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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树要砍根，
打仗要打新一军。
兵对兵，
将对将，
翻身的好汉，
哪有打不过抓来的兵？
……
“新一军”是蒋介石以美式武器装备的王牌军，它在东北战场上曾经骄横不可一世。但它在获得翻身解放的人民战士面前立即暴露了纸老虎的虚弱本质。《运输队》一诗用含蓄活泼的笔调，把军民同上战场的景象和胜利喜悦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真切感人。
大多数“枪杆诗”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对某种武器的“赞美”或“批评”，表达指战员们参战的决心和态度。如《这次不能打白掉》、《不能再落后了》、《我的旗子红通通》、《我的七九枪》、《我的号》、《炸药包》、《刺刀》、《手榴弹》（注：作品均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等，都是短小生动的作品。战士们是把武器当作“战友”来看待的，爱护它，赞美它，或是批评它，正表明了他们为争取革命战争胜利再立战功的决心。比如：
我的七九枪，
擦得亮堂堂，
这次去反攻，
拚命打老蒋。
据记载，这位战士自从贴出这首诗以后，“他就天天擦枪练武，某次战斗中出击令刚下，他就跃出阵地，大喊‘我的七九亮堂堂！’一股劲冲向敌人。”（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华中解放军某部的“枪杆诗”运动》一文）这个例证说明了许多“枪杆诗”在实际战斗中都是发挥了具体作用的。又如：
我的号，
真是行，
只要一响全连动，
滴滴哒哒连声叫，
全队同志往前冲，
冲得敌人好象老鼠找不着洞，
乱碰乱窜当了俘虏兵。
这里生动地表现了人民战士对自己的作战武器——军号的感情，同时有适度的夸张手法，形象地写出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威力。
揭露敌人，嘲笑敌人，分化瓦解敌军，是部队诗歌的另一内容。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真理在他们手里。因此，他们不但用实际战斗击败了敌人，而且还在前沿阵地上开展了活跃的宣传工作，用诗歌揭露敌人的致命弱点，分化瓦解敌军。《嘴巴仗》（注：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傅钟的《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一文）一诗对前沿阵地的对敌宣传工作作了生动的描绘：“嘴巴仗，很重要，能顶几门迫击炮。”这样的“作战”方法，在实际战斗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淮海前线的战沟里，战士们教敌军士兵唱起了“为老蒋卖命太冤枉”（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淮海战役火线文艺活动》一文）的歌，使敌军士气沮丧。他们在革命政策感召下，有的蹲在地堡里哭，有的干脆跑过来投诚。此外，象《三笑敌人》、《送年礼》（注：见《人民战争诗歌选》）等作品，用含蓄风趣的语言，把敌人愚蠢无能的丑态写得淋漓尽致，抒发了人民战士乐观豪迈的喜悦情怀。
在广大指战员诗歌创作的热潮中，产生了战士们喜爱的诗人。其中以毕革飞（1920—1962）最为突出。他自一九三八年参军以后，就一直在部队里做政治工作，曾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快板诗是他最得心应手的写作形式，他被称为“快板科长”。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在敌我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参加过山西地区的艰苦的攻城战和解放太原的外围战。建国以后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他的二十四年的部队生活经历中，有十四年生活在战斗前线。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政工干部，对战士的生活、思想、愿望、要求都很熟悉。他的快板诗就是从革命战争实际需要出发，为革命战士创作的，因为这些作品“好懂好记有趣味”，深受战士们的欢迎。赵树理为他整理出版的《毕革飞快板诗选》收作品八十二首，只是他创作中的一部分。《给蒋介石打个小收条》、《“运输队长”蒋介石》、《土飞机》、《咱是造飞机的老行家》、《再把刀刃力些钢》、《学习李海水》、《两挺歪把机枪》、《人民军队大会餐》、《洋灰碉的自我介绍》等，都是较为优秀的作品。其中讽刺敌人的作品更为出色。比如《给蒋介石打个小收条》是从“批评”的角度来讽刺蒋介石的：“不是我来批评你，你的工作不算好。质量低，数量少，以后可得作检讨。”在《“运输队长”蒋介石》一诗中，则是用“表扬”的形式，通过反语来讽刺敌人：
“运输队长”本姓蒋，
工作积极该表扬，
运输的能力大呀大增强，
给咱们送来大批大批美呀美国枪；
亮呀亮堂堂。
“运输队”的规矩好，
枪炮人马一齐缴，
一次就送十呀十来万，
步兵、骑兵、工兵都呀都送到；
捷报当收条。
灵活的笔调，风趣的语言，尖锐地揭露了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的腐朽无能，同时也反映了解放战争摧枯拉朽、迅速发展的形势。《人民军队大会餐》以巧妙的比喻，形象地概括了山西解放战争形势的巨大变化，是鼓舞斗志的生动作品。毕革飞的作品，确如他自己所说的，是鲜明的战斗性、群众性、趣味性和煽动性统一在一起的。他很善于构思，每个作品篇幅不长，但描写集中，决不拖泥带水。语言洗炼，又善于设喻取譬，因此，形象而又有风趣，很符合战士的口味。比如，他批评影响了战斗的某些不正确的思想，比作“火车开到公路上”，要“结束他的伙食账”，都是采用战士口语来取喻的。取喻近而寓意远，因此概括了一些普遍现象，便为战士们广泛传诵。
