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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这部小说在发表的当时立刻引起较大的注意。
正象茅盾一九二七年九月将《幻灭》送交《小说月报》发表时原来所署的笔名是“矛盾”（注：茅盾原来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参见茅盾：《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茅盾文集》第1卷））一样，他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极其矛盾的。尽管他毫不掩饰地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由于革命失败而引起的消沉幻灭的情绪，在随后所写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又进一步对写作这部作品作了解释，还因此对当时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所保留；同时却对自己这种情绪以及“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感到不满。他表示：“我希望以后能够振作起来，不再颓唐”，并“相信我是一定能的”。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也为了“改换一下环境”，把“精神苏醒过来”（注：《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1928年10月），他东渡日本，在那里短住一个时期。内心的深刻矛盾，急欲摆脱那些不健康的思想，都反映出一种自我改造的迫切要求，也清楚地表明了在革命风暴中得到过锻炼的茅盾，并没有被革命落入低潮的形势所压倒，他仍然在摸索道路，渴望投入新的战斗。这些复杂的思绪以及由此引起的苦闷和斗争，在他写于日本的总题为“随笔七篇”的一组优美的散文里，隐约可见。在一九二九年所写的长篇小说《虹》（未完成）中，更可以看到原先那些悲观失望的心情逐渐消褪。这部小说的原来计划是要“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注：《〈虹〉跋》），但只写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为止。从已完成的部分看来，虽然结尾略嫌匆迫，却也自成一个整体。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个对旧社会始终采取挑战态度的女性，她的特性是“往前冲”，她“喜欢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作品一开头就描写梅行素乘轮驶出“四川的大门”——夔门时的情景，把对三峡景物的描绘和对人物心境的刻划很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在梅行素看来，夔门内外正是两个绝然不同的生活天地。自第二章至第七章，写梅行素出川前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化，真实、细腻地写出了潮涌而至的“五四”新思想对于梅行素的巨大吸引力量：“抨击传统思想的文字给她以快感，主张个人权利的文字也使她兴奋，而描写未来社会幸福的预约券又使她十分陶醉。”作品还写出了梅行素在前进道路上的彷徨苦闷的心情。当她发现个人权利和幸福的愿望不能实现时，她也有过“一些摇惑，一些焦躁，更有些颓唐”。她感到她的“生活的画图上一切色彩都配错了”，她处处感到自己和环境的不协调，而且这样的感觉越到后来越强烈。梅行素的苦闷，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仅仅基于“自我价值的认识”或是“生活意义的追求”而进行个人奋斗的知识青年的共同的苦闷。
但是飞出家庭牢笼的梅行素，既没有铩羽归去，也没有颓废堕落。她是一个意志刚强的人，她“要单独在人海中闯”，“去闯另一个圈子”。这样她就来到了上海。作品最后三章描写了梅行素初到上海后的迷惘和不安，描写了她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帮助和马克思主义教育下的初步觉醒。她感到“什么事都得从头学”；她参加了“五卅”运动；她要“负起历史的使命来”，“把帝国主义，还有军阀，套在我们颈上的铁链烧断”；她还认识到“真正的上海的血脉是在小沙渡，杨树浦，烂泥渡，闸北，这些地方的蜂窝样的矮房子里跳跃”。从整个作品看来，虽然梅行素思想转变的过程还写得不够充分，梁刚夫的形象也欠饱满，但梅行素的发展道路是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的，她的道路是旧中国知识青年逐渐摆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道路。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茅盾的思想较写《蚀》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
一九三春，茅盾自日本返国。这时国内的农村革命和文化革命都已深入发展，左翼文艺运动正在党领导下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展开。茅盾受革命形势的鼓舞，思想感情上悲观颓唐的暗影已经消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认识也有了变化。他参加了“左联”，一度担任过行政秘书（书记）工作，和鲁迅往还亲密。随着思想上的这些进展，他的创作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在回国后的最初一年多时间内，他陆续写了中篇小说《路》、《三人行》和取材于历史故事的短篇。《路》以一九三年的武汉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大学生火薪传的觉醒道路。火薪传原来对政治和世事都采取怀疑态度，随后通过学生运动和革命者雷的启示，逐渐认识到只有“前进还有活路”，同时“要坚韧，不消极，也不发狂”。《三人行》描写了许、惠、云三个青年：许多不可知论走向侠义主义，又因侠义主义失掉自己的生命；惠是一个中国式的虚无主义者，但冷酷无情的现实终于证明了他的虚无主义的破产；出身于富农家庭的云是一个实际主义者，因为家庭在大地主迫害下败落，他被抛出向来的生活轨道而参加了实际斗争。同《路》中的革命者雷一样，《三人行》中的革命者柯，也是作为革命真理的传播者而出现的。这两篇小说因为作者对大革命后的青年生活不够熟悉，开掘不深，也未能创造出真实具体的人物形象。正象茅盾自己后来所说的：《蚀》的缺陷说明了“一个作家的思想情绪对于他从生活经验中选取怎样的题材和人物常常是有决定性的”；而《三人行》的弱点则又说明了“徒有革命的立场而缺乏斗争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注：《茅盾选集·自序》）。但是，从渲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中的幻灭、动摇，到反映他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逐渐觉醒、参加斗争，就茅盾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而言，仍然是一种可贵的进展。
