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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我干搬运重活的时候，我才把戒指拿下来。在整个隐蔽工作期间，我一直戴着这只戒指。别人议论我的戒指也只有这么一次。
我和吉里的科隆坡家族成员以及墨拉和鲁吉埃诺的布拿诺家族成员在一起花了很多时间周旋，还要到佛罗里达和“太阳苹果”那边的乔·弗茨那里一道工作，根本就顾不上回家了。我没有看到学校里的体育运动节目的比赛，也没有看到我女儿们的啦啦队。两个女儿的生日我没能参加，连我自己的生日也没能回家。我们结婚的16周年纪念日我不在家里。为庆祝这个日子，我妻子到了霍尔及盖尔夫妻俩那里。他们是她的朋友。她和他们相交一年以后我才认识了他们。我每个月回家可能只待到两三个晚上。
我一旦真的回到家里，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要尽量弥补失去的家庭欢乐时光，但我又不能把我同党徒打交道的工作完全置于脑后。
我设法参加了我弟弟的婚礼。这是一种意大利式的婚礼，一般都很隆重，收到的彩礼有许多现金和支票。婚礼以后，新郎和新娘立即就度蜜月去了。他们不想把钱带在身边，要我把钱保管一下，等他们回来。我弟弟说：“把钱放在我哥哥这个联邦调查局特工身上，谁还能有他那么保险？”
我把一大叠现金和支票放在我车子的前座位下，就开车回到了纽约市。
一个星期以后，我弟弟向我要那些钱。钱不在我的寓所里，哪儿也找不到，仍然还放在我车子的前座位下。自那以后，我到处跑，到过市里的各个里弄，车子在停车场停过，在车库里停过。我把钱的事完全给忘了。
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工作中陷入到什么程度。后来我弟弟告诉我：他开始对我起了疑心，以为我背上了什么沉重的包袱，连他的钱放在什么地方都忘记了。我工作上的分神引起了家中的龈龉。
这毕竟只是暂时现象，因此情况可以容忍下去。就几个月的隐蔽工作。但是，我的行动计划已经超过了6个月期限，我还没有接触到高层次的党徒。可是，没想到我正逐步深入到党徒之间，在小意大利区和布拿诺家族成员墨拉及鲁吉埃诺联系上了，他们又把我介绍给了其他人。我的隐蔽工作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我在体力上常常感到很疲乏。但是每天的活动又使我振作精神。工作的进展使我感到很舒畅。
在这全部时间里，我要设法记住发生的所有事件。由于我不作任何文字记录——即使在寓所里，我也不敢记什么或写下什么——我只能记在脑海里。像谈话中讨论的某个刑事方面的活动，俱乐部里新来了什么党徒，各种买卖，各种抢劫，与此有关的各个党徒，一切的一切，我都要尽力记住。联邦法庭最终审案将要根据我记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作出裁决。
这是一项非常紧张的工作，而且还要有点技巧。比如记车牌执照号码，记武器的系列序号三位数、三位数地记。麻烦的是我不能问许多问题——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特工时就受过这样的训练。我所记忆的东西有许多是听说的，这些情况我不能要人家重复说给我听，而且我认为需要核实的情况也不能问别人。抢劫来的赃物进进出出，我不能要求仔细过一下目，不能问从哪里抢来的，或送到谁的手里。我只是指望有人自愿和我谈这些情况。我要尽力摆出姿态，装作只顾自己而不管他人事的样子。
集中精力谈话也很伤脑筋。大部分谈话纯粹是海阔天空，以及一些琐碎事——理一次发、买一双新巴利鞋；迈特枪和杰英特枪怎么使用；中国人和波多黎各人怎么在糟蹋邻里；卡迪拉克牌轿车比林肯牌要优越多少；我们应该怎么样轰炸伊朗；应该怎么样烧死强奸犯；等等。每个党徒都津津乐道地谈论自己怎么把变节者拖进来，自己又怎么顶上去。这帮党徒大多数人毕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都是清一色地从里弄里长大的歹徒。
但是，他们在城市中有巧妙的生存能力。买卖的线索自始至终都贯穿在所有活动之中。他们的买卖就是偷盗、凶杀以及黑手党的政治——谁浮谁沉，谁完蛋了。有人可能在谈论某个大地方买削价的牛排，实际上同样的一句话指的是一次凶杀；要么是某个人入了盟；要么他们又收买到了某个政客。这些趣闻会使谈话连续下去，但随时都会改变话题，谈过也就烟消云散。如果我不随时有所准备，就有可能忽略了我需要记住的东酉。我又不能制止他们的话插问一句：“某地方的警察队长是不是买通了？”
不仅如此，为了不至于引起怀疑，我还得使自己的谈话方式和他们相一致。有时候我要改变话题，或者在他们谈论可能是政府感兴趣的刑事犯罪话题谈得正起劲的时候，我有意识地从桌子旁慢慢走开。这样做完全是要表明我对此并无什么特别的兴趣。然后，我还想把原来谈的话题再谈起来，或者在以后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再作些了解。这可以说是一种暂时退却的策略，对于长期隐蔽工作来说这个策略很有必要。
