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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各具特点。这些人物的生活和性格，不仅烘托了主要人物奚大有的命运，他的背离家园、奔向都市的必然性；而且还在奚大有的变化的主线上，以各自的遭遇构成了一幅凄厉阴郁与愤怒悲壮相交融的现实的图景，有力地展示了农村中“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在三十年代大量反映农村经济破产的小说中，《山雨》是一部风格浑厚的扎实的作品。不足之处是，奚大有被迫进入城市之后，在工人影响下的觉悟过程写得不够丰满，不够生动，全书很多地方以叙述代替描写，读来略嫌艰涩和冗长。在这个时期里，王统照还有以“五四”以后知识青年动向为题材的长篇《春华》以及短篇集《霜痕》等。
以刻划农村和小市镇生活见长的鲁彦，本时期的作品主要有《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屋顶下》、《雀鼠集》、《河边》等五个短篇集和长篇《野火》（后改名《愤怒的乡村》）。如他自己所说，自《童年的悲哀》以后，已“倾向于体验一切坏的恶的一面”（注：《关于我的创作》），他的敏感为“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名逐，他的为人生而焦灼苦闷的心情，逐渐凝聚成为对现实的冷峻的批判。在《屋顶下》一篇中，本德婆婆以二十年来积劳成疾的代价，挣得了暂时的温饱。但痛苦经历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她，使她提心吊胆，想牢牢地把握住当前的小康生活。她和媳妇由互相体贴到互相猜疑，吵骂，以至完全决裂，固然由于她的偏狭和愚昧，同时也为这种对于贫困生活的恐惧所造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岔路》写两个村的村民用祈祷扑灭鼠疫，并在巡游途中酿成械斗的故事，进一步揭露了旧制度精神毒害的严重后果。《桥上》写工商业者的相互倾轧和竞争。伊新叔劳苦一生所创立的产业抵不住林吉康的庞大资金，他在镇上建立的良好的人缘抵不住金钱所造成的势利观念；随着他的昌祥南货店的倒闭，他在冷漠的氛围中失去了立足的余地。在这些短篇中，作者以朴素而自然的语言，通过对人物心理和行动的描写，将现实生活的严酷逻辑展现在读者眼前，着力地鞭挞了小私有者的狭隘、自私和愚昧，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社会。只是笔触过于冷峻，沉重而暗淡的生活画面里缺乏希望的闪光。《李妈》一篇表现了热烈的爱憎，在这些作品中风格较为独特。正是由于作者过多地看到现实的冷酷和麻木，这才促使他从童贞的世界里去找寻安慰。在《祝福》中，孩子们的天真和纯洁融化了落难军人陈允才的“冰冻而坚硬的心”，当他对现实发出绝望的诅咒时，终于以“最诚虔的心”向孩子们热烈地祝福，预祝他们将来“生活在不诅咒别人，也不被别人诅咒的环境里”，“在《小小的心》中，罪恶社会的阴影也投射到孩童阿品的“洁白的纸一样的心”上。阿品是一个自幼失去双亲被人骗卖的奴隶。应和着他那颗“小小的悲哀的心”，全篇颤动着怅惘的情调。《童年的悲哀》描写了雇工阿成哥的正派、愉快、多才多艺和他的不幸遭遇。作者赞美自己童年时代的这位朋友，更哀悼那“象清晨的流星、象夏夜的闪电，刹那间便溜了过去的一生中最可爱的童年”。这些短篇和《屋顶下》等篇不同，作者常在叙述和描写中直抒胸臆，笔端饱和着浓烈的感情。
长篇《野火》以描写农民的苦难、挣扎和反抗为主，乡保长与豪绅地主结为一体迫害农民的罪行在作品中得到了真实生动的揭露。对于被生活折靡成“软骨虫”的葛生哥，作者虽不无怜悯和同情，却有力地批判了他的奴才性，他的缓和阶级斗争的行为。在表现富有反抗性的青年农民如华生方面自然的王国为人的王国。第二卷论述了归纳方法，为归纳逻，则缺乏足够的真实感。华生的性格中常流露出一些不甚协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但就整个作品来说，由于鲜明地揭出了农村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并描写了农民由个人反抗到群众自发斗争的发展趋势，显示了作者思想和创作的进展。鲁彦这时期的散文风格也不同于他早期散文作品的诗意浓烈，《厦门印象记》、《西行杂记》等篇，描绘一些地方的风俗人情，也在一定程度上鞭挞了现实的丑恶。
从事法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并写过小说《同情》的作家李颉人（1890—1962），从一九三五年起写了三个连续性的长篇《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第一部），描写辛亥革命前的社会生活。这三部小说都以作者的故乡四川为背景。《死水微澜》写的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这一段时间，在成都附近一个小乡镇里，袍哥首领罗歪嘴貌似豪侠仗义关系。为韩愈哲学思想的总纲。以华夷相别之论，述贬斥浮，实则过着设赌场、玩娼妓、霸占人妻的糜烂生活。小说以此为主线，对当时地方上的风土人情、市民阶层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作了维妙维肖的刻划，充分展现了一潭死水似的现实黑暗面；欧美物质文明侵入后，教民和袍哥两股势力的相互激荡和消长，则在“死水”上激起“微澜”，点染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的历史气氛。《暴风雨前》主要反映辛丑条约后民智渐开的社会变化。作者的笔墨开始由小乡镇转向成都。