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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问题，我本来以为我也要被干掉。”
他说，甘兰特死了以后，他接到了孙尼·布拉克的电话。孙尼虽然知道勒菲蒂是迈克·沙贝拉手下的人，但还是下令要他在午夜和他相见，地点在布鲁克林的格拉汉姆和威瑟斯街道的一个酒吧间，那是孙尼常去的地方。勒菲蒂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去向。
“我以为他们也要干掉我，因为我一向紧跟着迈克，”勒菲蒂说，“他对我的吩咐是，我到他那儿去，这事不准告诉我自己的副官。我没有办法，只好听命，因为我知道孙尼现在是个有实权的人物。我驾车到布鲁克林见孙尼，究竟干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会见的气氛很友好。孙尼向他谈到局势的变化，谁遭到贬降，谁会成为新的副官等等全都说了出来。我在交谊俱乐部里见过的那个胖子乔伊·马西诺被任命为副官；多依兰俱乐部的另外一个家伙萨尔·卡塔拉诺成了拉链行动的老板，拉链活动分子都是从西西里那边运到美国来的。甘兰特被打死那时候，一个瘦条条的拉链活动分子凯撒·邦万特在陪他吃饭，也成了副官。他才28岁，是家族里最年轻的副官。孙尼让勒菲蒂作出选择：要么跟他，要么跟乔伊·马西诺。但是，孙尼想要他。
“我就说，‘啊，我当然跟你干。’”
在党徒之间打交道，你所问的问题只涉及你个人方面。本来是很正常的好奇，对于一个老练的党徒来说也属于不正常。老练党徒不会转弯抹角去问是谁干掉了老板。看上去你过于好奇，但只注意你自己。警方如果真的披露些什么，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有告密者。我不希望人家说：“多尼怎么事事爱打听？”
联邦调查局可能从知情者那里得到凶手的消息，我也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使自己的行动超出了界限。作为一个联络党徒从逻辑上说应该知道多少就是多少，我不想知道得更多。懂得太多和懂得太少其危险程度相同。我要是知道得比自己应该知道的还多，我还得要对此进行分析整理，我不想增加这样的负担。
大街上，人们对杀害老板的凶手谈论得并不多。家族的政策并不改变。党徒内部有一条不变的政策：你弄到了钱，你就得交一部分给上面。要变的只是人品。普通的入盟党徒或联络党徒对此毫无过问的权利。你只顾干你的行当，权力由各个派别的头头们进行分配。
“等到勒斯蒂放出大牢的时候，”勒菲蒂说，“情况将会有所变化。”
他喜欢“菲力普·勒斯蒂·拉斯苔尼”，他们本来就是老交情。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拉斯苔尼，因为他犯了抢劫罪，自1975年起就一直关在牢房里。
在桑树街上漫步，经过沙沙贝拉旅馆的时候，我意识到：迈克·沙贝拉已经不再拥有权力。想到这一点，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有一次，勒菲蒂说：谁也不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他还干他的支票骗局和彩票行当。他决定把那爿炸鱼、炸土豆片的店铺改成快餐烤鸡食品店，叫他女儿经营。由于附近都是住宅区，所以店铺将会有稳定的收入。他想购买拐角处的一家酒吧，但我们要拿出6万块钱。联邦调查局根本不想出这种钱，我也不想待在一个酒吧里把自己束缚住。
这时候，我的行动已经有些自由，可以到处转转，还可以参与别的破案行动计划。别的特工可以把我作为联络党徒和他们在纽约的朋友向别人介绍。这样可以提高他们在同歹徒共事的那些人中的威信。我对勒菲蒂说，我想要挣一些大钱，因此要到四周对一些情况作点了解。我为调查局各种不同的特工搞调查研究作过一定的工作，地域上涉及到新英格兰和西南部一带。这些地方的行动计划有的还在继续，有的一无所获，有的我还不便讲。
拉里·基顿是在洛杉矶外执行任务的特工。他的破案工作在一个城郊的城镇上，涉及到一帮黑人。他们从事对政府官员的政治腐蚀、赌博以及毒品交易。他想向这些匪帮表明他与党徒有联络关系，要我到拉斯维加斯去，扮演一个代表某个老板的黑手党党员。他让另外一个伙伴扮成这个老板。
要我担当的作用是：看看这帮家伙所干的一些项目中有没有值得向老板汇报的东西。如果有，我就安排他们和老板见面，教他们言谈举止。
我来到了沙漠旅店，我们租了一大套房间。他们来了四条汉子，个个长得结实，衣装入时，都是滑头滑脑的花花公子。我们把他们安排在房间里，叫他们坐有坐相。有个家伙把双脚搭在咖啡椅子上，我把它踢下去，说：“像你那样跷着脚，你以为能同老板谈话？你不尊重家具？”我教训另外一个家伙说：“哪能像你那样躺在沙发上！坐好，要表现出会见老板很有兴趣的样子。”
