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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我们游玩圣地亚哥，就我们两个人，因为我们在这儿都不认识人。勒菲蒂对这儿很有印象，他说：“漂亮的海洋，漂亮的城市，与纽约不一样。这儿的人打扮也不一样。”
我带他到了圣地亚哥动物园。“这个动物园真了不起，”他说。“想想布鲁克斯那个动物园是什么样子。这里的真的管理得好。多尼，圣地亚哥真是个好地方，你在这儿可以到处溜达，用不着担心遭到抢劫。”
他每见到什么，总要与纽约相比，总要说到在这儿可以搞到多少钱。每遇到某个店铺或是买卖或是住处，他总要说：“这和纽约一样吗？我们要捞一把。”什么都想干，都想骗。
晚上，我们常常到调查局注意的那些活动场所。我注意勒菲蒂的行动。
他总要同经理或店老板谈些无伤大雅的话。这是个好地方。你们这儿开业有多久？怎么样有可靠的供给？看样子你们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市里面，单位里或别的什么人对这样好的地方还能找什么麻烦吗？
他对这个地方在掂量，连细小的事都密切关注。每看到什么他总要对我说一番。可能有个家伙在溜达；那个现金出纳机停止了运转；谁跟他说话；有没有人坐在餐桌旁，桌上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就那么一直坐着，像是在等着和谁说话；有人不一会儿走了过来，坐下和他聊几句又走了；注意别人是怎么看待他；女招待怎么接待人；等等。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会看到这些，但看过就没有了。而一个党徒观察事物就有党徒的特色：一个人的举止、行为、谈话方式、对他是否敬重等等都要注意。
我们确认了：调查局的怀疑有道理。在有一处地方，勒菲蒂认识几个有牵连的人。他说，他们个个看样子要么就是干抢劫活动，要么与抢劫歹徒有联系。
“多尼，这些地方他妈的我们不能介入，”勒菲蒂说，“因为他们已经一窝蜂地乱糟糟。”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为了使自己能发挥作用，我在这些事里面寻找线索。我正在调整我的行动方式，调整我看问题的方法。这样我就能提出恰当的问题，正确地看待事物。我不仅在学习如何以党徒的身份行事，而且以党徒的思想方法来考虑问题。每当我和勒菲带到各个地方，我就注意他对待相同事情的处理方法。如同许多党徒一样，我渐渐懂得了不要轻易说：我不了解情况。要保持缄默，尽快观察周围的动态。关键是你要装得你了解情况。等到他们发现你不知道情况时，你才承认。
勒菲蒂是党徒的典型，一天24小时都在密划党徒的勾当。在外面，和党徒在一起时，他显得聪明、敏锐，而且很坚强，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党徒们的尊敬。但是，一旦出了他那个圈子，你就会发现，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小家子味道，对于人事间其他一些事并不精明。
一天下午，我们待在一家饭店的餐厅里，房间那边有个相貌极其美好的女人老是在盯着我。
“那个女人老是看着你，多尼，”勒菲蒂说。“干吗不请她到我们餐桌这边来？”
我在笑，她也在笑。“勒菲蒂，她可能是个妓女。”
“不，多尼，你真是胡说。她太漂亮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妓女不是那种装束。”
“勒菲蒂，这是加利弗尼亚。人们衣着不一样啊。”
“不是妓女。她可是个有正常工作的女人。快点，快，多尼，她认为你长得帅，想和你结识结识。邀她过来吧。”
勒菲蒂要想干什么事，如果你想制止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照他说的去做。因此，我叫女招待把那个女人邀到我们桌边来。她过来坐下了。勒菲蒂不想在这种调情的场合下碍事，马上就说：“啊，我想上去休息一会儿。”他走了。
我和那个女人谈话还不到5分钟，就发现她是个妓女。我上了楼进了房间，对勒菲蒂说了真相。他说：“我就不信。她一点也没有涂脂抹粉，也没穿短裙或别的什么。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他哈哈大笑。“嘿，多尼，你待在这个地方可得当心自己啊，你会把在纽约的那种精明劲儿丢光了。”
他虽然经常外出干党徒的买卖，可是出门的飞机票总要依赖别人订购。他要到什么地方找我，总要我给他订飞机票。我发觉，为什么有一次他要自己订购飞机票。“多尼，在飞机场上，他们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们不知道。就对他们说，回去的时候公开。”
“怎么叫回去公开？”
“就是说，回去的机票已经买好了，就在你手里。但是飞机票的日期不要定。等你要启程的时候，就直接对航空公司说，你在哪一天登机。”
“这事你能办吗？”
勒菲蒂第一次来这儿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要我和他一道回纽约。我对他说，我不能回去，因为我可能有一桩大的行动，我得要过问。他也就不坚持了，因为那意味着他能捞到钱。
我的真实意图是要到密尔沃克市去。联邦调查局在那里有个行动计划，想对密尔沃克黑手党家族下手。但是，这一行动起步很慢。他们和我取得了联系，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
