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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XX先生，说好话也要讲究真实。不真实的好话与不真实的坏话，在社会功能上是一样的。我们国家，长期注重是非判断、好坏判断，而轻视真伪判断，其实，真伪判断是一切的基础。真伪的界限不确定，是非界限和好坏界限就很不可靠。这一点，我非常希望能成为我国正派传媒和撰稿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于被说的人而言，也不能老是对“坏话”发火，时间一长终究会明白，不真实的好话会给自己和社会导致严重的恶果，有时虽然是小事也会打开自轻自贱的裂口。例如几年前我曾看到一份材料，说我早年的几部学术著作产生过国际影响，问其理由，说是我国一个戏剧代表团曾把这几部著作当作主要礼品赠送给欧洲某协会。但我这几部著作并没有翻译成外文，也根本不是人家点名索要的，只是代表团一时找不到合适礼品，胡乱赠送罢了，外国人连翻都不会去翻一下，谈得上什么国际影响？我当即要求把这样的“不真实的好话”改掉，因为这种吹嘘反而会让人家轻视我们，效果比骂我还坏。这就像在原先光洁的脸面上突然生出来一个大水泡，把真实的容貌破坏了。这个水泡可能很亮，但我们的脸宁肯丑一点，也不要它。而且，从整体而言，大量不真实的传递只能加剧文化信号的无序和错乱，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吃的亏已经够多的了。
另一个问题是，即便所写全部属实，有没有必要把某对夫妻的生活琐事几十遍地发表，去浪费读者那么多时间？即便是稍稍出了一点名的文化人，他们可以面对社会的是他们的专业成绩，而不是其它。我能给予社会的是文化思考和散文作品，我妻子能给予社会的是表演艺术，至于我们的私事，就未必比千家万户都有的私事更有价值。一个人有了一点专业成绩如果就想换得别人对自己更大生活领域的关注，在我看来是一种忘乎所以的矫情，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就很难再过得真实而平静。
由此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期，世事繁杂，广大民众的集体注意力十分值得珍惜，而我们的媒体空间又不是很大，如果再让它们浪费在平庸的泥淖中，于心何忍？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忙去摹仿海外那些闲得发慌的小报，因为我们现在还很难伪装悠闲。且不说国计民生的种种大难题，即便是文明素质的消长、文化生态的进退，都还没有腾出篇幅来细细商量，怎么舍得花那么多白纸黑字去让大家关心“张家长、李家短”的啰嗦事？我这些年对报刊间不少与自己有关的谣传和攻击一概不予辩驳，就是生怕浪费广大读者珍贵的注意力。试想，自己家里有点噪音还怕干扰隔壁邻居呢，哪里忍心拿着与人家毫无干系的琐事，却频频叩击他们本来就不轻松的神经？
我和妻子虽然都不认识您，但从文章中看出您的善意，估计能听得进我们的劝告，所以写了这封信。冒犯了。即颂笔安
余秋雨
十四
来信
余教授：
日前在报上读到著名记者朱伟伦先生有关你在西安两场学术演讲的报道，朱先生说这是他平生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讲。我和同学们还年轻，没有资格说“平生”之
类，却也被你的口才所折服。你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演讲后半部分的当场问答，不管听讲者提出的问题多么艰深和古怪，您几乎不作思考，立即找到破解的路途，千脆利落的语言每次都激起全场数千人的掌声和笑声。
回到宿舍，所有的同学都在谈论你的演讲，大家都说，报刊上那些经常纠缠着你、要与你辩论的人，如果有机会听你一次演讲，一定会打消念头。但也有同学觉得可惜了，认为你应该在报刊上有声有色地展开一场场精彩的辩论，这会给我们层次不高的媒体语言增加很多活力。
但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样做。这几年，我们在电视里看到，无论是全国还是国际的大专院校辩论赛，你都担任评委，而且每次都由你担任主要讲评，与此同时，传媒间总有人用故意的恶语来引逗你与他们辩论，这有点好笑，就像一场球赛正忙着，突然从栏杆外钻进来两个小朋友一定要拉出主裁判来与他们比赛一样。我觉得，你在电视里娓娓评述着辩论双方的误区和差错，剖析着辩论的诀窍，其实也是在反讽和开导着那些招惹你的人，是吗？
也许我看多了武侠小说，特别欣赏那些武艺高强而又不轻易出手的人，他们对冲到自己眼前的对手反而有一种同情和怜悯之心。我觉得你也有这种风范。
我不解的是，如果你不参加辩论，那么藏在身上的辩论本领有什么用处呢？我们作为普通人，还有没有必要学一点这方面的技巧？如果有必要，你能向我推荐几本这方面的书吗？
刘启佳
回信
启佳：
感谢你对我演讲的美言。
