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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与芭芭拉·埃普比并不是我与妻子的化身。我要指出的是，我们婚后的生活情况与他们毫无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谎称在婚后头几年没有发现（如同我们大多数已婚的天主教朋友们一样）如下情况，就想到了写这本小说，那是撒谎；教会批准使用的推一的生育控制方法——所谓的“经或避孕法”或“安全或避孕法”——实际上根本不安全天文学哲学研究天文学理论、概念中的哲学问题和人类，绍夫妇双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在《你能走多远报一书中，一群人聚集在一个酒馆中，问自己为何“这么多年来要忍受那个给人带来失败、不便、无能、焦虑与不安的政体”。他们找出了许多答案：它制约着人们的生活；神职人员压制普通人；在性问题上的负疚感；对地狱的惧怕。在此我想提出另一个原因，《你能走多远计一书中可能没有讲到这点。在从青少年到成年早期还是一名虔城天主教徒的一代人中，任何受过教育的人似乎都签订了一份生存合同：天主教玄学系统为他们消除了疑虑，使他们获得了稳定的心境，作为回报，他们便接受了相应的道德规范，即使这些规范在实际生活中对人的要求极为苛刻，甚至有时是人类难以达到的。该系统的一大长处在于它的整一性、综。合性与不屈服性，对那些在该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人们来说，对其中一部分观点提出质疑就等于怀疑其全部。在它主张的各种道德规范中挑挑拣拣，对那些让人难以履行的条规表示轻蔑简直就是伪善的行径。这种对一致性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英美两国天主教的一大特点，因为欧洲大陆各国文化在对待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时表现得比较宽容。这在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构成的天主教“贫民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一篇关于猕能走多远件的评论文章中，作者奥伯仑·沃表现得火药味极浓。他谈到基督教在性问题上的传统教义时声明，“勿庸置疑，少数认真履行这一教义的人发现它对人的压抑太大；但大多数人过着一种欢快的不服从生活。”但我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是从库姆·弗罗里·豪斯与唐塞德、而非生活在这个国家各个普普通通的教区中的大多数天主教徒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时所得出的结论，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向沃先生做出保证。
当我和妻子在一九五九年结婚时，天主教关于禁止人工避孕的教义对我们来说就如同信经中的任何一条一样天经地义、无法更改。可以想象，如果不遵守这一教义，就意味着脱离教会。当时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既可以不遵守这一教义又可以留在教会中做一个虔诚的教徒或者教会本身会改变其观点。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论。，人们终于可以想象上述两件事，并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导致大气候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二：首先，孕酮药的发明似乎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安全避孕的希望，而且这种方法不会受到天主教传统教义的反对。因此，有可能得到批准，不会严重影响人们在信仰方面的一致性。第二，一九五八年被选为代理教皇的约翰二十三世鼓励天主教徒对他们信仰中某些以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方面进行重新审视。一九六二年，他号召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向现代世界重新阐释天主教信仰，并且在同一年成立了教皇委员会，研究那些与家庭、人口和生育控制有关的问题。次年接替他的教是保罗六世专门授权该委员会，参照避孕药物，对教会有关生育控制的教义进行审查。由此可见，教会最高层都承认教会教义可以更改。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本书采取了喜剧形式，希望以此唤起非天主教徒和非基督教徒的兴趣与同情。小说刻画了生活在“安全避孕法”重压之下的已婚男女生活的荒诞性与反讽性，并将之视为世上男女在理解、安排与满足他们的性生活方面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芭芭拉在最后一章的沉思过程中清楚地讲明了这一点：
……关于性存在某种东西。也许是原
罪。我不清楚，但是我们永远无法理清。你
认为自己在某个地方控制住它了，但是它又
会在另一个地方冒出来，要么以喜剧形式，
要么是悲剧形式。谁也无法逃脱它。你看到
某对夫妇开着他们新买的赛车去欧洲大陆，
对他们充满了羡慕，但是你随后就会发现他
们为了生一个孩子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不
