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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一） 第三节：叶绍钧的作品
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中，最能代表其现实主义特色的，是叶绍钧（圣陶）的作品。
还在文学革命以前几年，叶绍钧就写过一些短篇（注：叶绍钧在1914、1915年间写的小说，有《穷愁》、《博徒之儿》、《姑恶》、《终南捷径》、《飞絮沾泥录》等。今《叶圣陶文集》第三卷中收有《穷愁》一篇）。据他自己所说，这是较多地接触外国文学、特别是受了华盛顿·欧文《见闻录》影响的结果。这些小说，形式全用文言主义经验论取消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是根本错误的。唯，题旨比较浅露；但它们以朴实严肃的态度，“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注：《未厌居习作·过去随谈》），揭露黑暗现实而同情下层人民，已经显示出为他后来的作品更加充分发展了的一些特点。步入新文学界以前就能在生活经验和文字修养等方面有了一些准备，这是叶绍钧不同于“五四”时期一般作家的地方。
叶绍钧写白话小说开始于一九一九年，正是作者进一步受了新思潮洗礼之后。《隔膜》、《火灾》、《线下》这几个最初的短篇集中的作品，就都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一部分作品直接描写了下层社会里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的不幸遭遇：有终生过着牛马生活的妇女（《一生》），有遭受沉重租税剥削的农民（《苦菜》、《晓行》），也有家境贫困无力读书的儿童（《小铜匠》）。作者在写到他们时识而无力改造。提出人性为“善恶混”，修其善为善人，修其，虽然用的是朴素、平实的笔墨，却流露着对被压迫者的真挚同情。在《一个朋友》、《隔膜》、《外国旗》以及较后写成的《遗腹子》等另一部分作品中，作者集中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陈腐可笑、或至令人窒息的社会现象，尖锐讽刺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以及他们的庸俗、苟安、自私、冷漠、作伪、取巧、守旧等劣根性。作者后来曾经说过：“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学教育界（其实也是看待他当时接触到的社会生活——引者），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我又没有什么力量把那些不满意的事情改过来，……于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来讽它一下的路上去。”（注：《未厌居习作·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正是这种对旧社会制度及其形形色色的分泌物采取“讽它一下”的态度，形成了叶绍钧作品那种冷隽的色调。但叶绍钧早年作品中也有一些并非冷隽地描写客观现实而是热烈地表现主观理想的。他把自己对于丑恶现象的不满而又无能为力的心情，寄托在“爱”和“美”的空想上，这就使作品（如《春游》、《潜隐的爱》等）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显露了较多的弱点。随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逐渐加深，这种情况稍后就有了改变。
由于叶绍钧早年曾经长期从事小学和中学教育工作，对当时教育界的情况以及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都非常熟悉，因此，他写得最多也最成功的，还是取材于这一方面的作品。《饭》、《校长》、《潘先生在难中》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三篇。它们的主人公虽然都有忍让妥协、苟且偷安的弱点哲学笔记列宁于1895—1916年间、主要是1914—1916，仍有各自不同的鲜明个性。《饭》描写了一个在流氓手中讨生活的乡村小学教员，他已经落到经常挨受饥饿威胁的境地。作者对这个屈辱地挣扎着活下去的“小人物”，除批评他的怯弱外，也寄予了很大的同情。《校长》描写了一个空有理想而又顾虑重重、不敢和旧势力作正面斗争的知识分子，真实地表现出了这个人物虽然知道前进方向却缺乏实践勇气的矛盾心理。在短篇的结尾处，作者只用了淡淡几笔，就恰到好处地点出了人物性格的根本特征。《潘先生在难中》是为人熟知的优秀短篇，它生动地刻划了处于军阀混战期间一个卑怯自私、随遇而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潘先生为了躲避战争的灾难和失业的危险，千方百计适应着多变化的环境。稍遇危难，立即张皇失措；一旦有了暂时的安宁，马上又忘其所以地高兴起来，甚至为统治者写起“功高岳牧”“威镇东南”的大匾。他永远在庸俗猥琐的生活中打滚，求那“差堪自慰”的满足，除了保存自己，别无原则。这种人是旧中国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作者的笔一直挖到了人物又酸又臭的灵魂深处，饶有深度地揭示出了形象的典型特征。这个短篇的成就，表明了作者对旧中国混乱倾轧局面下一般知识分子朝不保夕的生活遭际和卑琐自私的苟安心理，有着深刻的了解。