工人群众文艺运动的兴起较之农村和部队要晚一点，创作的数量也不及农村和部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工人群众的诗歌创作才日渐蓬勃地发展起来。许多大中城市获得解放后，工人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在文化艺术上也要求翻身。他们要用诗歌、戏剧、美术、音乐等等文艺形式来表现他们翻身的喜悦和对旧社会的控诉。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党派出了许多得力的文艺干部到新解放的工厂中去，推广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的经验，启发和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有力地推动了工人文艺运动的发展。
工人群众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也是歌颂党和领袖，歌唱新生活，歌唱自己的紧张劳动，同时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感情纯朴健康，对比鲜明，气魄宏大，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如《盼太阳》把新旧社会作了鲜明的对比，旧社会里是“冰霜冷，树叶黄”，工人们挨饿受冻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新社会展现的光明幸福景象，则使他们不能不由衷地发出这般纯朴真挚的歌唱：“共产党，象太阳，照在人民心坎上，太阳暖，太阳亮，太阳出来人民喜洋洋。”（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又如《北石坑》写道：
国民党，小日本，
小日本，国民党，
十六斤大锤代代重。
来了毛泽东，
大锤还是十六斤，
抡起大锤轻如风！（注：见艾青《谈工人诗歌》一文，原文载《人民文学》2卷1号）
这是通过两个不同社会里的不同劳动感受的对比，真切地表达了工人阶级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爱。此外，象《红灯颂》（注：见艾青《谈工人诗歌》一文，原文载《人民文学》2卷1号）、《新年乐》（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红旗歌》、《沙里淘金》（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纱厂女工歌》、《修路歌》、《生产竞赛歌》（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等，都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党的领导，歌唱新的幸福生活，歌唱劳动生产，抒发了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这些作品，是中国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后发出的最早的歌唱，是解除了枷锁的人们唱出了过去所不能唱的歌。思想上较为质朴，艺术风格上粗犷有力，主题庄严，感情鲜明。在形式上，大都采用三、五、七言的有韵的歌谣形式，这和民间说唱文学的长期影响有关。其中也有些作品突破了一般的歌谣形式，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艾青在《谈工人诗歌》一文中说：“……尽管工人的诗歌在目前还是属于萌芽的阶段，一般地说，思想和技术都还不是很丰富的，对于事物的刻画也不够深刻，但是由于它是从前进阶级的生活土壤中所产生出来的，具备了先天的优越的品质，如果得到很好的照料和殷勤的灌溉，将会萌长出非常郁茂的新林，就从现有的成绩看来，也已经在我们面前展示了非常光明的远景。”这个评价是切合实际的，它对于后来工人诗歌创作的预言，也已为事实所证明。
工农兵群众的诗歌创作，是获得解放的群众在思想上觉醒的歌唱。他们是战斗者和劳动者，参加了改天换地的各方面的斗争，对于新时代的光明和幸福有切身的感受。他们用自己活泼有力的语言，歌唱自己从苦难走向欢乐，从斗争走向胜利，感情是深厚的，内容也极为丰富。比较而言，农民群众的诗作显得成熟完美些；部队的作品则显示出人民军队的革命作风和英雄气概；工人群众的诗作虽还处在萌芽阶段，但也显示出先进阶级的优秀品质。它们正是带着这样新的风格和新的气派，丰富了革命文艺创作，为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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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二） 第二节：《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
一九四六年九，《解放日报》发表了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作品以优美的故事和人民群众熟悉的“信天游”形式吸引了读者，立即受到热烈的称赞，被誉为诗歌创作的一个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