想要孩子的有了孩子，而想要孩子的却得不
到，也许这种人不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
题。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只要你……
这段内心独白使我想到了《大英博物馆在倒塌》的第二个特点：文学滑稽模仿与拼凑。在后记中对此加以评论很有必要。在寻找一个人物或一对人物以及探索天主教与性这一主题的文化环境时，我想起了前段时间随便记下的一部滑稽小说的提纲。小说讲的是一位在大英博物馆搞研究的英国文学研究生，他的生活不断带有他正在研究的虚构文本的风格和主体色彩。在这部作品中，我不仅吸收了自己在大英博物馆撰写论文的经历（关于从牛津运动到现代天主教小说），而且受益于新近我对用语言构筑虚构世界的方法研究——在我获得哈克尼斯奖学金、动身前往美国之前业已完成，在这部小说出版几个月后得以面世，书名为例。说的语言》（一九六六年），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批评专著。我对这部小说的基本构想是：主人公是一名穷困潦倒、信仰天主教、已婚的年轻研究生。他想象着妻子可能要第四次怀孕，为此他焦虑万分。小说以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为线索，讲述了一系列流浪汉式的冒险故事，每个章节通过滑稽模仿、拼凑与引用让人联想到一位已经被社会公认的现代小说家的作品。小说主人公耽于幻想，这使得小说语调与叙述技巧的转变显得非常自然。此外，他不断为自己的婚姻状况而焦虑不安的事实也是促使他喜欢做白日梦的原因所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当·埃普比的困境在于：他生活中推一真正属于他自己、尚未被某位小说家“写到”的因子就是他的焦虑之源。当亚当讲述自己在阅览室中的一段康拉德式经历时，他的朋友加莫尔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学术神经病症。”“他再也无法分清生活与文学之间的区别。”亚当反驳说，“噢，对，我是分不清楚。大多数文学作品讲的是做爱，很少讲生儿育女。而生活则正好相反。”
毋庸置疑，对我来说，在本书中使用滑稽模仿也是我对付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谓的“影响焦虑”的一种方法。他认为，每位年轻作家所继承的文学传统会形成一种令人畏惧的压力，因而有必要在创作中做一些创新。但这种可能性又微乎其微。在弗兰·奥布莱思的《两只水鸟》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非常恰当。
现代小说应该是一部大型参考书：大多
数作家用许多时间来述说前人已经说过的事
情——通常述说得更好。由于大量参考了现
有作品，读者可以很快熟悉每个人物的本
质，避免令人生厌的解释，使江湖医生、暴
发户、快手骗子与受过很少教育的人们无法
了解当代文学。阐释的结论。
那都是我的朋友，布林斯立说道。
在这部小说中有十段滑稽模仿或拼凑的内容，模仿的作家（按字母顺序而非在文本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有约瑟夫慷拉德、格雷厄姆书林、厄尼斯特·海明威、亨利·詹姆斯、詹姆斯·乔伊斯、弗兰兹·卡夫卡、D·H·劳伦斯、F·R·罗尔夫、巴仑·科尔沃（《哈德里安7世》的作者）、C·P·斯诺与弗吉尼亚·吴尔芙。此外还提及了其它一些作品，如威廉·戈尔丁的《自由落体》，一些文学流派与类型：切斯特顿一贝洛克散文风格在“埃格伯特·梅里马什”的作品中可见一斑。小说中还有一段描写研究生雪莉酒会的内容，我想这是对后爱米斯校园小说的精心提炼（三位心怀大志的小说家在场，他们不停地记笔记），但是更带有马尔考姆·布雷德里的《吃人是不对的》（一九五九年）的印迹。
马尔考姆一九六一年到伯明翰大学英语系任教，比我晚到一年。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与合作者。一九六三年，通过马尔考姆与伯明翰剧团艺术导演的关系，我们两位以及一位颇有才气、名叫吉姆·杜凯特的伯明翰大学的大学生（他不幸于一九八O年英年早逝）受托为该剧团写一部时事讽刺剧。当时正值讽刺剧盛行之时，《天那边》（BeypndtheFriflg6）与《那一周》（ThatWastheWeekThatWas）非常流行。我们写的这部讽刺剧帼壁之间》在一九六三年秋天按照预定日程上演了一个月，获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功，尽管观众们在公演进行到一半时受到了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事件的巨大影响。朱莉·克里斯蒂，一位年轻女演员在该剧中担任了角色。当时她在该剧团的薪水是每周十五英镑，目的是获得表演经验，尽管最近她在电影批利·里尔》中表演非常出色，极有可能以此成为一名赚大钱的电影明星。我们三位作者从演出获得的收入要比朱莉·克里斯蒂少得多，但是我并不吝惜自己花在上面的时间与精力，因为我获得了看到自己的作品得以上演的经历和坐在剧院中仔细观察如同许分人一样，我现在仍能清楚地记得当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干什么。当时我正坐在位于车站街的老伯明翰剧团剧院正厅前排座位上，观看师壁之间》的演出。在上半场的一个人物素描中，一位应聘者去面试时为了表现出满不在平的样子，手里拿着一台正在播放流行音乐的晶体管收音机，放在耳朵上听。演这个角色的演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