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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们在佛罗里达的东南部城市海厄利亚,赌“六选胜”。前面五次比赛我们下注几千美元,每次都赌赢了。第六次如果我们选得对,可以赌赢30,000美元。因此,在最后一轮比赛中,我们估计:还是选心爱的那匹马可靠些。哪儿知道那匹马输了,我们也搭掉了30,000美元。
他这么说:“最后一轮,我们押了常胜的那匹马,妈的它输掉了。另外那一匹不知从哪儿冒出了尖。本来30,000块钱都可以赢到手了。”
“啊,也只是损失了几千块钱,”我说。
“问题不在这里,多尼。问题是我们差点就到手了!”
他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一再延误下来使他得不到机会成为入盟党徒。他对我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时,他还不是入盟党徒,那是因为他没有还清赌博所欠的债务。他还清了一部分,因此,在我和他见面不久,即1977年夏天,他入了盟。
可是现在他又欠了大量的债,这就意味着:他在赌注登记业务或别的业务中所得到的任何收入,马伦格罗都要从他的总收入中扣除一部分抵债。勒菲蒂除了隐瞒的部分以外他就一无所获了。赌博的本质就是:个个到后来都说自己破产,因此你无法说得清,勒菲蒂究竟是不是破了产。
我出手的钱数充足,使得勒菲蒂相信我会搞钱,而且还暗示他可以取得进展。我们如果在一起,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可以共同发财。
对我在党徒中间的前程,他给我以鼓励。
“事情明摆着,多尼,你不管别人的事,自己会搞钱,不惹麻烦,不生事端,不侮辱别人,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入盟党徒。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可能下达要你杀人的任务,要你去把某个人干掉。这你不再担心。我对你已经说过,我会教你怎么下手。你有这个素质,多尼。你把握了自己,不管闲事,与人相处得很好。我要建议接收你作为家族的成员。”
勒菲蒂说:“跟我来,我们到沙贝拉旅馆去。”
这是7月份一个炎热的夜晚。我们到了沙沙贝拉旅馆,但是没有进去。人行道上还有五六个党徒站在那里,我认识他们,都是迈克·沙贝拉手下的人。我们和其他这些党徒都站在人行道上。
我问勒菲蒂:“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这儿?”
“我们站在这儿警戒,确保那个老家伙别出什么事。他就在里面。”
所谓老家伙就是卡明·甘兰特,布拿诺家族的老板。他刚刚出了牢房。我朝旅馆的窗户里看一看,只见他坐在专供大人物用的餐桌旁。他长着鹰钩鼻,几乎秃了顶,嘴里叼了一根大雪茄。沙贝拉和另外几个人坐在他的左右。
“有什么大买卖吗?”我问,“他有什么事?”
“是有事,”他说,“有许多事你不知道,多尼。这些事我又不能乱说。”
“那我们怎么不可以进去,确保他别出事,我们至少还有个坐的地方?”
“多尼,多尼,你听我说。有时候你什么也不懂。首先,除了副官或副官以上的人以外,‘气垫’不同其他的人坐在一起。除了他需要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待在他的周围。你甚至于连话都不能跟这个家伙说。要跟他说话,你得通过比你地位高的或者是能同他说话的人才行。旅馆里除了那几个人以外,他不想任何人进去,就是这样。”
“啊,照你这么说我们就不进去了。”
“多尼,这个家伙多么卑鄙,你不知道啊,”勒菲蒂悄悄地继续说,“‘气垫’这混帐真不是东西,是个暴君。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不用再往下说了。许多人恨他。大家觉得,他只顾自己,只顾自己一个人赚钱。他接近的就那么几个人。主要是拉链行动的那些人,像凯撒以及你看到的多依兰俱乐部周围一些人。那帮家伙老跟他在一起。他把这些人从西西里弄过来,利用他们干各式各样的事,搞那些毒品买卖。那帮家伙跟他一样卑鄙。拉链行动那帮人不能信赖,除了那个老家伙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他们。老家伙相信他们,那是因为是他把他们带到了这儿来,他能控制他们。其他人都得和他们隔得远远的。许多人都巴不得看到他遭了殃才好。因此这才要我们到这儿来。”
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我和勒菲蒂到沙沙贝拉这儿来,在外面站岗放哨,好让卡明·甘兰特在里面开会。勒菲蒂在人行道上,心里很紧张。除我以外,他和其他的保卫人员衬衣里的腰带上都带着枪。他注视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注视街对面的窗口。
我也不是滋味。身为联邦调查局特工,由于被这帮党徒所信赖,站在桑树街的人行道上,担惊受怕,还要为布拿诺家族的落魄丧魂的老板站岗放哨呢。
每隔几天,我就给联络特工打个电话。纽约办事处里专门安置了一部电话,专拨给我作联络之用。接话的是我的联络特工。我向他报告目前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情况。有时候,为了配合其他行动,他要我了解一下这家或那家俱乐部的情况,有些什么人,讨论了什么事。如果我需要查询什么,比如问姓名或某个党徒的情况,他就认真为我办理。我向他提供任何值得注意的情报,或者以后对作证可能有用的情报,他都打印下来,归入我们称为的“302”档案。有时候,联络特工还带几份报告来让我签字。