辩论如果仅仅是一种自我防身的本领，那就把它看小了。男儿立世，只为自己，即便百般武艺也一文不值。
像你一样，我也钦佩很多武林高手在心态上的大气，但我自己还没有学好，需要继续努力。我很明白，一位声乐大师不会与歌舞厅小姐一比歌喉，一位将军不会在与邻居的打斗中展现战略战术。我曾亲眼看见，一位武功超群的朋友走在街上，遇到横冲直撞的小伙子们总是躲避和退让，生怕自己失手伤了人。
我不与媒体间的攻难者辩论，主要是考虑到问题本身的无聊，而不是因为自己的辩论水平太高，怕失手伤人。当然有时作为休息时的娱乐，也会诊察一下那些文章的毛病所在，为它们设计几个修改方案，看它们能不能因此变得硬扎一点。有时反过来，也会构想一下如何把这些文章置于逻辑上的死地，像下盲棋一样，但从来没有技痒，因为我有一条最严格的人生界限：绝不与无聊打交道，哪怕与无聊辩论。
与谬误辩论，很可能获得真理；与无聊辩论，只可能一起无聊。
余秋雨
十五
来信
余教授：
这两年“理解万岁”的口号，不怎么叫了，但我仍然觉得，人生在世最大的快慰是被人理解，而最大的悲哀是不被人理解。
也许我这个人不容易与别人沟通，每做一件新鲜一点的事，别人总不理解，有时明明做了一件大好事，别人也还是不理解。而我，又没有心情和机会，向别人解释清楚。
生活在不理解我的环境里，就像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沙漠里，连喊叫几声也听不到回声，真是寂寞。
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寻找理解者？
卜伊奇
回信
伊奇：
恕我直言，你上了一种可称之为“弱者文化”的当，把理解看得太重要了。
除了特殊的合作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理解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且究竟能达到什么理解程度也很值得怀疑。
我的意见是——
真正的善良是不计回报的，包括在理解上的回报。阳光普照山河，并不需要获得山河的理解；春风吹拂大地，也不在乎大地的表情。
也不要因为害怕被别人误会而等待理解。现代生活各自独立、万象共存。东家的柳树矮一点，不必向路人解释本来有长高的可能；西家的槐树高一点，也不必向邻居说明自己并没有独占风水的企图。
做一件新事，大家立即理解，那就不是新事；出一个高招，大家又立即理解，那也不是高招。任何真正的创造都是对原有模式的背离，对社会适应的突破，对民众习惯的挑战。如果眼巴巴地指望众人理解，创造的纯粹性必然会大大降低。平庸，正在前面招手。
回想一下，我们一生所做的比较像样的大事，连父母亲也未必能深刻理解。父母亲缔造了我们却理解不了我们，这便是进化。
余秋雨
掩卷沉思
小引
我读书，多半在深夜。四周都已沉睡，只有我和作者在轻声聊天。此间情景，像是小时候过年守夜，开始那么热闹，渐渐大家都打吨了，坐在椅子上，头一颠一颠的，只有我和祖母醒着，压低了嗓门说话。红蜡烛在摇曳，祖母说着以前过年的各种事情，我听着、问着，远处隐隐传来两声爆竹，天地间安静极了。
守岁，总像是在等待什么。等待着上天把一段年月交割？交割给谁呢？交割时有什么嘱咐？这一切一定都在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安睡。深夜读书的情景也与此相类，除了两个对话者，总觉得冥冥中还有更宏大的东西在浮动，因此对话时既专心又有点分心，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窗外。窗外，是黑黝黝的一片。
阅读中的对话者，有些是我特地邀请来的，从书店；有些则是自己来叩门的，叩门的声音很沉稳，原来是厚厚一包书稿，要我写序言。近年来写序言的事情虽然已成为我一个不轻的负担，但这是朋友们把自身的精神劳作和对我的信任的双重传递，我没有理由皱眉。事实上，这也是略带强制地让我获得了重要的阅读机会。朋友是熟悉的，因此这种文本阅读必然与生命阅读连在一起，备感深切。
不管哪种阅读，我都不会关闭自己、被动接受。被动不是谦逊，恰恰相反，只有开启自我才是对对方的尊重。不过这种开启常常离题，飘飘忽忽，如夜风游荡夜空。
因此，我写的序言从来不合标准，没有精细的评价，只有一团团意绪。阅读那些不必由我写序言的书籍更是如此，读着读着走了神，有时自己觉得有趣，把走了神的那部分记下来，一看，不是读书笔记，不是对话记录，有的过分严肃，有的过分随意，只好自我安慰：这倒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格局，什么都装得进，有点后现代的意思。
以别人的精神劳作为起点的深夜冥思，本身不见得有什么价值，却反映了自己是如何在别人的推动下过日子的，可以摘录一些给关心我的读者看一看。亲爱的读者们为我的书耗费了不少时间，而与此同时，我却把自己耗费在别人的书中，这可看成是一种心理循环、情意接力、文字转圈。一切都发生在深夜，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