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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下来，有些不知所措。当他们看到这里还可以买酒来喝时，就明白人们兴奋的原因了。朗贝尔在柜台的尽头，他坐在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就走到他的身边。塔鲁不动声色地把旁边一个在喧嚷的人推远些。
“你忌酒吗？”
“不，”塔鲁说，“正相反。”
里厄嗅一嗅他玻璃杯中酒的苦草味儿。在这种喧闹声中讲话是困难的，而朗贝尔好像除了喝酒之外无暇他顾。医生还无法断定他是否已喝醉了。这狭小的屋子里除了他们喝酒的柜台外，剩下的地方只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座位上有一个海军军官，左右膀子各挽着一个女人，他正在对一个红脸的胖子讲述在开罗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的情况。他说：“有着集中营哪！这些集中营是为当地人设立的，搭了些帐篷来收容病人，但周围布满岗哨，如果病人家属企图把土方药偷偷地送进去的话，就会遭到枪杀。这是毫不讲人情的，但是做得对。”另一张桌子被几个装束人时的年轻人占着，谈话内容听不懂，声音湮没在放在高处的电唱机播放出来的《圣詹姆斯医院》的旋律中。
“还满意吗？”里厄提高了嗓门说。
“这事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星期里。”
“可惜！”塔鲁叫道。
“为什么？”
塔鲁瞧着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您如果能呆在这里，您可以帮我们忙。而我倒非常了解您为什么要走。”
塔鲁又请大家饮了一杯酒。朗贝尔从他那张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看着他：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这个，”塔鲁说，一边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向他的杯子，“可以到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里来。”
朗贝尔又显出他那经常出现的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思考问题的样子，重新坐到他的高凳上。
“难道您认为这些组织没有用处吗？”塔鲁喝了一口酒说，他留神地看着朗贝尔。
“十分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酒。
里厄注意到朗贝尔的手在发抖。他想，不错，这位记者肯定完全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西班牙饭店，他从一小伙人中间穿过，这些人把椅子搬到了门口，正在领略热气已稍退、绿树成荫、晚霞满天的黄昏景色。他们抽着一种味道辛辣的烟草。饭店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朗贝尔走到摆在屋子深处的桌子前坐下，他同贡扎莱斯第一次相遇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女服务员他要等人。那时是七点半，人们渐渐回到店堂里就座。开始上菜了，在低拱顶的餐厅里充满着餐具碰撞声和低低的谈话声。八点了，朗贝尔一直等待着，灯亮了，后来的顾客坐到了他的桌边。他点了菜。到八点半，晚餐吃完还不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前来。他抽了几支烟。店堂里的人渐渐少了。外面夜幕降下得非常快，从海面吹过来的一阵暖风微微拂动落地窗的窗帘。到了九点，朗贝尔发觉店堂里的人已走光了，女服务员惶惑不解地注意着他。他付了账走了。饭店对面的咖啡馆开着，朗贝尔进去坐在柜台边，留心看着饭馆的人口处。到九点半钟，他起身回旅馆，一路上白费心思地想着如何再找到不知住处的贡扎莱斯，一想到这一整套接洽步骤得从头开始，感到不知所措。
正像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救护车疾驶的夜里，他觉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把他的妻子丢到了脑后，专心致志地思索如何在把他和她隔开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切途径再次被切断的时刻，在他欲望的中心又出现了她的形象，一阵突然爆发的痛苦使他不禁拔脚向旅馆奔去，想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的煎熬，但它却始终紧追着他不放，使他头痛欲裂。
次日一清早他就来找里厄，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科塔尔：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一步步地从头做起。”
“您明晚来；”里厄说，“塔鲁要我去邀请科塔尔，我不知为什么。他十点来这里，您十点半来好了。”
下一天，当科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和里厄正谈论着在里厄那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治愈病例c
“十个中间只有一个，那是这个人运气。”塔鲁说。
“啊！有这回事，”科塔尔说，“这不是鼠疫吧。”
他们告诉他说这一点没错，确是鼠疫。
“既然这个人治好了，那就不可能是鼠疫。你们跟我都知道，鼠疫是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里厄说：“一般情况是这样，但使上一股牛劲，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科塔尔笑了。
