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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并未获得丝毫利益；由于段祺瑞政府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反苏的军事协定，日本侵略势力已经深入中国。中国人民反日反段的爱国浪潮不断高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李大钊、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直接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发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时评及随感录，抨击军阀政府，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面目，起了很大的政治鼓动作用，显示了文化革命由着重于进行思想启蒙工作发展到直接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的基本趋势。社会主义宣传也是《每周评论》的重要内容。由李大钊执笔的社论《新纪元》，分析了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崭新形势，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朝着这个革命的曙光前进。在第十六号上并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李大钊、蔡元培所支持的《国民》、《新潮》两杂志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同时创刊。《国民》的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社员思想倾向虽不一致，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宣传内容，爱国色彩比较鲜明。《新潮》是北京大学一部分师生所办的综合性刊物，曾团结了一批新文化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刊载了不少反对封建礼教、赞同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论文及新文学作品，但也比较突出地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国民》、《新潮》创刊后不久，研究系所掌握的《晨报》改组第七版（副刊），在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成为宣传新文化的著名副刊之一。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在这些刊物影响下，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日益提高。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展开，遭到守旧派人物的咒骂和抵抗。一九一九年初，北京大学内流言四起，对《新青年》百般诬蔑恐吓。三月，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国故》月刊，以所谓“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嗣后，自称“拚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林纾，写了《致察鹤卿太史书》、《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攻击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对白话文大加嘲讽。他还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影射诋毁新文学倡导者，希望有“伟丈夫”出来禁压新文化运动。对此，新文化阵营坚决给以反击。《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针对种种流言，猛烈地抨击旧人物，正式提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口号，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个答辩书实际上是“五四”前《新青年》全部主张的简要概括，也标志着刊物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更为增强。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揭露林纾之流企图假借军阀势力实行武装镇压的阴谋；他以俄国革命的实例，说明“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表示了同旧势力作斗争的坚强决心与非凡勇气。《每周评论》用特大标题刊出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页，转载当时许多报刊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言论。蔡元培在答复林纾指责新文化运动的公开信中，宣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种“兼容并包主义”，虽然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范畴，但在军阀政府言论封锁的情形下，却有利于新思潮的传播。鲁迅则以一系列杂文讽刺和打击守旧派。在“五四”前夕的这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新文化统一战线充分显示了它的积极作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月，以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要求为直接导火线，在北京爆发了空前未有的爱国示威运动。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工商界也罢市。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革命风暴。在巴黎的华侨工人和留法学生也坚决响应。军阀政府慑于广大群众的威力，被迫释放示威中逮捕的学生，撤除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在巴黎和会上不敢签字。这就是使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为之震惊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9、660页）。从此，中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揭开了。
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以各种实际行动参加或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新的社团、报刊风起云涌。早在一九一八年即已组织“新民学会”、团结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展开反军阀斗争的毛泽东同志，“五四”后不久又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宣传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思想，宣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虽然这一刊物仅出版五期就被军阀查封，但在湖南和长江流域各地发生了相当大的革命影响。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月刊，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先后在南京、成都和日本的东京等地设立分会，又出版分会刊物《星期日》、《少年世界》等。参加学会的成员有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在刊物上所宣传的观点是很不一致的；但学会团结了不少知识分子，做了许多有益于新文化新文学传播的工作。在上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指导和支持的刊物《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出现于“五四”高潮中。《星期评论》以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著名，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但也散布了不少反社会主义言论。《觉悟》宣传了比较彻底的民主革命思想，反对旧道德和旧文学，并且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推动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此外，团体如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恽代英等在武昌成立的“利群书社”，刊物如《新生活》周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也都团结和影响了许多热烈追求新思潮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觉悟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还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实际斗争中起过重要的战斗作用。据有人统计，“五四”后一年之中出现的新报刊达到四百种之多，尽管它们思想立场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这正表明“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极为广泛的群众性，也表明文化运动已日益与政治运动相结合。
五四运动后，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帜，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形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介绍在“五四”后占了最显著的地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及其它刊物，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在李大钊主持下登出了大量评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刊载了他自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