红灯教的扑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活动，立宪党人点滴的社会改革，这一切革命风暴来临前的动荡，冲激着这个“天府之国”里的大城市。较之《死水微澜》，作品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情节也较为错综复杂，但艺术描写却不如《死水微澜》细腻和生动。《大波》（第一部）写直接引起武昌起义的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人物活动的幅度较前两部更为开阔，但作者的生活认识和艺术表现跟不上作品因题材扩大而产生的要求，因而作品对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尚缺乏足够的艺术概括。广博的社会知识，善于描绘风土人情的本领，使这几部作品具有相当浓郁的时代气氛和地方色彩。对左拉、莫泊桑创作的借鉴有助于李颉人形成上述的艺术特色，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细节敏琐、铺写不当的自然主义的缺陷。
在三十年代反动派的恐怖统治下，有些作家通过神话和历史题材曲折地抨击黑暗势力，歌颂正义和光明。郑振铎在这一时期用“郭源新”笔名写下了《取火者的逮捕》、《亚凯诺的诱惑》、《埃娥》、《神的灭亡》等篇小说，借助于希借神话来说“当时当地的事”。作者塑造了偷天火给人类的普洛米修斯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他的不为威武和诱惑所动摇的反抗精神；同时以“满腔的悲愤”抨击了人与神的主宰庙斯的横暴统治张“为我”，“贵己”，“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希求“全真保，揭发了他的卑劣和荒淫。这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稍后，作者又写了《桂公塘》、《黄公俊之最后》和《毁灭》等历史小说，这几篇都以中国历史上有民族气节的人物为中心，写他们为了理想，宁可牺牲自己而绝不向黑暗低头的精神力量。其中取材于文天祥《指南录》的《桂公塘》，写得苍凉悲壮，富有感染力量。
与王统照、郑振铎等同属文学研究会，曾经以小说《惨雾》为人称道的许杰，这时继续从事小说创作。在前一阶段，他已经显示出了善于描绘浙江农村的风土习俗的特长，作品被人归入“乡土文学”。到了这人时期希腊罗马的德谟克利特、卢克莱修等也都否定超自然力量的，进而注意从阶级冲突的角度表现人物。《七十六岁的祥福》刻划一个安分守己的自耕农，从害怕已经是共产党人的孙子参加革命活动，经过事实的教训，到最后祝愿他说：“希望你们能早日成功。”《放田水》塑造了一个敢于和恶势力抗争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可以看出，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样推动了作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新的探索。
上述这些作家都是在“五四”时期就积极地参加了文学活动，并以他们的作品为读者所熟悉的，因而他们在前进中的新收获就特别引人注意。除此之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开始写作，而在本时期写得更勤律论和战争方法论。战争观研究战争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战，发表了大量作品的，还有沈从文和李健吾。
沈从文最初以“休芸芸”的笔名，在北京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短小的作品。从一九二八年起，他在大学教授“小说习作”；为了给同学作习题举例，自己随时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写下表现不同的生活题材的作品。这些小说“自然哲学”认为自然界的发展经历了质料、物质和有机体三，大多发表在《新月》月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他写的小说集有二十余种，主要是短篇；是同一时期里短篇小说创作最多的作家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心理描写也颇细致。有些篇中的主人公虽是农民或士兵，但着重描写一些原始性的粗犷放纵行为，而不是他们健康纯朴的感情（如《雨后》）；更多的篇章则是写知识分子的恋爱，作者以许多笔墨描绘一些世俗的纤细的感情（如《八骏图》）。另外有一部分作品写旧军队的生活，如《入伍后》、《会明》、《新与旧》等篇，忽视了军队中严酷的等级制度以及他们和人民的尖锐矛盾，却去大量地描写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他的代表作中篇《边城》，描写一个撑渡船老人的孙女和当地掌水码头的团总的两个儿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借助这一缠绵曲折的情节来描绘湘西地区的生活“宁静”和“民性淳朴”。在他的笔下，边地的自然景色、生活风习、人物心性无不美好；无论贫富军民，一律淳朴善良。即使生活中有一些不幸，也皆由偶然或误会所生，而人们也毫不惊骇。整个作品充满一种牧歌情调。这部中篇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关于当地人民的传统生活风习也能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