拉里说：“要明白，这位伙计真的难得转到这儿来。要是老板来了，你们弄得不成体统，那就是叫我脸上无光，因为这里一切好坏都与我有关。”
这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斯文地坐在那里，显得思想很集中。我对他们一个一个地问话：“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名字？干什么活？”他们告诉我：他们运可卡因、大麻，开赌场。我说：“我们要确保你们受到当地政府官员和司法官的保护。”我要他们讲一讲自己能干些什么，因为我要计算老板花多少时间。他们说：“我们买通了城里一些政府官员和司法官。”他们真想要我相信：他们有资格和老板见见面。他们向我说了姓名、年龄、人数及计划。
“嗨，慢慢讲！”我说。“老板进来以后，你们要慢慢讲，一件一件地说清楚，因为老板不想对任何事还问个再说一遍。他没有同黑人谈话的习惯，也不想听黑人的乱七八糟的谈话。”
另外，我们在房间里安了窃听装置，我们就可以确保得到所有的情况。
我说，老板进来，他们要站起来，表示敬重，别指望要同老板握手，任何人都不得碰一碰老板。没有问到他们就不准说话。他们不该期待老板对他们讲话，因为老板不直接同普通人说话。老板只是到这儿来走一走，表示对拉里的喜欢，因为拉里非常尊重他。我们大肆渲染了一下气氛，叫他们一个个专心致志，特别要他们注意行动无误，好端端地坐着，说话要慢、要清楚。
接着，我到隔壁房间去叫老板。
老板就是化名为史蒂夫的特工，装成老板真是天衣无缝。他身穿一套黑西装，白色领带，翻领上系一棵白色康乃馨。身体敦实，黝黑的脸膛，浓密的短须，样子就像电视里放的老片子《不可捉摸》里的弗兰克·尼蒂。
我耀武扬威地把他领进来，端了椅子让他坐。
“啊，好，唐纳德，”老板说话了，“给我介绍介绍这些先生们啦。”
我一个一个地介绍了他们。我说：整个情况我已经告诉了老板，你们一心一意在干，还能有大的行动，他非常高兴，因为他很看重拉里。他不想看到拉里处于对他不利的任何环境。
啊，不会，他们说：我们不会那么干。
老板史蒂夫一声未吭，只是点点头。他问他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问问老板。没有，没有，没有。接着我问史蒂夫：“老板，可有什么话对这些先生说说？”
他说：“你告诉他们，这儿事事都干得不错，我对此感到很高兴。”
我重复了他的话，然后说：“好了，就到这儿了。”我送老板出了门。
整个活动用了大约40分钟。
这件案子我没有什么更多的工作要干了，因为拉里把他们全都定了罪。
我和勒菲蒂在迈阿密一带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度假，在赛马场、赛狗场里输钱，找交易。迈阿密像拉斯维加斯一样，多少是个开放的地方。各个家族的党徒，只要不干扰别人的事，大家都能干自己的行当。勒菲蒂总是在打着主意，想着怎么样挤进赚大钱的地方——佛罗里达。我们一有什么活儿，手头有些现款，他就想着要买个酒吧或娱乐场所。他常常说：“要是抓到个像样的娱乐场所，那你就发了大财。”
我们常常待在悌维尔旅馆或雷鸟旅馆，因为他知道那里住着许多老练党徒，他不时地把我向他们介绍介绍，其中还有一些布拿诺家族的成员，他们就住在这一带。勒菲蒂非常喜欢到悌维尔旅馆，因为经理尼克是个坚定的党徒，是他的朋友。勒菲蒂老是同他谈起要搞个娱乐场所，或是在一家旅馆里搞一间赌室。尼克听他说话总是睁着骨碌碌的眼睛。
8月份我和勒菲蒂待在迈阿密，那时候有一批党徒带着妻子或女朋友从纽约到这边来度假。他们老是谈论着，要是有一艘船在海面上游弋一番那有多痛快。勒菲蒂因为自己的那艘船已经没有了，也一直巴望到水面上观光观光。
这一时期，隐蔽的“螫刺行动”，即人们熟悉的代号为ABSCAM行动正在进行。此案最终将有几名议员被逮捕，因为他们接受了装扮阿拉伯富翁的特工的贿赂。联邦调查局为实施这一行动，用一艘轮船招待目标中的人员。这艘船名为“左手”，是中国制造的一艘白色汽艇。当时这种型号的汽艇世界上只有两三种。船上有一名全天工作的船长。
巧得很，从事这项ABSCAM行动的隐蔽特工我认识，他的隐蔽姓名是：托尼·戴维塔。我和他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我的要求：如果我能借用一下气艇，让一帮老练党徒和他们的女人在海上游弋，他们将会非常感动。我问他：ABSCAM行动是不是即将破案，如果不是，可否借用一下。他说：此案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对外公开。他在行动日程表上找了一个公开接待的日子，为我们借用“左手”做出了安排。
我对那伙党徒说，我在劳得戴尔堡那里和一个女人玩在一起，她对我说，她的兄弟很有钱，还有一艘很漂亮的船。这位兄弟住在加利弗尼亚，但那艘船停泊在劳得戴尔堡的66号码头。她兄弟来的时候，她介绍了我。我们很谈得来。他让我见到了船长，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