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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这时对于革命发展虽怀有疑虑，但又始终关注着它，并不曾放弃自己的革命要求。即使如《野祭》、《菊芬》等作品，故事背景也仍是当时动荡的革命现实；同时期写的长诗《哭诉》（即《写给母亲》），感情虽嫌忧伤孤寂，但对反动派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作者这样剖露自己：“我的一颗心，……只是烧呀，……任冰山也不能将它冷透！”在序文里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自己虽受创伤而决不屈服的心情：“我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着。”正是这种坚定的革命感情保证了作者此后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新的发展。
这段时期内，作者实现了在一九二四年组成“春雷社”时就提出的以办刊物来“振作中国的文学界”的愿望（注：见通信集《纪念碑》（1924年11月3日信），亚东图书馆1927年11月出版），与钱杏村、孟超等人组织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的工作”（注：《停刊宣言》，《太阳月刊》停刊号，1928年7月）。《太阳月刊》停刊后。蒋光赤又先后主编《新流月报》、《拓荒者》等，明确地“想对目前的如火如荼的新时代文艺运动，加上一点推进的力量”（注：《编后》，《新流月报》第1期，1929年3月）。蒋光赤的这些活动，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二九年夏，作者去日本，写出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并企图指出他们应走的道路。女学生王曼英在大革命时期受革命潮流的潮荡，离家参加革命队伍，不久，反动政变开始，她陷入绝望与痛苦中，选择了一条企图“破毁这世界”、实际却只能使自己堕落和毁灭的道路。最后，她在革命者李尚志帮助下抛弃这种生活，参加了工人运动。作品在表现这个人物方面较多幻想色彩，缺少生活基础，也未能很好地回答这一类青年转变道路的问题。李尚志、李士毅等坚定乐观，始终与群众接近，这类人物的出现，标志着作者有意识地寻找并表现革命力量。作品中羼杂着某些狂热的描写，但也显示了作者对于革命的积极态度。
作者在日本时所写的日记（《异邦与故国》）及诗歌（《我应当归去》），表现出他的思想正在进展中。他对革命前途作了新的探索，消除了曾经有过的疑虑；他遥念祖国及苦斗中的群众和朋友，渴望参加他们的行列，要“在群众痛苦和反抗的声中”找到“伟大的东西”。与此同时，作者阅读了较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和优秀的文艺著作，翻译了一些苏联作品，并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接近，艺术创作见解（如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艺术的作用等）有所进展，这些都为更好地创作作了必要的准备。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赤开始趋于成熟的一部作品，它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广大农村中剧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反映了党领导下早期农民武装革命运动的面貌。作品开头描写大革命风暴行将到来时农村的气氛：经过漫长的沉闷的日子，阶级仇恨逐渐在苦难的土地上升腾，“减租”、“革命”等口号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他们渴望着、等待着那已经预感到而还不很理解的生活变革。革命工人张进德和革命知识分子李杰来到了家乡，散播了反抗的火种，受苦人的心里开始明白，土地咆哮了。他们组织了农会，动摇了地主豪绅的权威，建立起新的生活准则。在这巨大的动荡中，农民的思想起了变化，善于思考的王贵才、较多束缚于旧传统的王荣发老汉、愁苦沉默的吴长兴等人，都在实际斗争中开始觉醒。不久，“马日事变”的消息从省城传来，逃出乡村的地主跟随反动武装回乡，企图解散农会，使旧的枷锁重又架在农民的脖子上。但觉醒的农民在张进德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武装反抗，最后冲出包围，奔向百里以外聚集着工农队伍的“金刚山”。工人和知识分子原是作者描写较多的对象，但对张进德和李杰的塑绘，超过了他过去创作中的同类形象。过去出现在作者笔下的工人，很多都是在不愿离开斗争又不知何斗争的处境中以盲动和牺牲为结局，知识分子往往是开始向往革命、参加革命、但当革命受挫折时即颓丧幻灭，而最后又突然转变，在工人群众运动中出现。这样的描写（在当时被称为“革命的浪漫蒂克”）正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理解不深，并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幻想。张进德和李杰则切实地投入了激烈的农村斗争生活中。张进德耿直勇敢，同时冷静机智，他从工人运动的岗位转到农村，讲究革命策略，善于联系群众、启发群众，显示了比较优异的领导才能。李杰曾参加黄埔军官学校，卷入革命洪流中，不久，他看到了“所谓‘革命军’的，未必真能革命”，但他并不灰心，回到家乡来继续做实际工作。作品虽然较多地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农民觉醒过程中的作用，但也接触到剥消阶级出身的青年参加群众斗争的自我改造问题。李杰在同地主家庭展开斗争前所经历的激烈的内心矛盾，写得相当深刻，具有感染力量。作者过去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已大为减少。这种改变，反映作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革命的认识也有了提高。《咆哮了的土地》的崭新的题材和人物，在进步创作界普遍关心农村斗争生活的当时，具有开创的意义。