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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二下午，萨利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招待我们一伙共有8人，连同他自己的，加起来大概有18到20人。他有个井井有条的厨房，烧肉丸子，还有意大利通心面条、香肠、辣椒等应有尽有。因为有这样的午餐，我们要设置一张长的折叠桌。整个下午，我们就坐在桌旁吃午餐，喝的是萨利自己家中制的红酒，大家一起吹牛皮。
我白天大部分时间就这么跟着他们转。我要在10点和11点之间赶到俱乐部，整天都和这帮家伙混。到了下午快完、接近傍晚的时候，我就回到寓所，可能小睡个把小时，然后起来淋浴。大约9点钟时候，我就出门赶到我们碰头的地方。有时候我回到布鲁克林，有时候在曼哈顿一带溜达；有时候和他们一道，有时候一个人到一些地方。这些地方的人通过那一伙而认识了我。
尽管我们在各个夜总会溜达的时候，大家谈的仍然总是抢劫诈骗的事，或是正在干的、或是即将要干的。他们靠的是脑袋瓜子为生，因此，他们的脑袋比普通人要用得更多。他们脑袋一刻也不停地在转动。一个人无论怎么有钱，总还嫌不够用，要么是盛宴，要么是饥荒。他们的计谋有一半是落了空的，一无所获。尤其糟糕的是，他们还要受控，这样要么要破他们的财，要么就坐大牢。可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头脑清醒。无论是对于他们的失败，或是提出的那些浮躁的行动计划，他们都没有舒畅的时候。他们照干他们的。
一个不显眼的党徒名叫维尼，也在吉里商店里混。他身体过胖，心脏不好。他吃了几片药——可能是硝化甘油。有一天下午，大家都在玩牌。这一局很难分胜负，好几个人在赌。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聊着夜晚偷一户住宅的前景。那户人家在新泽西的巴的纳。
突然间，维尼跌到了地下，呼吸很困难，手紧紧地抓住胸口。
“喂，大伙儿看，”我说，“维尼出问题了。”
没有一个人动一动，他们继续玩牌。维尼在喘气，在抓胸口。他们还是玩他们的。
“他心脏病发作了！”我一面叫一面往他那儿走。“我们得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快！谁来帮帮我一道送他去医院！”
“噢，他老犯那毛病，”一个家伙说，“他常发作，没什么，吃几片药就会好的。”
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这样的场合我想顺着那一伙人。但是，我仍然有自己的道德观。
我不能眼看着他死。我设法扶他起来，扶他出门上我的车。我驾车去了急诊室。几个小时以后，他出来了。他说：“我的药用完了。”
我们返回到吉里店铺。他们还在玩牌。有人说：“不错吧，我们对你说了，他会好的。”
天天这么跟那伙人混起来倒也容易。大部分时间显得很无聊。他们虽然在学术上一窍不通，但是在城市环境中他们有巧妙的生存能力。就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总有某种潜在的东西，可能会使我出差错。我一方面时时在头脑记住所发生的有关情况好向联络特工汇报，同时我还得保持警惕，以免跌入陷阱，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毕竟是杀手。
联邦调查局不想让我参加实际的拦截和夜盗活动，因为那一伙人出门都是荷枪实弹，遭到伤害的可能性极大。在开创性的工作中，高高在上的官僚们思想非常保守。有人还提到：如果我与带枪的家伙一道去犯罪，我自己就容易受到指控。
他们一伙常常要我和他们一道出去作案。我总要找些办法抵挡过去。我对他们说：“嗨，带枪去干那些东西，对我来说真是太胡闹了。待后来我去帮你们卸货吧。”他们的人手足够，添上我无足轻重。我似乎并不是什么关键人物。再说，我不去，得利也少，他们是根据卖脏所得的收入进行分利的。
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但是，如果我事先争着要和他们一道去，得到了所猎对象的各样情况，然后又提出不干，这就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和他们一道我总是冲锋陷阵。我保持一定的分寸，而且我参与的也决不是什么多大的交易。
可是一旦他们要用上我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坐下来和他们一起讨论制订行动计划。他们要出去窥探作案地点，我得跟他们一道。我渐渐地开始施展自己的影响。他们常常来找我，就某个行动征求我的意见。我和他们一起对行动计划反复讨论，还指出计划中的毛病。这表明了我要干什么事还有些办法。有些时候，我能向他们指出行动中差错会出在什么地方，从而阻止了他们——这毕竟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这境况就有点微妙了。我一方面不能启发和鼓励大家犯罪，另一方面我又能外出参与一些犯罪活动。我哪些事能干，哪些事不能干，局里面并没有划出严格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我可以自己视情而定。这需要有跳踢跳舞的技能。
