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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我们正在考虑想买点什么东西，”我说。“已考虑好了。”我们走进酒店买些啤酒。
当天晚上，在对车子下手之前，马歇尔给我作了扼要说明。我自己去动手，看看我能不能干好。记得他讲述过电线热线的情况，以及我该怎么动手。怀特牌集装箱货运列车呈扁平形，有一整套卧铺设备的车厢，有通风设备，司机室在引擎上面。待在司机室里就可以干我要干的事。
我们来到车子附近，侦察了一会儿，查清治安部门的巡逻队什么时间经过这儿，两班之间相隔多长时间。马歇尔待在外面担当警戒。我往车边走，5分钟就进去了，接着就启动引擎，把车开走了。
我驾驶了第一段路程，行了300英里到了莱克兰。我们想乘白天在那里睡几个小时，然后再开往迈阿密。我们把车停在旅馆的停车场。就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特工人员走到车子这边，记下了车上的号码等一切数据。
第二天，我们把车开到了迈阿密，会到了贝克和那个客户。客户本想把这辆车子转手倒卖给在欧洲搞公路建筑的一个承包商。不过，他现在改变了主意，不想买了。
贝克只得返回巴尔的摩。他对我们说；“你们俩朋友要把车子藏在附近，等我重找买主。”
这么大一辆车，我们藏到迈阿密的什么地方呢？我问了问那些年轻人。从州立公路巡逻队来的年轻人说，我们可以把车藏到迈阿密外交通部的大院子里。把我们偷盗来的车子藏到政府部门的院子里，我对这个建议并不热心。不过，他们说那个院子很大，有好几个车库，藏在那里很可靠。
就这样，我们的车暂时就藏在那里。
汽车、卡车的停车场，除了电灯和进出口有铁链以外，大多数没有什么特别安全措施。警察巡逻队一般是每隔15分钟或半个小时走一趟。如果一切行动顺利，5分钟就可以搞到一辆轿车。
我们出去偷车，我是单独行动。这儿既没有联邦调查局密探，也没有公路巡逻队。干这样的隐蔽行动，你既不指望和你共谋的同伙，也不想要执法机构为你监视现场。这种作案也不会有人向警察报告。知情的人越少越好。
我身上没有带联邦调查局的身份证。我不想冒被逮住的危险。官方警察身上并不带身份证，有些人身上暗藏有证件。我个人的感受是，带身份证有另外一层担心。你如果被警察抓住，你说清楚就可以脱身。或者你受到审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你陷入困境，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要把正在发生的情况告诉执法官。你接受检查，让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去决定他们想干的事。当你从事隐蔽工作的时候，你要把执法证件丢在脑后，不去想它才对。
偷一辆车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当我出去行动的时候，我真的情绪激动起来。尽管我干的是神圣的工作，可是我单枪匹马，既没有人为我监视，也没有任何保护。当你和顽贼、有前科的罪犯以及带枪或不带枪的伙计一道去偷汽车，你无法预料到会发生什么情况，你的头脑里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你想获得案件的证据，你还想保持警戒，确保他们不要越轨，不要发生灾难性的事件。你还在担心别被逮住。
如果这帮家伙被逮住，他们会作出什么反应？他们会试图打出去吗？如果一名警察碰上三四个偷车的家伙，他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作案中有人采取行动，这个警察会不会开枪？
如果我们都在一起受到审查，我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该如何保护行动计划？我怎么样保护马歇尔？又怎么样保护我自己？
当你外出作案的时候，你头脑里会从各个角度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一周要偷5…10辆车。
有人向我们订货，要3辆卡迪拉克牌轿车。我们在佛罗里达州的中部城市里斯堡物色到了目标。一处停了两辆，另一处有一辆。当天晚上，我和另外两个年轻人出发，偷到了车。我们奔向莱克兰，赶回到我们居住的旅馆。马歇尔驾车尾随我们。我们当然很匆忙。这些车子的窗口上还贴有新车的标签，到了第二天我们才弄到了假的登记证。
我们沿着公路风驰电掣般行驶。突然间，我的车镜上闪出道道红光。佛罗里达公路巡逻队阻拦了我。在早些日子里，我带的是9毫米的自动手枪，就藏在我的座位底下。
我立即下了车，问警官出了什么问题。
他说：“先生，你超过了规定的速度。”
我有以多尼·布拉斯何为名的驾驶执照，但是车子没有登记证，座位底下有手枪，因此我最好还是挺身正面对他，打消他任何想要检查汽车的念头。我掏出了驾驶执照，递给了他，说道：“长官，也许你是对的。我是把里斯堡一个交易人的车子运送给莱克兰的一位交易人，我要赶到那儿好使他们了却这件事，到了早上车子就得要送到。”我把莱克兰的交易人名字递给了他。由于当时是早上3点，对方不至于要与交易人核实。“因此，我连证件也没有。”
