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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宋明理学空，李大钊、邓中夏等共产主义者曾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两次提案里，表达了文学方面的一些见解。他们号召会员作家确信“主义”，使“文学不致徒供富人的玩赏”。为了“创造动人的文学以冀民众的觉醒”，他们要求“少年中国的文学家”“加入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注：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和第11期所载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7月南京大会上邓中夏的发言纪要和1922年7月杭州大会上李大钊、邓中夏等的书面提案）。一九二二年二月，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增辟了“革命文艺”栏，陆续发表若干具有革命鼓动内容的诗歌。同年在广州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曾作出决议，号召团员：“对于各种学术研究会，须有同志加入，组成小团体活动及吸收新同志；使有技术有学问的人才不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为无产阶级服务；并使学术文艺成为无产阶级化。”（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先驱》第8期，1922年5月。）一九二三年六月创刊的党的理论性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其发表的《新宣言》中，着重对当时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作了分析，指出“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并且明确认为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这些都显示了共产党人对年轻的文坛的关切和促使文学有力配合革命事业而作的努力。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间，早期共产党人中一部分从事宣传工作和青年运动的党员如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瞿秋白、李求实、林育南（林根）、沈泽民、蒋光赤等，通过《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先驱》停刊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三个阵地，也通过某些进步文艺刊物，发表很多文章志着马克思一生中两个最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宣传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主张。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他们首先肯定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肖楚女在《艺术与生活》（注：《中国青年》第38期，1924年7月5日。）一文中，针对当时流行的某些唯心主义文艺观点（如所谓“艺术创造一切”，“摆脱一切的艺术才是真艺术”之类”，正确地指出“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底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蒋光赤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注：《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署名蒋侠僧。）还进而说明了阶级社会中包括文学在内有整个文化的阶级性以及无产阶级文化产生的必然性。共产党人力图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引导文艺为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服务。邓中夏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注：《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一文中，语重心长地批评了文艺青年中存在的“不问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同时从正面剀切地劝告作家：“第一，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以便教育人民，揭露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所制造的“中华民族性不良”的谎言，提高民族自信心，扫除民族自卑感；“第二，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的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以便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在邓中夏看来，文学应该是“惊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的一种“最有效用的工具”。恽代英的《八股？》（注：《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则明确要求新文学“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共产党人倡导一种“能痛切地描写现代中国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且暗示他们的背景与前途”的“革命的文学”，这一点沈泽民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4月28日。）一文里作了解释：“所谓革命的文学，并非是充满手枪和炸弹这一类名辞，并非如象《小说月报》所揭为标语的血与泪”，“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底气概的问题和作者底立脚点的问题”。恽代英在《文学与革命》（注：《中国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17日。）的通讯中则指出：“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因此，他们要求作家和文艺青年关心社会现实，接近劳苦大众，“到民间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若并没有要求革命的真实情感，再作一百篇文要求革命文学的产生，亦不过如祷祝（公）鸡生蛋，未免太苦人所难。”（注：恽代英：《〈中国所要的文学家〉按语》，《中国青年》第80期，1925年5月16日。）邓中夏具体指出：“如果一个诗人不亲历其境，那就他的作品总是揣测或幻想，不能深刻动人”。他引了自己“三年前”即（一九二）所作的两首诗为例：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
问今为何世？豺虎满道路。禽猕歼除之，我行适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秋水含落晖，彩霞如赤炷。
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贪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
说明此诗之所以能够写出并且“颇有朋辈为之感动”，其原因即是“我当时投身实际活动”。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11月6日。）一文，还从他所理解的文学的特征来说明革命思想与生活经验两者对于作家不可或缺。他说：
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自受过官厅的迫逐，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普通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责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
沈泽民认为，有些作品中所以“只见些论文似的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道理”，原因就在于作者缺乏实际感受，离开了文学的特征。此外，共产党人在《新诗人的棒喝》（邓中夏）、《荒漠里》（瞿秋白）、《八股？》（恽代英）、《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蒋光赤）、《诤言》（秦邦宪）等不少文章中，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消极不健康的文艺思潮和创作倾向作了严正批评。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两文则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文化上的统一战线问题作了说明，号召进步文化界联合起来共同向封建复古派进行斗争。瞿秋白、蒋光赤的一部分文章（如《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等）还介绍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文艺状况。
早期共产党人的上述理论主张并不是系统完整的。它们散见于各篇文章中，而这些文章本身也不是没有弱点。由于并不能完全分清马克思主义与旧有的民主主义思想之间的界限，文中不少见解较为模糊，甚至还有错误。也有一些文章，由于论者本身对中国社会状况缺乏深切了解，在传播正确观点、介绍苏俄文学的同时，也产生过“左”的偏颇。对于当时以小资产阶级作家为主要力量的中国文坛状况，早期共产党人一般都偏于否定过多，在必要地指出其消极因素的同时却对其积极因素估计不足。多数人对于文艺特征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忽视。这些就使他们对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作用及其作品的伟大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同时也多少影响了文艺家对他们这些主张的理解和接受。虽然如此，就历史功绩而言，尽管他们的主张远不成熟，却毕竟从革命的现实要求出发提出了一些可贵的建议和号召，播下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种子。一九二六年，《中国青年》周刊一四四期以《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为题译载了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这在新文学运动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引导影响下，一九二四年开始出现一批专事提倡革命文学或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文学社团，如在上海，有蒋光赤、沈泽民和一些文艺青年组织的“春雷社”，他们通过《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出版周刊性的《文学专号》，发表有关革命文学的论文和《哀中国》等诗歌。在杭州，有之江大学学生发起组织的“悟悟社”，出版刊物《悟》，“以提倡革命文学、鼓舞革命性为宗旨”。在北京，除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办的《烈火》外，还有出版《火球》、声明“研究现实的人生，挽救浪漫文艺的堕落”的“劳动文艺研究会”。它们的出现，反映了文艺青年中革命思想影响的扩大。但是，革命文学主张在广大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文艺青年中引起更大的反响，并且造成一定的声势，却是在“五卅”和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时期。这是进步文艺界直接从政治上受到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推动和鼓舞的结果，小资产阶级原不可能有独立的政治路线，许多进步作家在“二七”、“五卅”、“三一八”等斗争中，都曾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群众一边，从而也就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革命的影响。其中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尤其在文学上留下深刻烙印，促使文艺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创作中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主题大为鲜明突出，以反帝为题材的作品多了起来；直接间接地反映群众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