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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干就干，想让他们思想松弛下来。星期五晚上，我们到巴巴斯饭店吃晚饭，接着又逛了几个地方。我们到了清水海滨的一家旅馆，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喜剧表演。然后回到了俱乐部，到了星期六早上6点左右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他们玩得很痛快，没有谈论党徒的事务。
特拉弗坎特和胡西克在星期六下午5点准时来到了塔希提车站饭店。他们来了以后就直接进了孙尼的房间。几分钟以后，他们3人离开房间进了咖啡馆，在一起谈了大约40分钟。然后，特拉弗坎特和胡西克同孙尼握握手，就乘特拉弗坎特的卡迪拉克轿车走了。
孙尼把我和罗西叫到了咖啡馆。他情绪特别亢奋。会谈的效果好极了。他给了特拉弗坎特2，000美元、胡西克1，000美元，让在拉斯维加斯之夜工作的伙计们都分点红。特拉弗坎特说，那天晚上的搜查“只不过就那么一回事而已”。
孙尼对我们说：“我们回到这儿，他非常高兴。现在你们只管四处张罗，着手工作，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儿和这个家伙一起干。”
宾戈、赌场、彩票、赛狗场、毒品等等，这一切的规模现在更有声势，就因为和桑多·特拉弗坎特联了手。佛罗里达就会成为我们的地盘。
我们的情绪特别好，整天就是大摆筵席，搞庆祝活动，想提前行动。这个周末成了“忙碌不停”的周末——他们想的是尽情欢乐，我们想的是要他们尽可能谈一些最新的动态。
我、尼基·桑多拉、孙尼·布拉克、艾迪·舍农以及托尼·罗西，大家在俱乐部里玩了一个通宵。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晚上，我们只是设法休息了一会儿，根本没有上床睡觉。我们无论怎么想办法促使谈话，可是尼基和孙尼都无兴趣谈论党内的事务。除了我们自己俱乐部的女招待和酒吧招待以外，当地其他娱乐场所的女招待和常客都参加了庆祝活动。到了清晨，孙尼带了个女人回到了旅馆。
星期天早上，太阳已经升起，俱乐部以及我们的工作到了最后时刻。我带着尼基先到了丹尼饭店吃早饭，罗西和舍农稍停一些时候，以便清点现金帐目，帮助工作人员清场。
我和尼基走了以后，罗西说，他们的帮忙使他们得到了一个意外的两个星期带薪的假期，因为我们就要关闭俱乐部，使俱乐部作一番更新。
我和尼基单独在丹尼饭店，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决定发动攻势，一定要打听到3个副官被谋杀的一些情况。我换了个角度，问到了科伦坡家族里有两个家伙失踪的有关情况。
尼基说：“他们受到了打击。他们克扣毒品的钱，和孙尼·雷德搞到了一起。”
我说：“那一定是有问题，这问题与他、腓利·鲁克以及比格·特林都有关系。”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多尼。比格·特林块头那么大。50磅的肚子，子弹炸得肚皮满天飞。”
“别的家伙怎么样？”
“这事儿以后再谈，多尼。”
舍农和罗西已经走了进来。我不能示意要他们离开。尼基在这个周末以前还没有见过舍农，一下子沉默不语。
我们吃过早饭，回到了塔希提车站饭店。尼基和孙尼打点行李，我和罗西送他们到了机场。在途中，孙尼不停地交待我们：现在他已经和特拉弗坎特联手走上了正道，我们只管把事业向前推进；我们要抓紧毒品方面的联络，把高利贷、赌场、宾戈及赛狗场都要搞起来。各项工作都做好起动的准备。
尼基突然想起来：他丢了什么东西。“多尼，我的蓝皮革甲克丢在了旅馆房间，那里有些重要的通讯记录本在衣服里，我需要用。你能不能帮个忙，立刻回去替我拿来？”
“一定，尼基。”
我把他们丢在机场。我感到宽慰，同时也感到不畅快。我估计，我大概再也见不到孙尼，甚至在法庭上也见不到他了。我认为，他已成了历史。我和他没有任何大的交往就这么分了手。
“明天我和你谈，”我说。
我开车到了塔希提车站饭店，从房间里拿到了尼基的甲克，以及两本通讯录和一个口袋大小的折叠夹子，里面有些私人证件和信用卡。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了特工迈克·朗斯福德。
我们清理了寓所。家具是租用的，因此我们只需要把自己个人用品收拾一下就行了。
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已经锁了起来。办案的特工将会来处理这里的事务。
这天稍后一些时候，罗西乘飞机回到首都华盛顿作述职情况汇报。我要直接飞往密尔沃克，那里的大型审判团正在审判巴里斯特艾里一案，我要在法庭上作证。那件案子同其他许多案件一样，暂时休庭，一直要等到我们的整个行动结束。艾迪·舍农和我同乘一架飞机，完全是为了互相保护。然后，我要到首都华盛顿，作述职情况汇报。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回家的机会。在家待了几天以后，我又到了纽约，和美国律师一起，着手准备起诉的工作。