那位警官真是不错。“好吧，”他说着就把驾驶执照还给了我。“不过，你要当心，下一个伙计或许并不能够这么谅解你。”
从那以后，在这样的行动中我从不带枪。
每一次我们得到一个订货，我就和联络特工联系，对他说明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等过一段时候，我又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了目标。一旦车子偷到手，我立即就我所知向他报告：车子是什么样子，从哪儿偷的，一切与此有关的情况都作报告。这样，调查局就能记录下来，然后等行动结束，就可以和保险公司、车主一起做工作，把车子弄回去。
我们隐藏在迈阿密的那辆集装箱货运列车，贝克终于找到了买主。这帮家伙都是吸毒者。他们往返于佛罗里达和加利弗尼亚之间，把可卡因和大麻埋藏在带有冰柜的卡车上，放在蔬菜和水果箱子里。
我和马歇尔还呆在老地方，即莱克兰的荷里得旅馆。贝克说，他的顾客要来访问我们。
他们来了，并且要我们离开旅馆，挪动到另一处。我们照办了。我们等了两天，那些家伙终于到了我们的房间。两个家伙又野又脏，留着长发，都在二十五六岁的光景，腰带上鼓鼓的，都带了枪。
他们说，他们已经与贝克谈妥了交易，要把车拿走，价格是10，000美元。
“他妈的，”我火了，“是15，000美元。”
“我们已经和他谈妥了，”一个家伙说，“你们把车交出来就是了。”
“我们会交出来，和你交易，”我说，“不过，我可不是只为他一个人干，我们是一伙的。我们大家定下来要卖15，000美元，他不能自己就决定卖10，000美元。这就意味着在这笔交易中，我个人所得要损失1，000多美元。”
“伙计，这就是你该倒霉了，因为我们已经做成了买卖，我们只能给那么多钱。”
我和这两个家伙在激烈争吵，因为我知道原来的价格是15，000美元。作为一名盗贼，听了别人说要改变价格，你不能偏听偏信。另外，如果我没有和贝克核实就信了他们，这可能使贝克本人犯疑。如果我真是个艺高胆大的人，对于素不相识的人更改原来的价格，怎么就会接受呢？
如果价格有了变动，贝克应该事先告诉我。但是他可能故意不让我知道；也许他想了解一下我究竟作如何处理。
马歇尔已到另外一间房子去问他。贝克证实了价格。我们弄到的车子车身那么长，太招人耳目了，需要尽快脱手。
“好吧，”我对那两个家伙说，“不过，下次再要别的类似的东西，要15，000美元。”
“到了下一次我们还有点担心呢，”一人说。
“我们根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说。
我们商定好第二天中午见面，地点在迈阿密，森沙英大道的入口处。
第二天一早，我和马歇尔来到迈阿密，进了交通部大院，取走了车子。
在大路口那里，我们见到了那伙人。我说：“先交钱，我就把车钥匙给你们。”
“那当然，”对方说。他把纸袋交给了我，纸袋有点潮湿，又脏，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我问。
“钱嘛，”那家伙说，“我们手里的现金就这么处理，埋在地下。”
贝克弄到一份交易，要偷迈阿密那边的两辆卡迪拉克轿车。他保留了特别交易的权利，已经找到了适合要求的两辆车。我和马歇尔和他一道返回到那里，停车场离封闭时间还有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停在一个叫伯格·金的停车场，在那一带徘徊，等顾客，同时察看巡逻队隔多长时间巡逻一次。
到了封闭的时间，我们看到那场地有个卫兵在来回走动。我们未想到这里还有卫兵。现在我们还得想办法对付他。
贝克想绕到大场地的后面，搞点响声吸引卫兵到那里去，而我们俩就可以偷车从前门出去。我不大想那么干，因为那有可能与卫兵发生暴力。我就劝他别那么干，说那太危险。
一辆治安官的轿车开进了伯格·金停车场，和我们的车停得很靠近。两名警察到了喝咖啡的休息时间。
我们靠在我们的车子旁边。突然间，贝克挺亲热地把胳膊搂在我的肩膀上，对巡逻车点点头，说：“对警察用不着担心，我干过那种行当，干了很长时间。警察，甚至便衣警察，我能嗅得出来。不过，最容易识别的还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啊，是吗？”我说。“那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调查局的特工。”
“从他们的穿着和言谈举止，我老远就能够把他们嗅出来。”
我心里在琢磨：他为什么突然谈到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是不是要试探我的反应？我劝他不要偷街对面的那两辆轿车，他是否因此而有所怀疑？往日他从来没有和我这么亲切过。我也把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道：“你现在鼻子有什么感觉？嗅到了什么吗？”
“没有，就是车上的两个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