“五卅”革命高潮推动着叶绍钧，使他的作品在思想面貌上有了新的变化。《城中》、《未厌集》两集里的一些短篇，说明作者已开始关注现实斗争，并努力写出若干新的人物。不同于《饭》、《校长》等早期作品中软弱、妥协的知识分子形象，《抗争》里的小学教员郭先生危机》、《近代和现代社会政治学说》、《哲学和政治》等。，已经被步具有了集体斗争的意识。他所鼓动的联合索薪之举，虽然因反动当局的压迫和知识分子本身的散漫动摇而归于失败，但他终于从劳动者身上照见了新的希望。《城中》里回乡创办中学的丁雨生，也是一个受过新思潮洗礼、敢于跟旧势力斗争、性格比较坚强的人物。《在民间》写了一些受革命潮流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情形，为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知识分子动向摄下了几个侧影。在一九二七年冬所写的短篇《夜》里，作者通过一个女儿女婿都被杀害了的老妇人的感受，揭露了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血腥罪行。到作品结尾时，面对烈士遗孤，“她已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正暗示出普通人民革命意识的新觉醒。如果说，叶绍钧早期作品主要是暴露批判了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那么，一九二五年以后他的作品不仅在批判方面更为深透有力（如《一包东西》），而且已经接触的历史现实，有意识地摄取与时代斗争有关的重大题材，刻划出斗争性较强的新人形象。这里的进步是显然的。
正是在作者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生活和艺术的经验有了较多的积累的情况下，一九二八年，叶绍钧写了长篇小说《倪焕之》，连载于当时的《教育杂志》上。
《倪焕之》真实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五四”、“五卅”这些规模壮阔的革命运动曾经给予当时知识青年和巨大影响。主人公倪焕之，是个热切追求新事物的青年。同辛亥革命失败后不少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他最初把救国的“一切的希望悬于教育”，真诚地期待着用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洗涤尽社会的黑暗污浊。他还憧憬着一种建立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的互助互爱的婚姻关系，爱慕和追求一个思想志趣和自己相似的女子金佩璋。然而，严酷的现实生活，破灭了倪焕之的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不但在教育事业上多次碰壁，而且家庭生活也远违初衷。婚后的金佩璋，沉没有琐细的家庭事务中，对于前途、理想、教育、书本都不再有兴趣（作者在这里实际上写出了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习惯力量给予妇女以多么深重的影响），这使倪焕之深深感到“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的寂寞和痛苦。五四运动到来，大批倪焕之式的知识青年被卷入革命浪潮里。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下，作品主人公开始把视线从一个学校解脱出来，放眼“看社会大众”，投身于社会改造活动。“五卅”和大革命高激期间，倪焕之更进而参加了紧纱的革命工作。由最初改良主义性质的“教育救国”到后来转向革命，倪焕之所经历的这一道路在当时进步青年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然而人物的这种转变毕竟只是初步的。他被时代浪潮推涌着前进，却还没有使自己化为浪潮中的一滴水，一旦革命形热逆转，也便容易干涸。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倪焕之并未象王乐山那样坚持英勇斗争，却是脆弱地感到“太变幻了”，竟至悲观失望，纵酒痛哭，怀着“什么时候会见到光明”的疑问和希望死去。主人公的这种结局，实际上正是对一切不能与群众真正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鞭打。
作者生活经验的限制和思想认识上的弱点，自不免对作品发生影响。倪焕之转向革命之后，反而缺少正面具体的描写；革命者王乐山的形象，也相当模糊；这些都使长篇到第二十章以后显得疏落无力，不如前半部针脚绵密。此外，作者在估计当时革命形势方面所存在的某些疑虑，也防碍了他对倪焕之临终前的悲观情绪作出更为有力的批判。尽管如此，长篇《倪焕之》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作品。金佩璋这样一个负荷着“传统性格”的女性，能够在丈夫死后“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气”，要“为自己，为社会”做一点事，虽然她的这种思想转变过程未被细致描写，却也清楚地显示了作者本身对生活和革命前途的积极态度。其他一些次要人物，无论是进步而带有较多自由主义色彩教育家蒋冰如，或者贪婪阴险的土豪劣绅蒋老虎，也都写得面目清晰可辨。叶绍钧曾在长篇初版本《自记》中说：“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