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很大进展，宣泄式的叫喊已减少，更多是客观细致的描写，故事发展、人物出现较有层次，能从人物行动的描绘中体现出思想感情，生活实感较强，因而能相当有力地表现出当时农民革命运动日益深入发展的趋势。《咆哮了的土地》最初在《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及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了前十三章，因为反动派的迫害和禁止，在作者生前未能出版单行本，直到一九三二年才易名《田野的风》出版。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另一位积极倡导者郭沫若，这时也写了一些富有革命内容和战斗色彩的作品。除了前已提到的诗集《恢复》外，童话体小说《一只手》也有过较大影响。和作家过去好些着重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飘零沦落的小说不同，这里正面地反映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政治和艺术还不能和谐地有机地统一起来，作品却显示出作家思想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二八年前后出现的革命作家中，较多的是太阳社、创造社成员或在太阳社、创造社所编刊物上发表创作的青年。他们的创作都与蒋光赤的作品有着近似的特点。他们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宣传阶级斗争，表现出革命的热情，但作品也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缺少生活实感，主观臆想色彩较浓，高昂的革命呼唤未能得到相应的艺术体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情较为明显。阳翰笙（华汉）有中篇小说《女囚》、短篇集《十姑的悲愁》等，较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地泉》，包括《深入》（即单行本《暗夜》）、《转换》、《复兴》三部曲，反映农村革命的“深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换”，工人运动的“复兴”。作品描写了较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并企图表现革命的出路，却因生活的不足和艺术表现上的弱点，给人以概念化的感觉。革命作家曾借该书再版的机会，撰写序文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钱杏村（1900—1977）除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外，有《义冢》、《革命的故事》、《玛露莎》、《饿人与饥鹰》等短篇集、诗集。最早的作品以反映知识分子穷苦潦倒的生活为主，一九二七年后多揭露、调刺革命浪潮中的投机分子，以后又描写了革命者的故事。戴平万有《出路》、《都市之夜》、《陆阿六》等短篇集，写社会各个角落惨苦现象、革命者的流浪生活，特别是农民的受压迫和觉醒。较后的《陆阿六》等正面表现革命者，生活实感不足，钱杏村后来认为其中人物似“‘譬玉无瑕’的天生的英雄”（注：《〈地泉〉序》）。楼建南（适夷）有《挣扎》、《病与梦》等短篇集，描写面较广，作者自称“表现的对象”“跟着时代的转换”而“转换了新的方向”（注：《〈病与梦〉后记》）。稍后的作品接近现实斗争《盐场》描写一场“风波”给盐民带来的苦难，内容扎实，颇有生活气息，曾经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冯宪章（？—1931）有《梦后》等诗集及若干短篇，大多描写并鼓动劳苦工农斗争。出现在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李守章的短篇集《跋涉的人们》和刘一梦的短篇集《失业以后》，大都描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苦难和反抗，被鲁迅认为“总还是优秀之作”（注：《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
蒋光赤和这些作家的创作、理论和组织活动，都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了初步的拓荒工作。他们旗帜鲜明地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政治立场明确，革命色彩强烈。他们的作品以主要篇幅反映工农群众的生活，描绘革命者的抗争。这些，都给新文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特色。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限制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比如对于作家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改造，作品表现生活的深度，艺术描绘等方面都重视不够。有些作品，在革命形势的估计、革命活动的描写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处理上，还不同程度地显露出“左”倾思潮的影响。这些成败和得失，共同地显示出革命文学在前进过程中留下的足迹，给随后的革命作家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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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一） 第二节：柔石、胡也频、殷夫等的创作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左联”盟员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没有正式加入“左联”，但工作上有紧密联系）、冯铿和其他十八位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