根据我的情况,我每个月有一两次和联络特工见见面,取我的生活费和活动费。我们见面时间很短暂,只不过几分钟时间。我们常常见面的地方是在博物馆——像第五大道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和都市博物馆。我们只是在那里随便浏览一下,看看展品,他悄悄把钱递给了我。有时候我们在中央公园,同坐在一条凳子上。有时候在咖啡馆相会。
这时候已接近1977年的年底,我干隐蔽工作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联邦调查局打算要停止“太阳苹果”计划中在佛罗里达的“太阳”那一部分工作,这完全是因为乔·弗茨至今尚未能深入下去,未能取得一点收效。
我的督学员有时候问我,如果我再干一段时期怎么样。我感觉很好,还想继续干。
有新的情况需要考虑。现在我和勒菲蒂及布拿诺家族成员相处得很好,在他们中间已经有了扎实的基础。联邦调查局在这一带开展了其他一些隐蔽工作。我可以以我作为党徒的新的身份为有些隐蔽特工建立信任感,我可以出来为其他一些特工作出担保,证明他们是“像样的”党徒,而其他行动打击目标中的党徒可以问我来查核,因为我是勒菲蒂在纽约的朋友。
如果我不以纽约市为工作基地,不是在勒菲蒂的鼻子底下天天在一起厮混,那我就容易多了。如果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而继续保持和勒菲蒂的伙伴关系,那我和其他隐蔽特工行动的联系就方便得多,因为我出城无需要得到勒菲蒂的允许,也无需每一步行动都得向他报告,受他的盘问。而且我还可以设想,把勒菲蒂带进其他的隐蔽行动之中,带他引见,希望他有可能闯进去,与布拿诺家族成员建立联系,组织非法的阴谋集团。
我还可以经常回到纽约,一次待两三个星期,增加我和勒菲蒂的联系,保持伙伴关系。
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关于家庭的保护问题我先前考虑得不多。我大概每隔10天或两个星期可以回到新泽西的家里,待上一个夜晚。我始终小心谨慎,掩饰自己的行踪。但是,到了1977年的秋天,我渐渐有所考虑:如果我打入黑手党里面逐步深入下去,我的家最终还得要搬走。因为万一出了一点儿差错对我的家就会是一场灾难。我知道有警察在保护我,因为我时刻有他们在跟踪。有三四次,显然并没有什么理由,他们却把我叫住,对我进行搜查。如果我有时不能甩掉尾巴,而他们一直跟踪到我家里怎么办?要么,如果是勒菲蒂或别的党徒决定跟踪我又怎么办?
是该到搬家的时候了,搬了家就不会存在上面提到的问题。要么也可以把我调到另一个地带去工作,我们不妨把这两个问题联在一起考虑。
整个12月份及1978年的1月份,我与我的督学员在一起反复讨论。他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总部。这本来也是个很简单的事。我们决定2月1日搬家。
我的家庭对于搬家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们已经搬了四次家。不过,我的女儿们已经到了有男女朋友交往的年龄,这对她们来说还比较重要。我们在新泽西还有亲属。早先我因工作调到纽约办事处搬回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曾以为我们会一直住下来。大家都不想搬家。我妻子虽然不知道详细情况,但觉得搬家还是必要的。我们对此并没有作过多的讨论,因为我并没有说这还有选择的余地。我的工作调动频繁,她们不知道我在黑手党里究竟隐蔽到了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搬家是为了她们的安全。
联邦调查局当时在这一地区有52个办事处。他们提出了5个地方让我们挑选一个住处。至于我的工作关系那几个地方都没什么问题,因为我还隶属于纽约方面,再说我还要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到处跑。我和妻子选择了一个地点。
圣诞节的除夕,我设法赶回到家里,虽然到家很晚。节日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家里。到了1月份,我和妻子出门找一幢新的住处。我们立刻就找到了一处——比我们在新泽西的房子小一些,但是左邻右舍比较和谐。到了下一个星期,我们就拍卖新泽西的房子。我有个朋友,是搞搬运工作的。我对他说,我们要搬家,这事儿请他不要对外声张。
搬家时,家里人依依不舍地流了不少眼泪。家里的人都不想在我的工作上成为障碍,但是她们谁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干些什么。如果她们对我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她们对我的情况可能更能够容忍。不过,如果那样做能减轻对我的压力,那她们就会付出心理惧怕的代价。
无论是我还是我局里的同事,都没有想到这个工作要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究竟还要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