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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布景越来越陈旧，但市政府并不打算更新，因为那儿的官员大多不喜欢艺术。上演《仲夏夜之梦》这样的喜剧时，那些森林的背景由于缺乏麻布和纸板做不出来，只好让观众通过想像来弥补不足。至于舞台上的横幕，只有一块象征宁静蓝天的天幕和几块用高超技巧画制的布景。由于演出的大部分现代剧需要在客厅里有像样的陈设，这些陈设不能用镶板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代替，导演无奈只好让剧中人在蓝天下表演。幕布和舞台两侧的布景有时也会“罢工”，突然倒下。一次，被反绑在一棵树上的老好人迭哥·马尔西亚突然到了唐娜·伊萨贝尔·塞古拉的化装室。这么一来，舞台上一片混乱。原来作为树林的布景突然倒了。
斐都斯塔人对这些被隆萨尔称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已习以为常，他们对什么都不在乎，尤其是那些坐在包厢里的体面人物。他们上剧院不是去看戏，而是与情人眉来眼去，互相调情。在斐都斯塔，夫人们不愿坐剧院的普通座位，那种座位真不像样子。只有那些粗野的女人或来赶集的乡下女人才在那儿就座。那些高雅的贵族公子也不愿坐普通座位，他们总是去楼上楼下的包厢。躲进那儿后，他们可以抽烟、谈笑、吵闹，打断演出，他们认为这一切都很高雅，他们只不过是在模仿马德里的那种情景。对这一切都看透了的老妈妈则在包厢的后面打瞌睡。那些能够或自以为还能够出出风头的中年妇女，则和姑娘们一起显露她们的迷人之处或她们的深色衣服，同时，还用眼神或言语贬低其他妇女的长处。斐都斯塔的妇女一般都认为，上剧院只不过是为了戏剧艺术，只不过是为她们每两天能在剧院度过三小时，看看邻居和女友的服装和其他情况。她们既不听唱，也不看戏，更不懂舞台上的演出。只有当滑稽演员们在台上大叫大闹（有的使用武器；有的突然弄清楚，他们原来是父子关系或相爱的人原来是近亲，接着，引起一阵哭叫）时，斐都斯塔那些老妈妈才会回过头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文明省城的其他有文化的观众也不那么专心看戏。一般人都认为，说唱剧①比诗歌剧强。统计表明，那些演诗歌剧的剧团都破产解体了。配角演员常常留在城里，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因为他们冬天还着夏装（服装一般倒还合身）。其中一些人在城里落了户，还当上了地方合唱队的队员，从事歌剧或说唱剧的演出。另一些人得到一次义演的机会，演上了主角，在城里一些业余青年演员的帮助下，演出他们擅长的戏，挣得十几个杜罗，随后到别的省去演出。最后还是破了产。诗歌剧艺术家有时也会锒铛入狱，这和决定国家命运的政府有关。其实过错还在剧团的老板，他们不发工钱，还侮辱挨饿的演员。斐都斯塔各个剧团的不幸遭遇，可以说明斐都斯塔人不喜欢舞台艺术，但这只是一般的情况。斐都斯塔也不乏热爱诗歌剧的人，如青年店员和排字工人，他们在地方剧院里培育着塔里亚②的“艰难艺术”。据《御旗报》和其他地方报刊报道，他们还取得丰硕的成果。
①西班牙的一种小型歌剧。
②希腊神话中的喜剧女神。
安娜·奥索雷斯在贝加亚纳家包厢的雅座（侯爵夫人从来不在那里就座）上坐下来后，楼上楼下的包厢里立即有人在嘀咕些什么，或在移动位置。人们好奇的部分原因，一是她长得俊美，二是她不常上剧院。另外，几周以前，大伙儿就在议论她，说她更换了忏悔神父，还认为她这次上剧院跟金塔纳尔先生想带她上外面走走的愿望有关。人们还在议论，讲经师会不会将她拉到自己这一派里，会不会通过她来控制堂维克多，就像他在卡拉斯皮克家干的那样。有几个胆大狡诈、自以为了解内情的人还对他们的好友低声耳语，说有人试图抵消教区法官对她的影响。
比西塔辛和巴科·贝加亚纳是能有根有据说话的人，但他们持慎重保留的态度。只有奥布杜利娅装做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其实一无所知。
“庭长夫人！哼，庭长大人还不是和一般女人一样……我们也不比她差。她只是生性冷漠，不好交际，加上她那种无可指摘的女人傲气，才使她变得含而不露。这么一来，大伙儿就不敢议论她……可像她那样的女人多着呢……”
凡迪纽夫人的这种不阴不阳的话几乎在哪儿都没人相信。但人们在责骂她胡言乱语的同时，却将她这番话传开了。奥布杜利娅说话从不思考，张口就说，有时说的和想的还不一样。她常常恶语伤人，而自己却没有发觉。她认为，庭长夫人最大的罪行（其实她也认为没有那么严重）是随大流。“在马德里和国外这算不了什么，但在斐都斯塔，人们一边假装对已很时兴的某些自由主义的行为惊慌失措，大声咒骂，同时，本人却又偷偷地那么干，真是俗不可耐。可是，对那些从不洗澡，只在给孩子洗澡时才用海绵的女人们能期待些什么呢！”奥布杜利娅和外地人说话时，总爱说斐都斯塔女人虚伪、不讲卫生，以发泄内心的不满。
