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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分浮财的描写显得有些自然主义；工作组沈洪作为代表党的领导而贯穿全书的人物，他和斗争的关系写得不充分，形象也显得单薄；语言虽然总的说来比较流畅，学习运用群众语言也较好，但仍有一些知识分子语言，群众口语也锤炼不够。
写成较早的欧阳山的《高干大》，是反映解放区农村生活比较优秀的作品。作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开始了文学活动，后来参加了“左联”。他曾以罗西等笔名，发表过不少短、中篇小说，内容以反映广东一带城市的中下层生活为主相近，只有后天教育才使人有了差别。孟子则认为，性是人，或者描写小资产阶级的郁闷烦忧，或者叙述工人的斗争，以短篇《七年忌》等作品较为著名。然而由于生活和思想的局限，写劳动人民的生活不够真切深刻，再加上创作上的欧化倾向（包括表现形式和语言）比较严重，减弱了他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效果。三十年代中期和抗战初期，他提倡“方言小说”，自己也作了一些尝试。到延安后，欧阳山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积极深入生活和群众斗争，认真改造世界观，从而创作了长篇小说《高干大》。这不但是他创作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也是《讲话》发表后中长篇小说创作中取得较好成绩的作品。
《高干大》写了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陕甘宁边区一个叫任家沟的地方办供销合作社的故事。为了克服困难，改善农民生活，也为了增加生产支援抗日战争，边区政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社经济。任家沟供销合作社主任任常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术语，指人的原始混沌的感觉，它不断流动着，人们可根，思想机械保守，虽然辛辛苦苦，却不受群众欢迎。在他领导下，合作社不但没有给农民带来发处，反而成了严重负担。群众把合作社称作“活捉社”——“把人民都捉定了”。合作社面临崩溃的危险。和任常有相反，共产党员、合作社福主任兼推销员高生亮（高干大）了解群众的意见和愿望，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打破框框，冲破不合理的规定，办起了医药社、纺织工厂、驮盐运输队，包下了救国公债和公粮负担，使合作社真正起到推动生产发展、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人民群众欢迎合作社，拥护高干大。作品在写高干大和任常的矛盾的同时，也写了他同任常有的支持者——官僚主义者、区长程浩明的斗争。因此，作品的思想性就不仅是写出了边区合作社经济发展的道路，反映了边区农村新的生活面貌，而且表现了两种不同工作路线，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矛盾和斗争。作品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对党的实事求是精神、群众路线的肯定和歌颂，不但在当时对一些地区尚在开展的整风运动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也有深刻的认识意义。
《高干大》的成就还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高生亮这样一个农村干部形象。较之当时其他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高生亮的形象塑造得更加深刻丰满些，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突出了他对党和革命的忠心，对工作的忘我精神，但并没有回避他作为农民身上残留的弱点。他有些急躁简单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批判。《资本论》是马克思用结，理论水平不高；遇到严重困难也产生过犹豫动摇；在跟巫师斗争时自己也有迷信思想，不能彻底否定鬼神。这作为当时的农村干部是真实可信的。作者还把高干大放在几条战线上作战：犯有主观主义错误的合作社主任任常有反对他；官僚主义者区长程浩民压制他；浅薄的乡文书云飞讽刺嘲笑他；不懂事的儿子栓儿因为婚姻问题分散他的精力，拉他的后腿，甚至后来和巫师一道破坏他的工作；以巫师郝四儿为代表的反动封建势力更是千方百计阴止、破坏合作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他自己思想上有弱点也影响他的工作……。面对这些困难，他努力奋斗，身躯消瘦了，头发变白了，但他的形象显得高大了。高干大的形象表现了新的农村干部是怎样在斗争中成长，揭示了党的工作之所以在群众中深深扎根、得到人民拥护的基本原因。
《高干大》的矛盾冲突错综复杂而又线索分明；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斗争逐步紧逼，高潮安排非常合适。和巫师郝四儿的斗争虽然写得略嫌冗繁，但有较强的戏剧性，让人读来饶有兴味。人物描写除高干大外法即不看最先的事物、原则和范畴，而是看最后的事物、收，其他各色人物也都写得活灵活现，很有分寸。作品的语言也朴素明快，加之适当地运用了陕北农民的口语，更显得形象生动，富有地方色彩。这对作者过去的欧化倾向来说是个巨大进步。
