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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表现出满不在平的样子，手里拿着一台正在播放流行音乐的晶体管收音机，放在耳朵上听。演这个角色的演员上台时往往拿着一台真的收音机，播放真实的节目。在那一天晚上，突然插进一则紧急消息：“肯尼迪总统遇刺了。”那位演员赶快关掉了收音机，但是有些观众已经听到了这一内容，开始悄悄地但又不安地笑起来，认为这是一个低级趣味的笑话。在中间休息时，所有的人都发现了那个可怕的事实，演出的下半部分遭到了彻底失败。观众们对剧中每一句台词的反应的经历。我真是完全被它吸引住了。相比较而言，那部作品微不足道，而且寿命很短，但是它采用了喜剧手法，对我而言，这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写的头两部书《看电影者与姜》与《你这个傻瓜》的确也有幽默的成分，但从根本上讲都是小心谨慎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写《四壁之间》的经历，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对讽刺性、闹剧式与滑稽模仿之类的作品充满了热情。我认为正是这一发现把我从精心构制的现实主义小说樊笼中解放出来。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讲，《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可以说是我的第一部实验小说。很早以前，我就意识到了存在于我从文学批评角度对现代派著名小说家的仰慕之情与自己的创作实践（由本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写实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作品构成）之间的矛盾。而这部看似喜剧的小说提供了一种缓解上述矛盾的方法。因此，我与马尔考姆·布雷德里的交往以及他的喜剧性作品所提供的范例是导致我的写作风格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一书的献词及其中的雪莉酒会一节都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几年之后，马尔考姆离开了伯明翰大学前往东安格力度亚大学任教，现在他是那里的美国研究学教授。我们两人都为这次分离而感到后悔，然而这也许是一次必然的分离，它将有利于我们各自文学生涯的健康发展n我们现在经常来往．关系非常密切。在公众眼里，我们两个人经常被混为一体。（有一次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另外一个人打赌说我和马尔考姆·布雷德里是同一个人，请我做出公断。）
再回到《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我非常清楚大量使用滑稽模仿与拼凑是一种冒险的做法。尤其是要冒使读者产生迷惑与隔阂、无法弄清所暗示内容为何之险。我这样做的目标是争取让这类读者完全读懂故事情节的叙述以及风格的经常性转换，并让他们感到非常满意，同时使那些文学修养比较高的读者因为发现了书中滑稽模仿的内容而获得另外一层乐趣。这就意味着采用滑稽模仿时必须相对谨慎，在具体章节中尤为如此。在后面几章中，滑稽模仿部分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明显。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我故意将最后一段文字设计为全书中最明显、最恰当及最不同凡响的滑稽模仿。与此同时，随着该书逐步走近尾声，我意识到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即从亚当·埃普比的妻子芭芭拉的角度来对他们的婚姻问题做简短的审视。但是这种迟到而又突兀的“叙述角度”的转换能否避免即席发挥所产生的生硬与不协调之感？解决这一问题以及寻找具有高潮效果的滑稽模仿的过程成为一种获取灵感的愉快过程，这使得小说创作这一繁重劳动变为一项值得一做的工作。所有现代著名长篇小说中．有哪一部直到小说结束前一章中还是丈夫思想与观察对象的妻子在最后一章中突然变为叙述的主体并就丈夫及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表明了令人哭笑不得但又切合实际的女性观点呢？只有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该书将全部情节浓缩到一天之中，每个章节都采用不同的叙述风格，（我后来意识到）向我提供了《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一书的基本模式。我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莫莉·布鲁姆那段著名的、没有逗点的内心独白：我的小说可以像乔伊斯的小说那样结尾：主人公回到家中与妻子团聚，他躺在婚床上熟睡，而难以入眠的妻子开始在朦胧中思考男人的各种弱点，性生活充满的各种悻论以及他们的热恋与结婚史。我把莫莉的一个关键词“是的”更换为一个更具临时意义的词，因为这更符合色色拉的性格以及小说结尾时的乐观与无奈同在的氛围。我原来一直打算在最后一章中打消芭芭拉焦虑不安的心情。后来当我想到《尤利西斯》中莫莉的经期也是在最后一章中开始时，于是想如果此前我不知道这一点有多好，这可真是两位作家的不谋而合。
