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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火化的工人后来告诉格里姆肖，帕特里克的遗体火化已在那辆汽车里完成了90％。当他把尸骸推入2000度的炉内烧了一小时后，扫出来的骨灰仅4盎司重。这是他迄今所见到的重量最轻的骨灰。而且他不能对尸骸做任何判断——男性，女性，黑人，白人，年轻，年老，大火发生前死活，等等。他并非不想说实话，而是实在没法说。
在卡特和格里姆肖手里，没有尸体，没有验尸报告，也没有那个屈死鬼的任何信息。帕特里克凭借一种最能毁灭证据的方式——火，极其出色地掩盖了自己的一切痕迹。
那个周末，帕特里克是在一个破旧的狩猎小屋里度过的。该小屋在格林县境内，离利夫镇不远，毗邻迪索托国家林地。两年前，他和杰克逊县的一位大学校友把它买了下来，并打算略加装修，作为度假之用。那里太具有乡村气息了。秋冬两季，他们猎鹿；春天，他们打火鸡。随着夫妻感情的逐渐恶化，他在小屋过周末的时候越来越多。从他家驱车到小屋仅一个半小时。他声称可以在小屋上班。那里是多么宁静。他的校友——小屋的另一主人——听了没有在意。
特鲁迪假装埋怨他周末经常不在家。但其实，兰西就藏在附近，正等待帕特里克外出。
1992年2月9日晚上，帕特里克打电话给妻子，说就要离开那个小屋。他刚刚完成一份复杂的上诉辩护状，非常疲倦。兰西继续鬼混了一小时才悄然离去。
在斯通县与哈里森县交界处，帕特里克把车停在一家乡村商店的门口。他买了12加仑汽油，共计14美元21美分，用信用卡付了款。他还和店主维哈尔太太聊了天。两人已经很熟。这位老太太认识许多过往的猎手，尤其是像帕特里克这样喜欢在商店停留、并自夸会打猎的人。后来她回忆，帕特里克情绪很好，只是说自己很累，因为整整工作了一个周末。她听了这话觉得奇怪。一小时后，她听见警车和消防车从门前急驶而过。
帕特里克的那辆布莱泽牌汽车被发现翻倒在8英里路之外的深沟里。这条深沟离路面80码，整个车身吞没在熊熊大火中。一位卡车司机最早看见火焰。他试图上前救火，但在离着火汽车50英尺处，眉毛就被烤焦了。于是他用无线电呼救，然后坐在树墩上，无可奈何地看着它燃烧。由于它是向右侧着的，底部朝外，所以无法知道里面是否有人。
等到县治安官起来时，火势已经大得看不清车身。野草和灌木也烧起来了。其他志愿者开来了一辆小消防车，但找不着水源。交通堵塞越来越厉害，不久围观的人成了堆。大家默默地站在路边，看着下面呼呼作响的火焰。因为没有发现失事汽车的司机逃脱，每个人都相信他或她将要连同车内的一切化为灰烬。
两辆大消防车来了，火终于被扑灭。治安官斯威尼不知疲倦地守在现场，等候汽车残骸凉却。差不多到了半夜，他发现一团黑糊糊的东西，心想这可能是尸体。验尸官就在身边。最后那根髋骨证实了他的猜想。格里姆肖拍下了照片。等到尸体完全凉下来后，他们把它收拾干净，放进了硬纸盒。
他们用手电筒照了照牌照上凸起的字母和数字。凌晨3时30分，特鲁迪接到了电话。在好歹做了四年半妻子之后，她成了寡妇。
治安官决定夜间停止清理汽车残骸。拂晓，他带着五个副手来清理现场。在公路上，他们发现了90英尺长的滑行痕迹。于是他们猜测，也许有头鹿窜到车前，致使可怜的帕特里克失控。因为火蔓延到各个方向，一切可能有用的线索都被破坏了。唯一感到意外的是在离汽车残骸131英尺处发现了一只鞋。这是一只没穿多久的耐克牌运动鞋，尺码为10号。特鲁迪一下子就认出它是帕特里克的鞋。面对拿鞋给她辨认的官员，她伤心地哭了。
治安官猜测，帕特里克的汽车准是连续翻了几个跟头才坠入深沟。也许在此期间，他的躯体也随着翻滚，并将一只鞋脱落，甩出车外。这样解释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他们用拖车将汽车残骸拉离了现场。到了下午，帕特里克的尸体被火化。翌日举行了追悼会，接下来是短暂的安葬仪式。他躲在树上用望远镜观看了这一情景。
卡特和格里姆肖望着桌子当中那只运动鞋。在它旁边，摆着一些证人的证词。这些证人是：特鲁迪、维哈尔太太、验尸官、火葬场工人，甚至包括格里姆肖和治安官。他们的证词均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唯一令人惊讶的证词出现在那笔巨款失窃数月之后。有个住在维哈尔太太商店附近的年轻农妇作证说，她的的确确看见一辆1991年制造的红色布莱泽牌汽车停在路边，位置正好在失事现场附近。事实上她目睹了两次。一次是在星期六晚上；另一次大概在24小时之后，也即汽车着火的时候。
该证词于帕特里克的葬礼举行七星期之后由格里姆肖在那个农妇的家中笔录。这时帕特里克的死已裹上了怀疑的外衣，因为那笔巨款已经失踪。
第16节