“请相信我，”她一再说，“她们的身躯从来没有接触过海绵，平时洗脸就像猫一样，还像古代人那样欺骗丈夫，真是又脏又蠢！”
安娜多年来早已对人们那种好奇的、盯住不放的、冷漠的目光习以为常，所以，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散步时或剧院里遇到这种情况，她都不在意。但万圣节的那天夜里，她却以愉快的心情接受人们对她发自内心的赞赏，并不像以前那样将它看成是好奇、嫉妒、恶意的表示。打从堂阿尔瓦罗在广场上出现后，安娜的脾气变了，她好像从一个枯燥、寒冷、令人厌恶的地方来到一个充满阳光、温暖的场所。她将这种情绪上突然发生的变化迷信地归功于上天的意志，认为老天爷决定事物的进程，就像经验丰富的作家，对每个人命运中该发生的事做出安排一样。虽说她并不认为这种看法也适用于其他人，但用到她自己身上，她认为相当灵验。她深信，上帝经常在对她启示，让她有机会获得教益与忠告。这也许是安娜宗教信仰方面最深沉的东西。她相信上帝对她一生的行为、命运、痛苦和欢乐都给了直接的、明显的、特殊的关怀。没有这种信念，她就忍受不了在她悲伤、乏味、常常走错道路的一生中遭遇到的种种挫折。她认为，自己陪着一个庸庸碌碌、脾气虽好生活方式却令人讨厌、怪癖成性的男人生活了八年（那是没有爱情、没有火一般激情的八年），如果不想到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是上帝在考验她灵魂的坚定性，那她早就没法忍受了。她相信自己的信仰正受到上帝那无形的眼睛的赞许。无所不见的上帝也在注视着她，对她表示满意。庭长夫人的虚荣心需要这样的信念，免得被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本性所动摇，走上歧途。
在讲经师的忏悔室里，她发现了“美好的灵魂”，发现了“超越斐都斯塔的精神”，她将这种发现归功于上帝，认为这是上帝对她的启示。
现在，安娜见到那个仪表堂堂、骑着高头大马（马的欢腾打破了令人忧伤的寂静）的人后，内心突然发生了巨变，她毫不犹豫地相信她内心发出的那种要独立，要爱情，要欢乐的呼声。她离经叛道的时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长。那天下午，她一直在想着下面的事：行尸走肉般过日子是荒唐的，爱情是年轻人的权利；斐都斯塔是平庸之地；她丈夫只是个令人尊敬的监护人，她只有为他保持躯体洁净而没有保持心灵洁净的义务。心灵是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她丈夫甚至怀疑它的存在。堂维克多称为精神（这是堂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告诉他的）的东西就是她生命的根本，那才是真正的她。这方面的事她没有必要对他负责。“我要爱，我要爱一切，我要爱得泪流满面；我想做梦就做梦，我想梦见谁就梦见谁；我的身躯不作孽，但我要让自己的灵魂沉浸在幸福中。我想到那些事情，就感到愉快，而不懂那些事情的人却禁止我那样做。”这种种想法安娜觉得像旋涡似地在自己的头脑中飞舞，她已无法控制，好像是别人的声音在脑海里轰鸣，使她又害怕、又高兴。她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头，但她为自己进行辩护，她在欺骗自己，让这种叛逆的思想自由发展。
她就这样来到剧院。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对堂阿尔瓦罗和堂维克多的请求让了步。虽说她怕这实质上就是某种约会或承诺，但她还是去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穿衣镜前时，觉得镜中的安娜要她做出解释。她自言自语地说道：
“好吧，我去。不过，我这次去显然要对自己的名誉做出保证，我不让那个人在我身上得到任何权利。我不知在那儿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突然侵入我干枯灵魂的这股自由风会刮到什么程度。不过，我去看戏本身就证明那儿不会有任何有损我尊严的任何约定；我离开那儿时，名声也不会遭到损害。”
经过考虑，做出决定后，她便竭力梳洗打扮得漂亮些，头脑里不再怀疑堂维克多喜欢的卡尔德隆和莫雷托①诗中的那些荣誉、危险和保证之类的事儿了。
①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
贝加亚纳家的包厢紧靠着舞台前部的包厢。斐都斯塔人管包厢叫“口袋”，因为它和其他包厢有一道板壁隔开，显得比较隐蔽。对面是梅西亚和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