在店铺里我帮忙卸货。他们能拦截任何种类的车辆，大到18轮的大卡车，小到普通的小车辆。他们拦截车辆，把车上货物装到小卡车或搬运车里，运到“藏匿地点”，可能是个空仓库或工厂，把样品送到艾萨格店铺，表明有这样的买卖可以洽谈。所卸货物打包送到那些可以脱手的买卖赃物的人那里。
他们在拦截车辆的时候，通常的办法是把开车的缚住。可是，他们拦截的大多数是廉价的赠品，开车的往往参与作案，以便分利。这伙人一探听到哪里有可图的车辆运货，他们就到哪里去。拦劫大多在市里行动。他们往往就在布鲁克林大街上拦劫，有时候在泽西市。
夜晚偷盗遍及城市各地，从长岛到新泽西、康涅狄克和佛罗里达。飞机场不时地有货物运出来。吉里利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内部某个货运人员，源源不断地弄到货物。
我卸运的赃物有：咖啡、糖、冷冻食品、威士忌、成袋成袋的可可、整卡车整卡车的毛衫、罩衫、夹克衫以及牛仔裤。他们什么都要。最好的东西是食品货物——虾、咖啡、金枪鱼罐头等，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在任何地方，比如旅店和超级市场那里推销。冷冻的虾子和龙虾最受欢迎。药房用品——买卖双方直接交易的东西，比如剃须刀片、阿斯匹林及牙膏等——都是首先考虑的目标，因为许多商店需要，而且即使在规矩的市场上都标高售价。衣服也是好东西，特别是皮货及女用服装。酒一向是大买卖，尤其是在圣诞节的日子里。还有女用皮手套，滑雪手套，甚至还有曲棍球手套。
只要是能出售的商品不分彼此。比如像男子曲棍球手套，这样的东西你从哪儿可以弄到？他们也能沾得上手。能干到的货他们就干，反正偷盗曲棍球手套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像各地旅店和超级市场的经理们要懂得什么是热手货，因为出售任何东西价格比批发市场的都要低。但是，有些豪华的旅馆和超级市场说什么也要买进。如果你看到这里买卖的情况，你对讨价还价的商店和削价商店的看法就更有愤世疾俗的感觉。有时候，买卖流通还很有秩序。某天晚上，他们要偷太平洋和大西洋食品公司的仓库，几天以后，所偷的咖啡、金枪鱼罐头就在别的商店出售。
电视机和录像机是大宗货物。从铁路货车货栈处抢劫运货车箱决非寻常事。他们雇佣了一个铁路职工，他向他们提供装货凭单。并且告诉他们货物在哪一辆货车里。他们就拦截卸货。
他们袭击住宅的时候，一般只要珠宝、股票和债券，现金或枪支。
任何没有限制的东西，他们都盗。那时代风行一种机器脚踏车，即摩托自行车或摩托脚踏车。他们就在大街上偷这种车辆，白天放在商店里出租。
我保持一种低姿态的形象，我自己感到这么做很舒畅。如果没有必要，我并不主动提出参与。不该知道的事我不问，甚至我想知道的一些情报常常因此而失去了。但是，我知道我干的有些事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议论。我要耐心，顺从事态的变化。
桂多是吉里的得力帮手，是个莽撞分子。在这一伙人当中要数他最莽撞。他有点与众不同。他是意大利人，金发碧眼，蓄着胡须。因为他像我一样，不是入盟党徒，能够留着小胡子。他身高约6英尺1，体重200磅，年龄在三十八九。他胳膊上有蛇纹，戴一副色镜。他对我说，他因为犯有各种各样的罪，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进进出出。他是个杀手，但从来没有被判过有杀人罪。在吉里的管属下，他的几个伙伴在搞步话机方面有非凡的才能。吉里对我说过，他认为桂多太莽撞，干过许多险事。但是他为科隆坡家族做了大量的“工作”，意思是他参与了抢劫。
如果桂多是你的朋友，他就要和你好一辈子。如果他是你的敌人，不想他吧——他非干掉你不可。大家对桂多都表示很尊重。
有一天，我和吉里那一伙人刚刚动身外出，当时我和桂多驾我的车行驶。
他问：“喂，多恩，什么声音在刺耳？”
“不知道，不碍事的，”我说。
“不错，是刺耳的声音，”他说着就挺起了身，昂着头。“来自挡泥板。”
我们回到了吉里的店铺，我把车子停在街对面的镶边石路上。
他说：“我要把挡泥板取下来，找找有刺耳声的原因，把它弄好。”
“算了，桂多，别费时间了。对我不碍事的。”
“我觉得碍事。一会儿工夫就行。”
桂多的车里有个工具箱，里面总是放着盗窃用的一套工具。他取来了工具，爬到挡泥板下面，开始往下取。
我说：“你找这么个麻烦干什么？这没什么大不了。”
不到5分钟他就把整个挡泥板取了下来，在板后面仔细检查。“行了，”他说着又把板钉回原位。
我问：“你究竟为什么要把它取下来？”
“说实话吧，你新来乍到这儿，我是想检查一下你的车上是不是装着电话什么的。没问题。”
“他妈的，”我说。“你以为什么混蛋警察，车里安着录音机？你为什么不当面问我一声？”
“别见怪，多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