这位年轻人叫海亚尼，巴基斯坦人，是高级住院实习医生。他天生富有同情心。他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土音。似乎他乐意到病房和帕特里克交谈，谈多久都行。在他的治疗下，那些伤口正在痊愈。
不过帕特里克没有摆脱精神上的忧虑。“那种难受我无法准确地表达。”他说。这时两人差不多谈了一小时，海亚尼把话题引到了这方面。帕特里克对联邦调查局的诉讼提出后，各家报纸都以醒目位置报道了这个消息。从医生的角度看，诊治一个遭受如此可怕伤害的病人非常难得。任何年轻医生都会为自己接近社会风暴中心感到荣幸。
海亚尼同情地点点头。继续谈下去，他的眼里露出了恳求的目光。
今天，帕特里克当然愿意这样做。“我睡不好觉，”他说，“最多过一小时就听见说话声，后来觉得自己的肌肉在燃烧，再后来我醒了，一身大汗。直至现在，我还是这样。按理说，现在睡在这里，该安全了吧。可我老是觉得他们还在那里，还在追寻我，我无法睡觉，也不想睡觉。”
“我给你服几颗镇静药。”
“别，千万别给我服镇静药，那种药我受够了。”
“你的血液化验结果是好的。有一些残余物，但不严重。”
“我再也不想服麻醉药。”
“你需要睡觉，帕特里克。”
“我知道，可我不想睡觉。要不，又会难受。”
海亚尼在一张表格上写了几个字。接下来是一阵寂静。两人都在思索下面该说些什么。海亚尼觉得很难想象眼前的人是杀人犯，尤其是以那样可怕的方式杀人。
房内黑沉沉的，唯有窗缘透入的一丝亮光。“我想坦率地和你说件事，行吗？”帕特里克问。他的声音比以前更低。
“说吧。”
“我需要长期呆在这里。这里，就在这间病房。再过几天，他们就要吵吵嚷嚷地把我转移到哈里森县监狱了。在那里，我将和几个流氓合住一间小牢房，那样我就没有生存的希望了。”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把你转移到那个监狱？”
“压力，大夫。他们必须逐步增加压力，直至我说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把我丢进可怕的牢房，同强奸犯、毒品贩子关在一起后，会给我传递这样的信息：最好开始招供，否则将如此度过自己的余生。那监狱在帕奇曼，可以说再也没有比它更可怕的地方了。大夫，你到过帕奇曼吗？”
“没有。”
“我去过。我曾经有个委托人在那里，简直就是地狱。县看守所也好不了多少。可是，大夫，你能把我留在这里。你只需不断对法官说，我仍然需要你的看护，这样我就能留下来了。大夫，我求求你啦。”
“行，帕特里克。”海亚尼说着，又在表格上填了几个字。接下来又是一阵沉寂。帕特里克闭上眼，呼吸加剧。想到即将被转移到监狱，他极其不安。
“我打算给你作出精神病方面的结论。”海亚尼说。帕特里克咬住下唇，不让自己发笑。
“为什么？”他假装不明白。
“因为我有这方面的怀疑，你不同意吗？”
“不，我同意，什么时候？”
“大概两天之后。”
“这样是不是太快了？”
“那就慢一些。”
“慢一些好，在这里，一切事都应该慢慢的。”
“我明白了，放心，那就下星期吧。”
“可以，下下个星期也行。”
那男孩的母亲叫内尔登·克劳奇，住在哈蒂斯堡郊外的一处活动房屋内。不过她儿子失踪时，她是同他一道住在卢斯代尔郊外的一处活动房屋内。从卢斯代尔到利夫大约有30英里。按照她的回忆，她儿子是1992年2月9日失踪的。这个日子恰好同帕特里克·拉尼根死在15号公路的日子相同。
但是按照治安官斯威尼的记录，内尔登·普鲁伊特（这是当时她的婚后姓名）是在1992年2月13日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诉说她儿子已经失踪。当时她还给邻县所有的治安官打了电话，连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也不例外。她为这件事非常着急，有时近乎歇斯底里。
她儿子叫佩珀·斯卡博罗——斯卡博罗是她第一个丈夫，也即佩珀的所谓父亲的姓；不过她也无法肯定这孩子的真正父亲是谁。至于佩珀这个名字，谁也记不清是怎么叫起来的。她在医院生下他时曾给他取名拉维尔，但这个名字他一直不喜欢。他选择了小时候的绰号佩珀，并执拗地说这就是他的正式名字。无论如何他不愿意人家叫他拉维尔。
佩珀·斯卡博罗失踪时17岁。他读了三次五年级，总算过关。之后他掇了学，到卢斯代尔一个加油站做加油工。他生性孤僻，说话结巴，从小在野外厮混，最喜欢野营和狩猎，常常独自外出数日不归。
佩珀几乎没有朋友，而母亲又不停地纵容他，让他养成了各种恶习。除佩珀外，她还有两个小孩，以及几个男朋友。一家人住在又脏又热的活动房屋中。佩珀嫌挤，喜欢在森林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