我还要记住情况事实、名字、面孔以及数字等，直到我能向联络特工汇报。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两三个星期才能回家待一天或一个晚上。要家里人调整他们的注意力，给予应有的重视，往往很困难，尤其是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而我们又不能说明白。
8月份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在店铺里，忽见他们从外面作案回来，有吉里、桂多、帕特希、弗兰克以及其他一些党徒。其中有一个名叫索尼。吉里神色非常紧张，那种神情我从来没有见过。
“今天上午，我们袭击了巴的纳那儿的一家住宅，”他告诉我说，“那个家伙真够大的（我不知道他是指身体长得高大还是地位显赫），我本来想崩掉那个狗娘养的，因为他不肯打开保险柜。我用枪对着他，警告他说，他要是不开保险柜或者想什么别的点子，我就崩了他。我真想那么干。后来，他开了保险柜。我们把他和那个女人铐了起来。用东西塞住他的嘴。”
他显然在浑身颤抖，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类似这种抢劫活动他经常参与。
他们把黑色公文皮箱打开，放在后室的桌子上。对于我也挤在中间观看，他们并没有怎么介意。我看到一些珠宝——戒指、耳环以及项链，还有美国政府发行的储蓄公债、一塑料袋一塑料袋的好像积蓄的硬币、男人的裸体照片以及男人的假发。
箱子里还有几副手铐，那是在任何警察用品商店都能买到的一种，还有可能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偷到的纽约警察部门的徽章，另外有4支手枪。
“我们以警察的身份进了住宅，”帕特希说，“把那个牧师的情况对他说说吧。”
索尼说：“我待在逃跑的车子里，就在住宅的街对面，车子的发动机还在转动。巧得很，车子正停在一所教堂的前面。我坐在车里等伙计们出来，这时教堂的牧师走了过来。他停住步，还在说话，‘这不是好天气吗，’牧师在同我说话，还说个不停。我打发不了他，又不知道伙计们是不是出了门，是逃走了还是别的什么情况。那牧师还在同我谈什么鸟儿、天空。说什么我也不能离开。后来，他说了声再见就走开了。当伙计们出了住宅的时候，我还看到他的身影。”
吉里递给我一小包东西，说：“把这个垃圾扔掉，好吧？回到曼哈顿时扔到垃圾桶里。”
这包东西是抢劫来的，他们不想要了，但又不想在这儿里弄一带被发现。这是一个粉红色的钱包，里面有饰针，相配的耳环，几幅裸体照片，还有一份美国护照。
我想要的是枪。这是被偷的财产，我们可以通过枪支追查到抢劫案以及与此有关的吉里一伙。我们始终都想从街道的工作中收到枪支。
我对吉里说：“如果你要把这些枪支弄出手，我倒有个朋友。我曾经把得手的枪支卖给了他。说不定他对这些枪支倒有些兴趣。”
他说：“每支枪要300美元。”
“我要看看情况，打听一下。”
他把枪支交给了我。一支史密斯·威森牌0。45手枪；一支史密斯·威森牌0。357手枪，高速公路巡警用的；一支0。38罗姆特制手枪；一支0。22鲁杰自动手枪。无论枪的主人是谁，他拥有这些枪支是不合法的。其中有两支枪的编号已经注销。吉里一伙在得手这些枪支以前，枪已经是被盗之物。一般情况下，注销了编号对我们来说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盗贼大多数注销不深，不可能把印压痕迹全部抹去。我们的实验人员能用酸性物质使编号复原。
第二天，我把枪支放在纸袋里，走到九十街道的中央公园，我的联络特工史蒂夫·伯瑟在那里等我。我把纸袋交给了他。我们商定试图用800美元把吉里的枪支买下来，在交易中绝不能对方提出多少你就给他多少。首先，这里用的是政府的钱，能少花的尽量少花；第二，你要让他们知道，你是有强硬手段的人，不是马大哈。
到了第二天，我返回到俱乐部，对他们说，我的朋友出价是800美元。
“这不够，”帕特希说。“你说过，你能卖到1。200美元的价。”
“我只说试试看。我那朋友坚持800美元。”
“不好。”
对于有些买卖，我就会说，要么就干，要么就拉倒。但是在枪的问题上我不是这样。我不想把枪再还给他们。“你们看，我处理了枪，身上有800美元。你们要么拿钱，要么别拿。”我把钞票一晃扔到了桌上，相信他们看到绿花花的票子会动心的。他们之间出现了小小的争执。
帕特希说：“换一处卖，还能多赚些。”
“哼，如果你能多赚，把他妈的枪拿到别处卖得了。可是谁肯付出超过200美元，买1支可能注册过、被偷的又注销了编号的枪呢？你以为我不想多卖点价？这是我自己的800美元。你们要想成交，我就只管向他取钱好了。”
“好吧，”吉里说。他收起了钱，给桂多、弗兰克、帕特希每人1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