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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实说明，新文化与新文学阵营中的进步力量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分裂，是在要不要彻底地反帝和彻底地反封建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分裂。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开始是以反封建、而“五四”以后则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其政治基础的，胡适及其追随者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远远地背离了这个基础。同胡适派的斗争，在政治上转化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至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反对传统哲学的研究方向，认为，在哲学上是唯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斗争，而在文化上，则是为广大人民着想还是为买办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效劳的斗争，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贯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胡适后来长期追随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至死不悟，遭到中国人民的唾弃。
“五四”以后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都是严重的考验。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李大钊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党成立后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于一九二七年被北洋军阀杀害。陈独秀虽然在“五四”以后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在近代，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复兴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并在党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但其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斗争中，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使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后来终于堕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背叛了党和革命。“五四”时期的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社团，由于其成员在革命问题上所持的不同立场，同样起了程度不同的分化。少年中国学会中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与国家主义者于一九二一年后就逐渐分裂。国家主义者曾琦、左舜生等人创办了《醒狮周刊》，进行反共宣传。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向导》周报、《中国青年》等刊物，驳斥了他们以“全民革命”为幌子而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并揭露其与国民党右派同流合污的反动面目。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等文学社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也出现了从内部分裂的现象。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了实际革命斗争，并积极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张资平等则经不住激烈斗争的考验，走向堕落和反动。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等在革命或进步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但也有不少人在一个时期内对革命采取观望、冷漠的态度；这个社团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又成为“语丝派”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周作人，终于背离了初期的斗争，由思想保守而至于政治堕落。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过程中，鲁迅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派方面，向着形形色色的敌人冲锋陷阵，到“四一二”事变之后，终于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总要在它的内部产生对立物，使原来似乎是统一的东西发生分裂。由“五四”文学革命所建立的新文学统一战线的逐步分化，是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经过斗争，固然胡适及其他资产阶级右翼文人脱离了统一战线弥勒。夸大感觉器官生理特点的作用，把认识说成是感官自，但新文学队伍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却大大加强。鲁迅说得好：“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事实也确是如此。在新的形势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文学运动的影响不断加深。愈来愈多的进步知识分子加入了进步文学阵营，这就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和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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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鲁迅（上） 第一节：生平和思想发展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一九一八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时当鸦片战争后四十年，帝国主义者正以“坚甲利兵”进行不断的侵略，腐败堕落的清朝统治集团束手无策，节节退让，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社会的分化日趋激烈。鲁迅年轻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他对民间艺术尤其是绘画具有深切的爱好，稍长又喜欢杂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这不仅培育了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同时也启发了他对历史形成比较全面的看法。在所涉猎的史籍中，他特别留心有关乡邦先贤的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文献。鲁迅的外祖母家住农村，他经常随母探省，因而熟悉农村社会，并和农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封建统治的腐败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萎缩，农民身受压迫，他们的贫穷和痛苦使鲁迅怀着深厚的同情。不久，周家遭到变故，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件系狱，父亲又长期患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注：《呐喊·自序》）。从十三岁到十七岁这几年，他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蔑、受歧视的环境里，鲁迅感到社会的冷酷和势利，通过切身的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八九八年，继洋务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进入高潮，鲁迅就在这一年离家到了南京。他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进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可贵的辩证法因素。但此书贯串着唯心主义的偏见，如对唯，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课余爱读《时务报》和《译书汇编》（注：《时务报》由汪康年、梁启超主办，宣传变法维新；《译书汇编》由留日学生主办，多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哲学、经济、法律各方面的主张，以后改名《政法学报》），经常留意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注：严复译。原著名称为《进化与伦理》。）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从这部书里初步接触进化论思想，根据“物竞天择”的规律联想到祖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鲁迅不满于洋务派但求兵利甲坚的主张，在他看来，科学同时也是启蒙的工具，科学的倡导应该和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在风气闭塞的情况下，科学的倡导甚至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先导。
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于一九二年东渡日本，先在东京进了预备学校。东京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中心，留学生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清爱国运动说明。指出在党内团结问题上应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介绍西方文明的书刊盛极一时。鲁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和革命党人时有往还。刚满二十一岁的他便有以身许国的志向，在一首短诗里抒写了他的爱国主义的襟怀：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阍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十九世纪后期轰动世界的达尔文学说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无政府主义和尼采哲学也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鲁迅关心一切具有反抗持异精神的著作，通过日本学者的译著研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由于这一时期他的注意力还在科学方面，除了译述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外，他先后介绍了居礼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破产，翻译了灌输科学知识的小说，实践其科学救国的心愿。预备学校毕业后，按照他在国内时的认识，“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注：《呐喊·自序》），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鲁迅深受刺激。他到海外后，从日本的维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谓“国民性”问题。这个画面使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注：《呐喊·自序》）从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要求出发，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便决定中止学医，改治文艺。改造“国民性”并不是鲁迅个人独有的想法，这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国民性”是一个笼统一的概念，把社会革命寄托于精神改造，往往又是启蒙主义者难免的弱点，但当群众还没有普遍觉醒的时候，这种思想仍然有它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使文艺活动结合政治要求，将文学艺术的任务自觉地和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联系起来，并且愿意尽毕生之力为之服务，在鲁迅的整个生涯里，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起点。
一九六年，鲁迅回到东京，计划创办文艺杂志，多方搜集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准备将反抗压制、追求自由的思想介绍到国内，因而他的注意力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