是向某人显示汤姆和朱迪和警察出游的一种方式。如果戈登夫妇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我和麦克斯会收到一封信，但我并未屏住呼吸。
另外，这一回想还有一点，那个特殊的六月夜晚，在汤姆带着比萨饼回来之前，空着肚子灌了三瓶酒的朱迪，瞧着叔叔的房子问我：“这样的地方值多少钱？”
“我猜大约四万美元，也许更多一点。为什么问这个？”
“只是好奇，你叔叔要卖它吗？”
“他向我出低于市场的价，但我需要二百年的抵押贷款才行。”
谈话终止了。但当人们问你一幢房子，一只船或一辆车值多少，又问你是否出卖，他们不是太烦人就是想要买。戈登夫妇不是多事的人，现在，当然，我想那时戈登夫妇正期盼着迅速致富。但如果这些钱来路不正，戈登夫妇不会将这钱四处招摇，去买一幢四十万美元的水土豪宅的。因此，这快要到手的钱要么是合法的，要么表面上看是合法的。疫苗？也许。
然后事情出了点岔子。这两个聪明的脑袋在甲板上开了花。像有人在烤肉宴烤架旁掉了一袋五磅装的碎牛肉一样。
记得在那个六月夜晚，我后来对汤姆说我认为到海峡里有点儿危险。汤姆已经从啤酒喝到葡萄酒，脑袋糊成团了。他有一种技术人员式的哲人般的神经质，对我说：“在海湾里的小船是安全的，但船不是为此而造的。”
确实不是，隐晦点说。我醒悟到和埃博拉病毒或其他致命物质打交道的人从本质上讲，是冒险者。他们在生物危害前赢了这么久，便开始以为他们是有魔法护着的。然而他们越出了本性，像深水潜水员去爬山一样，反之亦然。有许多力气，但不知该怎么做。
哎，还是回到九月的星期三早晨，现在是上午九点。曾和我一起站在哈里叔叔码头上的汤姆和朱迪·戈登，已经死了。如今案子却到了我手中，阴差阳错啊。
我转身向房子走回去，清晨的空气和胡萝卜使我活力充沛。而又被两个好人的记忆所驱动着，头脑很清醒。昨天的失望与忧虑被正确地看待，我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