我不想对自己作深刻反省。在这一段期间，我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问题。我心情多少有些沮丧，因为我和孙尼·布拉克毕竟比较亲密。和他在一起有点像亲兄弟的味道。但是对于背叛他，我并不感到内疚，因为在我的思想深处，我始终保持着不同世界的隔阂。就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各人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会按照传统的方式把我干掉，不会就此同我谈什么话。他会设下圈套。在这种买卖中，谁会杀你，你心中是清楚的。或许他会叫勒菲蒂下手，或许会亲自动手。这是冷酷无情的现实。
孙尼干事很内行，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人。他并不到处拿架子，为人坦率公正。有些说不清的理由，我非常喜欢他。我并不老是想着这样的事实：我要送他进牢房，或者因为我，他会受到杀害。那属于公事公办。
我知道，勒菲蒂和孙尼都喜欢我，但表现方式不同。他们都会在一刹那间把我干掉。要干掉我倒不一定因为我是特工，很可能把我当成通风报信的知情者。我本来也可以输给墨拉，他们都可以奉命干掉我，轻而易举地就可以那么干。
我们双方的世界不同之处在于：我并不想杀害他们，只是想把他们关进牢房。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孙尼处在这种情况下会被他自己的人干掉。他们有谁遭到杀害，我并不想负有什么责任，那不是我的准则，是他们的准则决定要杀害他。我不用记下这些准则。写下这些准则的是他们的团体，而不是我们的社会。
因此，我心情不好受，但我并不耿耿于怀。我在工作中，无论是同孙尼或是其他人打交道，没有任何地方受这种感情的影响。这是我的纪律。有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有些麻烦。在从事隐蔽工作中的一个朋友准备出席法庭作证时，他说他不能正视被告的眼睛，因为他曾欺骗了他，从而感到有罪。我对他说：你只是执行你的任务。
在这样的工作中，你不能夹杂个人的感情。我搞隐蔽工作，并不是要同这些人亲亲热热，不能让自己受到那种感情的纠缠。就我而言，我的生活每天都在视平线上。
孙尼和尼基回到纽约后的第一天，勒菲蒂就试图在荷里得那里和我联系。第二天，特工见了孙尼·布拉克。
道格·冯茨、吉姆·基尼以及杰里·罗尔3位特工来到了影院俱乐部。
孙尼认识冯茨特工，这很重要。“直截了当”工作的特工有时找像孙尼这样的党徒，只是让他们知道；特工就在周围监视他们。要是他们制造麻烦或者搞情报活动，特工们可以采取措施。几个月以前，我和孙尼、勒菲蒂一起谈到使自己免受法律制裁的种种方法。他们认为：真正令他们担心的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孙尼说，有几个特工偶尔就停在影院俱乐部，他提到了冯茨：“这伙计不错，很文明，不胡扯乱说。他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告诉我。”
因此，冯茨会是孙尼可以相信和信任的一个特工。他们3位特工把一张照片拿给孙尼看，那张照片是特意为这样的场合而拍摄的：照片上是我和这3位特工在一起的合影。他们问孙尼：“你认识这一位吗？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们正是要通知你。”他们并没有向他提出什么条件，因为那么做总是很含蓄；而直接要求什么对于像孙尼这样的人将会是一种侮辱。
孙尼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说话的口气也跟平常一样：“我不认识他，不过我要是碰到了他，我会明白：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
然后，我们通过窃听装置和知情人把所发生的情况一一追述出来。
正如预料的那样，孙尼在特工见过面以后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自己同伙中的主要人员召集起来。勒菲蒂、布比和尼基都来到影院俱乐部会见孙尼。孙尼对他们说我不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如果调查局抓到了我，那一定是绑架了我，甚至可能是要对我清洗头脑。
他们对这消息一直封锁了一个多星期，与此同时他们在寻找我。他们来到了第一流网球俱乐部，甚至还问了一些女招待员。勒菲蒂到了迈阿密，和玛鲁卡在这一带搜查，查遍了所有旅馆和娱乐场所。他们还从纽约派出两个伙计，到芝加哥、密尔沃克以及加利弗尼亚去看看可能查出什么线索。
10天以后，孙尼给桑多·特拉弗坎特打了电话，把特工的相见以及谈话内容告诉了他。孙尼并没有就此作出说明或解释。他还把消息报告了在牢房中的勒斯蒂·拉斯苔尼。接着他又告诉了保罗·卡斯特拉诺——甘比诺家族的老板，也是各个家族的共同老板。
党徒们就此事在纽约召开了几次会议，并就此带来的损失作出了估价。他们到处散发我的照片，把我和勒菲蒂或孙尼或其他人几年来在一起的照片散到各个家族的党徒中，叫他们密切注意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