“看来不像。你们听到了今晚的数字没有？”
塔鲁善意地看着这位领年金者说他知道数字，情况是严重的，但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只是说明还要采取更为特殊的措施。
“呀！你们不是已在做了吗？”
“不错，但是必须做到每个人都把这当作自己的事。”
科塔尔瞧着塔鲁，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塔鲁说没有行动起来的人太多了，又说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志愿组织的大门是向每个人敞开着的。
“这个主意不错，”科塔尔说，“但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耐心地说：“等到一切办法全都试过以后，我们才能做出结论。”
在他们讲话时，里厄在他的书桌上誊录卡片。塔鲁则一直打量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年金享受者。
“您为什么不愿过来同我们一起干呢，科塔尔先生？”
科塔尔好像受到冒犯似地站了起来，拿起他的那顶圆帽，说：“这不是我于的事。”
然后他以顶撞的口气说道：
“再说，我呀，我在鼠疫中间也过得不坏，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参加进来去制止它。”
塔鲁拍拍自己的前额，恍然大悟：
“啊！对了，我倒忘了，没有它您已被捕了。”
科塔尔陡地跳了起来，急忙抓住椅子就像要跌倒似的。里厄搁下了笔，既严肃又关切地注视着他。
“这是谁告诉您的？”靠年金吃饭的人叫道。
塔鲁露出诧异的神色说道：
“是您自己嘛！至少医生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科塔尔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说话语无伦次起来。于是塔鲁接下去说：
“请您不要激动，医生和我都不会揭发您的。您的事同我们毫不相干。再说，警察局，我们从未对它有过好感。好了，请坐下吧。”
科塔尔看看椅子，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过了一会，他叹了一口气。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他承认了，“而他们偏要旧事重提，我本来以为人们已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人讲了出来。他们把我叫去，并告诉我在调查未结束前要随传随到。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我抓去。”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
“这要看您怎么说了。反正这不是一件血案。”
“监禁还是苦役？”
科塔尔显得十分沮丧。
“监禁，那算我运气……”
但过了一会儿，他用激烈的语气重又说道：
“这是一个错误。任何人都难免有错误。但是我一想到因此要被带走，与家庭隔离，与习惯断绝，与我所有的友好分开，我就觉得不能忍受。”
“啊，”塔鲁问，“就是为了这个，您才想到寻短见的吗？”
“对，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毫无疑问。”
里厄第一次开了口，他对科塔尔说他理解他的担心，但这一切或许会解决的。
“噢，就眼前说，我知道一点也用不着担心。”
“我明白了，”塔鲁说，“您是不会参加到我们的组织里来的。”
科塔尔手里转动着他的帽子，抬头对塔鲁投以疑虑的眼光：
“请不要怪我。”
“当然不，但至少不要去故意散布病菌。”塔鲁微笑着说。
科塔尔辩解说，并不是他要鼠疫来的，它要来就来了，目前鼠疫叫他财运亨通，这也并不是他的过错。那时朗贝尔刚来到门口，听到拿年金者正使劲地说：
“何况，根据我的看法，你们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朗贝尔获悉科塔尔不知道贡扎莱斯的住址。但是再到小咖啡馆去候他总是可行的。他们约定第二天去。由于里厄表示想知道经过情况，朗贝尔就请他和塔鲁在周末晚上到他的房间里来找他，任何时候都行。
早上，科塔尔和朗贝尔到了小咖啡馆，叫人传话给加西亚约好晚上见面，如有不便，顺延至第二天相见。他们白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加西亚到了，他静听着朗贝尔叙述经过。加西亚对情况不了解，不过他获悉为厂核查户口，有些地区曾禁止通行二十四小时。可能贡扎莱斯和那两个青年无法通过警戒线。至于他力所能及的，就是使他们重新同拉乌尔取得联系，当然这不可能在两天以内办妥。
“我明白了，”朗贝尔说，“就是说一切都得重起炉灶。”
两天后，拉乌尔在路角上证实了加西亚的说法：城市外围地区曾禁止通行。必须同贡扎莱斯再度取得联系。两天后朗贝尔同那个足球运动员一起进午餐。
“我们真笨，”贡扎莱斯说，“我们早就该考虑好碰头的办法。”
朗贝尔完全有同感。
“明天早晨，我们到那两个小家伙家里去，把一切都安排好。”
次日，两个年轻人不在家。他们只好留下一个约会的时间，定在第二天中午国立中学广场见面。朗贝尔下午回家时遇到塔鲁，他的面部表情引起了塔鲁的注意c
“怎么，事情不成吗？”塔鲁问他。
“重起炉灶搞累了。”朗贝尔说。
他又再次提出邀请：
“今晚请过来。”
当晚两个人走进朗贝尔的房间时，他躺在床上。他起来在预先准备好的杯子里斟了酒。里厄拿起了他的酒杯问他事情是否正在顺利地进行。记者说他把全部环节从头至尾又干了一遍，现在已到达前一次同样的程度，他即将去赴最后一次约会。他喝了一口酒又说：
“当然罗，他们还是不会来的。”
“不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