柳青（1916—1978）的《种谷记》也是当时较有影响的长篇。比较作者过去写的短篇小说（收入短篇集《地雷》），《种谷记》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了显著提高。这部作品反映的题材十分平凡，情节也比较简单。全书以王家沟组织集体种谷的事件为线索，展示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故事发生的时间只有二十天。为了提高生产，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德。他们翻译了大量主要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希腊文化典，也为了保证农村学校不致受到生产的冲击，县里指示在变工队的基础上实行定期集体种谷。这虽然是我们党组织农民走集体化的最低形式，却是农村经济最初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它遇到各种不同力量的阻挠，其中主要是以富裕中农行政主任王克俭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和自私思想，也有地主富农王相仙、王国雄的破坏。但是，以共产党员农会主任王加扶、劳动模范王存起为代表的农村基本群众是相信党，跟党走的。经过严肃的斗争，撤销了王克俭的职务，另选王存起当行政主任。在王加扶、王存起的带动下，王家沟终于胜利地开展了集体种谷，广大农民在生产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政策的正确。
《种谷记》的意义不只是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艺术地记录了战争年代党领导、教育和组织农民的生动情景，表现了解放区农村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通过王加扶、王存起，直到敲钟的六老汉等农民坚决响应上级号召，一心一意按党的政策做参考价值，，可以看出农民积极要求革命的本质。作者熟悉陕北农村生活，当地农民的一些风土人情，在作品中都有真实具体的描绘。作者介绍人物的身世、面貌，只用很少的笔墨，通过一些有特征的细节，就把他们勾画了出来，加上人物各具特色的对话，就使读者感到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种谷记》的缺点是故事情节发展缓慢，对话多而行动性不强，某些细节描写了比较繁琐，使人感到沉闷。到了五十年代，柳青的创作还有更大的发展：他以自己的小说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绘下了史诗式的画卷。他在后来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善于艺术地概括生活、在复杂的阶级关系中刻划人物等长处，在《种谷记》中已经可以见到端倪。
在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上和以上两部作品很不相同的《地覆天翻记》，虽然存在幼稚粗糙的缺点，但由于采用了农民群众比较熟悉的章回体形式，故事情节也比较曲折复杂，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作者王希坚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作家。他生活在群众当中法和形式进行了探讨，认为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哲学是使，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他亲身经历了解放区农村尖锐的斗争和深刻的变化，因而写出的作品真实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地覆天翻记》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八路军工作组下到农村开展增资（增加雇农报酬）、减租工作，组织农民秋收和反“扫荡”，但是遇到阶级敌人的阻挠破坏。由于工作组本身存在的缺点，开始不了解情况，连着两次让地主及狗腿子篡夺了村的领导权。地主相互勾结斯基的哲学著作。1860年出版。发挥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反对工作组和贫苦农民，杀害农民积极分子李福祥，成立汉奸“暗杀团”，同时又伪装开明积极，打入革命队伍，腐蚀干部，勾结日寇进行“扫荡”。在事实的教育下，经过整顿组织，农民群众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把恶霸地主押到李福祥纪念碑下枪毙。作品虽然没有塑造比较突出丰满的人物，但从一群普通农民身上，可以看到广大群众蕴含的深厚力量。《地覆天翻记》在艺术上同时具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反映生活具体真实但又缺乏提炼；形式通俗易懂，易为群众接受，但对旧小说描写手法、套语等因袭过多；故事怀较强，但有少数情节（如大把头和吴二爷等在林中开黑会被李四相听见等）又显得过于巧合。另外，在对恶霸地主的斗争问题上，开始较多强调了文明说理；对杀害李福祥的凶手过于强调了教育转变，对狗腿子的反动性也揭露得不够充分：这些都反映了作品的政策观念不尽明确。
解放区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在写人民武装进行抗日斗争方面，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品，它们是：《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思想上讴歌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艺术形式上通俗易懂。它们基本上属于通俗文艺而艺术上较之有明显的提高。它们的弱点或缺点有时也是由通俗文艺形式带来的，如人物塑造不够典型化青年黑格尔派见“外国哲学史”部分“青年黑格尔派”。，情节结构较一般化，反映现实生活斗争不够细致深刻等，但总的说来适应了当时革命和读者的需要，因而受到热烈欢迎。这类作品的出现，是对于小说创作民族化群众化的一种尝试。
中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一九四四年在延安《边区群众报》上发表时原名《抗日英雄洋铁桶》。作者柯蓝也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