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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认为“任何艺术没有不和人生发生关系的事”，肯定“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命”（注：《艺术家与革命家》，《创造周报》第18号，1923年9月9日。文末注“9月4日夜”，《沫若文集》第10卷误作“1924年9月4日夜”），又认为“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并不在乎使人能得共感与否”（注：《艺术的评价》，《创造周报》第29号，1923年11月25日。文末注“11月23日”，《沫若文集》第10卷误作“1924年11月23日”）。他一方面正确地反对“以为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观点，肯定艺术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却又将文艺对社会的从属关系颠倒过来，夸大文艺的作用，认为“要有优美醇洁的个人然后才有优美醇洁的社会。所以改造事业的基础，总当建设于文艺艺术之上。”（注：《儿童文学之管见》，《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25年12月初版，240页）即使在一九二四年提出了“我们是革命途上的人，我们的文艺只能是革命的文艺”，“促进社会革命之实现”（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300页）之后，一九二五年还没有完全清除纯艺术论思想的残余，在重视“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的同时，他又说过，“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是没有所谓目的”（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文艺论集》第142页。按此文原为郭沫若1925年5月2日在上海大学的讲演词，由李伯昌、孟超合记，最初刊载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编辑的《文学》周刊第3期（1925年5月18）上；后收入《文艺论集》，文末仅注“5月2日”，该书1929年7月第3版注为民国12年5月2日，即1923年5月2日；《沫若文集》第10卷又注为“1924年5月2日”，年代均有错误）的。不过，已经确认“物质是精神之母，物质文明之高度的发展和平均的分配才是新的精神文明的胎盘”的郭沫若，下决心要改变“从前深带个人主度色彩的想念”（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9页），并且认真地投入了实际斗争，这样，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终于逐渐摆脱了文艺思想上的这种陈旧的羁绊。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经受着严重的考验，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这时的郭沫若，在大革命形势的鼓舞和教育下，世界观包括文艺观都有更大的变化。他进一步批判了个性主义。一九二五年底在《文艺论集》的序文里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的所接触而客观地存在着；2．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没有任何原则的，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他还指出：“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生活自由，大家应得同样的生活自由。”在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中，他在《洪水》半月刊上陆续发表了《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新国家的创造》等一系列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和鲜明的阶级观点的文章，有力地回击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歪曲和诬蔑，揭露了他们“在旧式的国家制度之下主张富国强兵以图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的反动实质，主张“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建设公产制度的新国家，以求达到全人类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注：《不读书好求甚解》，收入《盲肠炎》集，见《沫若文集》第10卷第427页、425页）。此外，“五卅”惨案的现实感受还使他写出了象《聂荧》那样紧密地配合当时反帝任务的历史剧，说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对诗人创作思想的影响。
郭沫若于一九二六年三月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为大家所熟悉的《革命与文学》一文就是去广州后不久写出的。这篇文章和三月初离沪前写的《文艺家的觉悟》一样，清楚地表明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巨大发展。他从阶级本质划分了革命文学与反革命文学的界限：“你是反对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反对革命的文学反作用；强调唯物史观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参，是替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你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和过去一般地否定纯艺术论思想不同，在这里，郭沫若运用阶级观点从文学和革命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作用上，以正面申说的方式批判了文艺的无目的论和非功利主义的观点。同时，《革命与文学》一文还以“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的定义，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实际内容。《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也认定：“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开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尽管这两篇文章还有早期革命文学理论所难以避免的那些简单、笼统的缺点，但它们代表了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大革命浪潮推涌下的觉醒和进步，是我国从“五四”以来就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文学的一个重大发展。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不仅标志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巨大变化，而且也标志了新文学运动在第一个十年内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郭沫若投入了战争的洪流，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当蒋介石叛变革命、杀害革命群众的时候，他在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宋程颢等认为，人的气质之性因气禀而成，人之贤愚善恶取，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这篇战斗檄文在关键时刻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在当时传诵一时，可说是二十年代第一张讨蒋的革命大字报。此后，郭沫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同月由周恩来同志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在广东失败后，郭沫若经由香港回到上海，写诗集《恢复》，以“狂暴的音乐”、“螳鞑的鼙鼓”回答了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上海掀起的时候，郭沫若是它的积极的参加者和支持者。
一九二八年以后，郭沫若在日本度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在这期间，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学和古代社会历史，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有力地驳斥了托派所谓“唯物史观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定“自然界”中的事物的存在，而只是指出自然界事物的规，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还对“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作了积极的支持。此外，写了自传《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一九四六年又写了续篇）、《北伐途次》等。对于这“海外十年”，周恩来同志曾指出：这是郭沫若在革命退潮时“保持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注：《我要说的话》，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的十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需要，而不再有精神的追求，完全失去了“批判精神”，成，并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有关抗战的文化宣传工作。在文艺创作主面，除写了《战声》、《蜩螗集》等诗集外，还配合现实斗争创作了不少历史剧，这是郭沫若创作中又一重大成就。在皖南事变后写出的《屈原》、《虎符》两剧，演出时曾产生强烈的政治效果。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坚持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一九四八年来到解放区。这以后，他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思想有更大发展。创作上也不断地取得新的收获。
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继续不倦地进行多方面的著作活动外，还长期担负着繁重的党和国家的事务，从事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领导工作，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郭沫若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逝世。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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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郭沫若 第二节：《女神》
《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尽管在《女神》出版以前已经有新诗集出现，但真正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一个新天地的，除《女神》外，在当时却没有第二部。郭沫若实在是中国的第一个新诗人，《女神》实在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五十六首。集中最早的诗写在一九一八年初夏。除一小部分为一九二一年归国后所作外，其余均写于诗人留学日本期间，绝大部分完成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两年里。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古老的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在国内汹涌澎湃。人们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旧道德、旧礼教、专制政治和一切封建偶像受到猛烈的抨击和破坏；科学、民主、社会主义和一切新事物则受到了自觉的热烈的追求。这是一个生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充满着反抗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