一九三二年前后，是茅盾创作力量旺盛、收获也最丰富的时期。他先后写了杰出的长篇小说《子夜》和著名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经济面临崩溃、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中各个阶层的生活和斗争，塑造了诸如吴荪甫、林先生，老通宝等一系列成功的人物形象，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旧中国，描绘了视野宽广、色彩鲜明的历史画幅。它们还以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表现出茅盾善于动向的艺术才能，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卓越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子夜》的出现，还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小说创作方面的重大实绩，推动并提高了革命文学的创作水平。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里，茅盾还继续努力于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他陆续写成的《鲁迅论》等多篇作家论，系统地分析了“五四”以来一些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他们的特色，内容扎实，是当时文艺评论的一个收获。此外，他还写有《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署名施华洛）、《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注：《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等文，对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所论述。在对于法西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中，他写有论文《“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等文，在严正驳斥他们的谬论的同时，对于自己早期曾经受到过影响的法国资产阶级学者泰纳的理论也作了批判。这些工作，都有助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茅盾最初在上海主编《烽火》周刊（《文学》、《中流》、《文季》、《译文》的联合刊物）。上海沦陷后去香港，并辗转于长沙、武汉、广州等地。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在这段奔走各地的颠沛生活中，他仍然积极参加文艺活动，主编香港《立报》副刊《言林》和《文艺阵地》，并且写了中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一九三八年底，茅盾应邀离开香港赴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并主持该地的文化协会。一九四年五月因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反动面目开始暴露，茅盾离开新疆。返回内地途中，于延安稍作逗留，并在鲁迅艺术学院作短期讲学。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高昂的革命斗志和欣欣向荣的生活气象，给茅盾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中，抒发了自己对这段美好生活的感受和怀念。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他于香港写成长篇《腐蚀》，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统治重要支柱特务机构残害人民的罪行；在政治气压低沉得令人窒息的当时，向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提出愤怒的控诉和无畏的挑战，在广大读者中激起强烈的共鸣。随后，他又写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剧本《清明前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内，茅盾投入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并且结合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条件，宣传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一九四八年末到达解放区。在这以后，他除了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外，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和指导青年作家的工作，作出了新的重要的成绩。
茅盾是现代中国一位卓越的作家。他早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就积极提倡进步的现实主义理论。随着思想的发展，这些文艺主张也日益增添激进的内涵。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些主张。茅盾的作品为辛亥革命以后近半个世纪内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及其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及彼此之间的冲突，作了生动鲜明的反映，而且大多具有深厚的历史内容。此外，茅盾还始终不懈地努力于文艺理论批评、译介外国进步文学、指导青年作家等工作。正象周扬所指出的，茅盾是“新文艺运动战线上的老战士”，“对革命文艺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