办这个案子的隐蔽特工其化名是托尼·坎特。托尼是我的一个朋友，是富有开拓精神的特工。密尔沃克家族的老板是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他受命于芝加哥而不是纽约的匪徒。我们了解到，巴里斯特艾里控制了全城的投币式自动售货机的业务。联邦调查局想要表明：这是通过黑店主和匪徒势力所从事的非法经营。他们的意见是要坎特建立自己的自动售货机业务，设法把他的售货机推销到各个商店、酒吧和俱乐部。如果巴里斯特艾里企图把他从这个业务里排挤出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立为敲诈勒索案。
坎特已经伪造好了个人的经历，在密尔沃克办了一个小办事处，向市里申请了销售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执照，买了几台机器。他向俱乐部和酒吧四处兜售，恳请买主买他的机器。可是，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问题是，巴里斯特艾里把全城的销售业务控制得很严，谁也不肯接受坎特的机器。坎待每到一处，店主都拒绝接受，这是因为这些店主已经买了属于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谁也不肯把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移走而换上坎特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坎特仍然不能推销机器，也没有人来告诫他，要他放弃这个营业。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我联系，问我有没有可能在纽约找些有关系的人介入此事。如果我能在纽约找到对坎特自动售货机感兴趣的人，那末他们就可能设法与巴里斯特艾里建立伙伴关系。
我赶到了密尔沃克，在旅店住了下来，与坎特通了电话。他和办此案的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一起来到我这儿。人们看到我和坎特在一起并不要紧，因为他反正是在干隐蔽工作，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有在密尔沃克办案的特工知道我是什么人。他们正是在坎特目前所处的情况下让我参与这一行动的。
我认为这个办法似乎行得通。我说，我要把这个意见向勒菲蒂说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我回到了纽约。先前我已经退掉了我的寓所，现在来往要么住在80号公路上的荷里得旅馆，要么在第七大道的谢拉顿饭店。荷里得旅馆位于乔治·华盛顿桥靠新泽西一边。只是住一间房子，能睡觉就行了。大部分时间我都和勒菲蒂在一起。他老要我回纽约住下来，不愿意我待在加利弗尼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肯和我分开，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确认为：加利弗尼亚是个海滨度假的地方，是个纵情欢乐的地方，把人的思想弄得乱糟糟。他一直要我在他居住的尼克鲍克村庄里找一个寓所住下来。事实上，他最终还是把我一切都安顿好，为我找了一个寓所，完全是为了我来的时候居住。
我每次回来，他总要说：“回家时想吃点什么？”因为他要为我和他的妻子露易斯做饭。他总要出去，到最好的店铺里买些牛排；要么也可能他自己做卤汁面条。或者我们就到外面吃，等露易斯下班回来，然后去一家中国餐馆。他喜欢和我谈他的孩子、孙子，以及与迈克·沙贝拉或其他任何人之间的问题。
我这次来，为密尔沃克方面的事布下了种子。
我处理任何问题，与勒菲蒂一起干任何事；我先是打个基础，以漫不经心的谈话方式把事情对他作个介绍，然后就搁下来。过一段时间再提一下，又搁下来。到最后再提出来就敲定了。关于密尔沃克方面我有个朋友，想干自动售货机买卖遇到麻烦的事我不想对他和盘托出，因为我打算逐步培养他的兴趣，让他慢慢地参与这一买卖当中。我不想让他埋怨：“咦，你怎么搞的，老是这儿那儿有个遇到麻烦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漫步，迎面吹拂着加利弗尼亚刮来的习习微风。我说：“你知道吗，勒菲蒂，我遇到个伙计，那是我10年前在巴尔的摩认识的。当时我们在一起干了不少事。他对我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半明半暗地生活。现在他想搞一点营业。我估计他是要搞投币式自动售货机方面的营业。”
“啊，是吗？过硬的行当。”他就说了这些。
我连地址都没有告诉他，只是让他记住我提出的事，让他消化。坎特准备搬到密尔沃克，我开始鼓动勒菲蒂。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一点一点地反复提这件事。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恰当的时机。我回到了加利弗尼亚。
联邦调查局提出了另外几个地方，想对那里搞搜查工作。我打电话给勒菲蒂说：“你知道，勒菲蒂，我真的喜欢加利弗尼亚。你该在这儿试一试。你老是说你要在什么地方开一爿自己的酒吧。我在这儿为你物色了几个地方。你干吗不出来度度假呢，我们一起把这几个地方看一看。”
就这样，勒菲蒂在5月份又到圣地亚哥。我带他痛痛快快玩了一阵子。我们去了几次舞厅，看了几家酒吧和旅馆。
接着，在密尔沃克找到了突破口。
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