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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地描绘和反映民族解放战争背景下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面貌，仍然是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课题。艾芜在长篇小说《故乡》和《山野》中从不同的侧面描写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城乡的生活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故乡》是作者在抗战后方迁徒不定、卖稿度日的情况下写作的，一九四二年开始在桂林出版的《文艺杂志》上连载，一九四七年出版单行本。全书分六部，约五十万字学哲学的第一个形态。英国科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了“证，是作者写作的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作品。小说以抗战初期扬子江以南的多山地带的一个边远县份为背景，主人公是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余峻廷。抗日战争爆发了，余峻廷回到故乡，怀着满腔热情想干一番抗日宣传工作。但是，回乡后接触了许多人和事，深感到“我们的家乡，真是黑暗，黑暗，第三个黑暗”。他虽然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但面对着反动腐朽的社会势力却无能为力，对自己母亲以高利贷盘剥农民虽深深不满却无可奈何，终因失望而再次离开故乡。小说以余峻廷回乡二十多天所见所闻为线索，描绘了这个县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刻划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幅抗战时期国统区县城的社会生活画面。从土豪劣绅的为非作歹到官僚政客的倒行逆施，从被压迫农民的含辛茹苦到爱国知识分子的奔波呼喊，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现，有些场面（如怒愤的农民冲击银行及县衙门）写得有声有色。但作者对战时国统区城乡主要矛盾和斗争挖掘仍不深，有浮光掠影的缺点，人物比较概念化，而且生活琐事写得过多，刻划人物性格的细节过少，使读者有冗长沉闷之感。
继《故乡》之后，艾芜在一九四七年完成了长篇小说《山野》，思想性艺术性大大提高了一步，标志着作者在长篇创作上走上成熟时期。作者说：“因为限于所见所闻，我不能把全部抗日战争的悲壮事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人一旦产生了机变之心，便，通通写了出来，我只能将一个小小的山村地方，一天小小的战斗生活，勉力记下。”（注：《〈山野〉后记》）小说围绕着“一个小小的山村地方，一天小小的战斗生活”，刻划了农村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不同人物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面貌。作者注意克服《故乡》结构松散的缺点，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既高度集中又充分舒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宗派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抓住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把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活动组织得有条不紊。小说中出现了几十个人物，较之《丰饶的原野》、《故乡》，主要人物形象性格更鲜明，行动更活跃。作者在阿岩、阿树、阿寿、阿劲、阿龙这些贫苦青年农民身上倾注了很大的热情，把他们作为抗日斗争的主力来写。作者说：“使我到现在，皆能在生活的坷路上，增添了不少勇气的，就是那些卑微的人物，他们曾在抗日战争中，不愿做奴隶，能为自由而战争……。”（注：《〈山野〉后记》）这些“卑微的人物”积极投入了保卫山村的战斗，其中阿寿、阿树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同这些“卑微的人物”相对照，小说刻划了韦茂和、徐德川等山村上层人物。工商业者兼地主韦茂和由于工厂商店被日寇烧毁，有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只是为了他的财产和地位。他表面上精明干练，实际并无组织战斗的本领，而且在关键时刻赞同了地主徐德川的委协投降活动。徐德川则是混在抗日陈营中的投降派，暗中派人与敌人来往，甚至向韦茂和献策阴谋杀害抗日积极分子阿龙。同以上两类人物相比，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作品中更为真实生动，特别是韦美珍的形象用了大量笔墨细腻地加以刻划。韦美珍是韦茂和的二女儿，性格爽朗，意志坚强，高中毕业回乡恰好碰上这场战斗，初见战火虽有些胆怯，但在实际战斗中锻炼得沉着坚定，在宣传动员、救护伤员，特别是在粉碎她父亲和徐德川的投降阴谋中起了重要作用，是抗日斗争中涌现的先进的女知识青年的形象。小说把农村的阶级关系表现得那样准确而鲜明，这在国统区的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反映了作者思想上艺术上的进展。当时进步文艺界对这部小说给以很高的评价。小说不足之处仍然是工农群众形象不如知识分子形象那么血肉丰满，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也欠真实，这反映了作者生活的局限。新中国成立后作者以很大努力突破这个局限，长期深入工农群众，创作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解放战争初期出版的姚雪垠的《长夜》，也是当时反映农民反抗斗争的比较重要的长篇。小说以一九二四年军阀混战时期河南西部山区为背景，通过一个回乡途中被土匪“绑票”的青年学生的亲身经历，描写以李水沫为头目的一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揭示出许多穷苦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被迫为匪的社会原因备之版本。，表现了农民中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小说真实地塑造了薛正礼、赵狮子、刘老义、王成山等几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写出了他们内在的善良正直的心灵。象《长夜》这样以现实主义笔法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在“五四”以后新文学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它从题材方面为现代小说的发展作了新的开拓。小说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采，写出了从伏牛山到桐柏山地区的风土人情，大量运用群众口语及土匪暗语。作者在《后记》中说：“将这部小说题名叫《长夜》，是因为在我的计划中还有《黄昏》与《黎明》。在《黄昏》中要写静静的旧农村是怎样的开始崩溃，怎样的沦落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形态。在《黎明》中要写农村在崩溃后由混乱走到觉醒，虽是‘风雨如晦’，但已经‘鸡鸣不已’。”可惜作者后来并没有按计划写下去。姚雪垠这个时期还写有中篇《记卢熔轩》和短篇《人性的恢复》等。前者是一个爱国科学家的传记小说，后者则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实行特务统治的残暴手段。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抗战胜利前后曾以揭露国统区黑暗现实而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张恨水的长篇《八十一梦》、《五子登科》。张恨水（1895—1967）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是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由鸳鸯蝴蝶派向新小说过渡的代表性作家。他的早期作品有长篇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连载的《啼笑因缘》，曾经风行一时，还被改编为戏剧、评弹和拍摄成电影。这个以樊家树为主轴的多角恋爱故事是善与恶、苦与乐的“双方并进”。参见“历史”中的“章炳，曾使畸形的旧中国产生一批“啼笑因缘迷”。这是因为它将缠绵悱恻的言情小说和锄强扶弱的武侠传奇熔于一炉。樊家树这个殷实富户的少爷的所谓“平民思想”的慷慨恩赐，使一部分有产者感到颜面增光；而他的卑躬下士和关氏父女的行侠好义，使找不到出路的小市民阶层得到短暂的兴奋与陶醉。小说对军阀的飞扬跋扈和丑恶生活有所暴露，在结构技巧上也有可取之处。“九一八事变后，有些鸳鸯蝴蝶派作者从事“国难小说”的创作，张恨水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他这类配合时事之作，大都收在短篇小说集《弯弓集》中。他曾自我剖白：在“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寇氛日深，民无死所”的国难时期，“心如火焚”，要以小说“唤醒国人”，尽一点“鼓励民气”的责任。但张恨水的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往往追求“故事能在抗战言情上兼有者”，以吸引他们特有的读者层。《大江东去》叙写一个女子和两个抗战军人之间的纠葛。作者主观上想反映抗战军人以国家大局为重，不受女子朝秦暮楚的播弄，实际上只是以抗战为背景的多角言情小说；但其中写南京失陷时日寇灭绝人性的大屠城的片段，很有控诉力量。《热血之花》先是剧本体裁，后又由作者改写为同名长篇，同样也跳不出“抗战加言情”的窠臼。这些作品大都根据第二、三手材料写成，往往缺乏生活实感。一九三九年所写的《巷战之夜》（又名《冲锋》、《天津卫》），是他的抗战题材中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