在麦克吉朋·凯出版公司（也是我前两本书的出版商，后来被格拉纳达吞并）出版该书的过程中，我与该书编辑蒂莫西·奥凯非讨论过在书护封上的简介中重点提一下滑稽模仿是否可行。他反对这样做，而我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读者有权获得读书时应该注意什么的提示。书出版后，能够全面辨认出其中运用的滑稽模仿手法的评论家微乎其微，更让人惊奇的人，竟有许多人在评论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有人埋怨说，这是一部衍生出来的小说，没有观察到这种效果是有意而为，而且具有系统性。后来出版美国版本时，护封简介中特意提到了滑稽模仿的内容，从而使它们得到了应有的注意，进而得到了读者与评论家的广泛赞许。
在刚开始写作该书时，我曾为该书起了一个临时的名字《大英博物馆已失去往日的魅力》。那是乔治与艾拉·格什温谱写的一首歌词中的一句。后来艾拉·菲兹杰拉德为它谱写了轻快的曲调。这首歌我特别喜欢，我在布鲁斯伯里工作的两年中，经常哼唱它：
伦敦一个雾气蒙蒙的日子，
我心情郁闷又沮丧，
望着良辰美景，我惊叹不已，
大英博物馆已失去往日的勉力。
出版社把小说校样寄给身在旧金山的我。修改完后，我又寄回伦敦。在书即将出版的最后阶段，蒂姆·奥凯非突然来信问我是否已经从格什温那里获得用上述歌词作为本书书名的权力。我说没有。
我立即给纽约的格什温出版公司写信，请求获得他们的允许。但是我的要求遭到了拒绝。我请求他们改变主意，但他们主意已定。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促使我想到将全书故事情节浓缩到一天，并利用浓雾作为全书基调和情节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书书名以及那首歌词而非《尤利西斯》。但是时间紧迫，蒂姆西·奥凯非催着我提供新书名。我提议用《子宫日》，但是麦克吉朋·凯出版公司不喜欢这个名字。蒂姆西写信说如果我们双方不能立即就书名问题达成一致，出版日期将被推迟到第二年。绝望中的我一口气用航空信件寄去了大约十二个书名。我记得，其中有两个是从铁乐园》中援引而来的：《驯服的亚当如是说》与《亚当突然从阴冷中恢复过来》。蒂姆西·奥凯非用电报将他的选择给我传了过来：《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都不失为一个好书名，尤其是当我们想到那首儿童诗“伦敦桥在倒塌”。据说该儿歌源于一个关于男性生殖能力的双关语。但是就我而言，这只能算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这并不是我在出版该书过程中遇到的惟一挫折。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不幸——一位比较迷信的天主教作者可能会归之于上帝的不悦——《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差一点就遭到被人忽略的厄运。
正如读者可能知道的那样，在英国，通常在一部新小说出版后，立刻或不久就会有人在国家级报刊杂志上撰写评论文章。出版的新小说数量当然要超过任何学术刊物所能评论到的数目。因此在新书之间也存在某种竞争，它们为获得社会的承认而进行着类似达尔文进化论式的斗争，在出版高峰期尤其如此。如果一本小说出版两三周后仍没有评论文章见诸报刊，以后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极有可能从此销声匿迹。因此读者可以猜出《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出版十天后我一直未能发现一篇书评时的心情。带着迷惑与失望，我拨通了蒂姆西·奥凯非的电话。他除了说在此期间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小说之外，对没有书评的原因也解释不清。他含含糊糊地说道，如果几个月后情况还没有改观，将发行该书的评论版。
出版商当然不会积极主动地就他们出版的书是否应该得到评论向文学杂志编辑直接发表意见，因为这似乎有试图操纵文学观点之嫌。出于相同原因，作者们通常也羞于插手干涉有关自己作品书评的安排，即使他们与某些文学编辑有着某些联系。但是一个星期过后，在各种日报和周报上的书评部分我还是没有看到有关我那本书的文章。我的耐心与职业虚荣心一下坍塌了。我决定给几位我认识的文学编辑的办公室打电话，探询一下我那本书的命运。首先，我给当地的一家日报社打电话。接电话的女孩说他们没有收到该书。我又给一家国家级报社与周报社打电话，得到了同样的答复。满怀希望与愤怒的我将这一消息告知了蒂姆西·奥凯非。他立即向出版社有关部门询问了一下情况，然后回电话说书已经寄出，只是报社和杂志社还没有收到。两个多星期以来，束手无策的我一直盼望着书评的出现，但结果很令人失望。
寄给报刊杂志社供评论的那些书消失之谜一直没有解开。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写作生涯后期，我可能会大发牢骚。但当时占据我内心的主要是一种如释重负感：我毕竟没有被评论界一笔勾销。出版社又向各大报社与杂志社寄出了一批附有说明信的样书，书评如期刊登出来，只是比一般情况下要分散得多。这些评论大多都是些慎重的赞许之词。该书最忠诚的读者是天主教徒与学者，这并不让人感到惊奇。我在《你能走多远报一书中写到：“大多数天主教读者发现它（《大英博物馆在倒塌》）非常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