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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在重庆《新华日报》摘要发表。这是《讲话》在国统区第一次公开和广大读者见面。刊登《讲话》的编者按语说：《讲话》“有系统地说明了目前文艺和文艺运动上的根本问题”。第二天，《新华日报》又在《读者与编者》栏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艺运动上所提出的意见”，“不仅是在文艺运动上，而且也是一般的文化工作上的方针。”接着，《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还转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以及周扬等介绍延安文艺整风和评论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文章。一九四四年四月，党中央派何其芳、刘白羽从延安到重庆，任务是向大后方的进步文化界传达《讲话》，并调查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情况。周恩来同志不仅在内部经常领导、组织文艺界学习《讲话》，阐释党的文艺方针，而且还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文协”举行的联欢晚会上，公开介绍了《讲话》以后延安文艺界呈现的“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周恩来同志说：《讲话》以后，许多作家“从城里走到乡村，走到广大的农民中去，并且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话剧也要吸收这个形式的优良因素。”周恩来同志号召重庆的作家向解放区学习，使国统区文艺运动取得更大的成绩（注：《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2日）。
《讲话》传入国统区，国统区文坛犹如“久旱”逢“甘霖”，很多作家努力学习《讲话》，宣传《讲话》，并结合国统区实际贯彻《讲话》精神。他们通过学习林认为这部著作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点（认识论）的综，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应当为谁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郭沫若用明确的语言说明：“人民是文艺的真正主人，真正的老师。今后我们的新文艺，就需要把人民作为老师，作为主人。为人民大众彻底服务，向人民大众学习一切，要和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关系。”（注：《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文艺春秋》第3卷第1期，1946年7月15日）茅盾联系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实际，正确论述了应当如何对待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歌颂的对象是坚持民主，为民主而牺牲私利己见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及能促进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对抗战怠工，消耗自己的力量以及违反民主的行动，都是暴露的对象。同样的，凡对抗战有利对民主的实现有助的，就是光明面，反之，就是黑暗面。”（注：《如何击退颓风》，《茅盾文集》第10卷）何其芳撰写了《大后方文艺与人民结合问题》，他认为大后方文艺的任务，“就是推动大后方广泛的人民群众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参加民主运动。”为此，作家要扩大生活领域，描写群众的痛苦、要求，作品形式要大众化。一九四五年春天，文艺界提出“面向农村”的口号，稍后又提出“农民文艺”等，这些提法虽然未必确切，却是力图贯彻《讲话》精神的。
在学习《讲话》、并以《讲话》精神指导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同时，解放区产生的许多优秀文艺作品，也陆续传入到国统区。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延安飞返重庆，“秧歌剧之到重庆后，又认为“知轻行重”，“知行相须”。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注：郭沫若：《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新文化》第3卷第1、2期合刊，1947年1月14日）一九四五年一至二月，《新华日报》社为庆祝该报创办七周年和欢度春节，先后举办过两次秧歌晚会，演出了《兄妹开荒》、《军民联欢》、《牛永贵受伤》、《一朵红花》。这些来自解放区的小型秧歌舞剧在重庆演出，使广大观众耳目一新，别开生面。接着，《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也相继传入国统区。国统区作家称赞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反映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文化”（注：郭沫若：《〈板话〉及其他》，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1946年8月16日），认为这些作品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足资借镜”（注：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文萃》第2年第10期，1946年12月）。他们还从解放区新型文艺的出现领悟到文艺创作的正确道路：只有深入工农，改造思想，获取源泉，才能创造出为人民所喜爱的文艺。国统区和解放区虽然环境、任务有所不同，但国统区作家积极从《讲话》和在《讲话》指引下产生的文艺作品中吸取营养，用以推进国统区文艺运动，毕竟“开始了若干在毛泽东文艺新方向的影响之下的和人民大众结合的努力。”（注：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注：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076页）。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化之玄伎也。”其中包括占卜、符箓、祈禳、禁咒、炼丹等。，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则要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这场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构成了从抗日战争结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基本内容。
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兴奋的心情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当前反压迫、争民主的政治斗争。《文艺杂志》主编邵荃麟写的《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一文，表达了国统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和战斗决心：“首先，作为我们当前迫切任务的，便是为彻底消灭法西斯汉奸和打击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而斗争。这在主观方面是要求文艺的战斗与人民的战斗更密切结合王弼集三国魏王弼著。据《隋书·经籍志》载，王弼著，而在客观方面一个迫切要求，即是言论出版创作研究的自由。……其次，从文艺工作本身来说，我们应该更肩负起国民精神代言人的职责，更深广地去反映和倾诉今天人民的愿望和表达人民的意志。这就要求每个作家更勇敢地投身于现实斗争，加强自己的战斗力量。”（注：《文艺杂志》新1卷第3期，1945年9月）一九四五年秋天，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给国统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力量。“双十协定”的公布，使渴望和平的人民看到了一线曙光；但这曙光又被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云所笼罩。昆明“一二·一”流血惨案的发生，激起了人民愤怒的反抗。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政协”召开前后，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纷纷向“政协”呼吁，要求言论出版自由。茅盾、冯雪峰等三十人签署的《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说：“抗战八年，敌寇屈服，我们得到了建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四个月以来，国内依然不团结，不民主，人民过着比抗战时期更加黑暗更加惨淡的生活，如果不及时改革，大祸就要临头。”（注：《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20日）重庆文艺界人士陈述了对“政协”会议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希望和要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抗战胜利后改名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并于次年移至上海继续领导文艺界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文协”总会发布《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郭沫若起草），文中说：“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向作家提出要求：“我们应该严密地保守着人民的立场，努力向人民大众学习，使自己的意识彻底大众化，绝对地不和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和恶势力抱一个死不妥协的态度。对于协会，应当使它尽量地健全发展，争取友人，争取青年群众，争取广泛的中间层，在各种文艺活动中应积极参加，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和平民主的战士。要有这种生活的实践，我们的创作才能够适合人民的要求，和当前的时代配合。”（注：《抗战文艺》第10卷第6期，1946年5月4日）当时的进步报刊曾以不同标题刊登了这个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如《文联》一卷七期登载该文时，题目为《今日文艺工作的方向——纪念第二届文艺节》），在文艺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民党反动派对“政协”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并不信守、执行。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当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时候，反动派指使特务匪徒捣乱会场、殴打进步人士，郭沫若、李公朴和新闻记者六十余人受伤，造成了著名的校场口事件。接着区别仅仅是“纯粹经验”本身之内的区别；企图超出唯物论，三月出现了南通血案，六月发生了南京下关事件。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与美帝勾结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部署完毕，便彻底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国统区人民不能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工、农、商、学各界在党的领导下，配合革命军事斗争，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大规模革命群众运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文化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