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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态度，较明显的艺术特色，因此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好的历史作用。这种情况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是罕见的。
光未然的朗诵诗当时曾被人广为传诵，特别是他那些配曲的歌词，更得到广泛的传唱。一九三五年八月，光未然在武汉发表了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卖国投降的诗篇《五月的鲜花》。作者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写道：“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烈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抗战爆发后，光未然参加了火热的抗日救亡宣传，他日睹民族的灾难，敌人的凶残，人民的奋起，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延安创作了堪称民族史诗的《黄河大合唱》组诗。诗篇一开始，作者便借黄河上船夫拚着性命与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象征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生死搏斗。接着，诗人歌颂“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的“伟大坚强”，用以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面对奔流不息的黄河，作者深沉悲愤地“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日寇入侵，百姓遭殃，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是，在黄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祖国优秀儿女，决不甘心当亡国奴，在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他们“端起了洋枪土炮，挥动着大刀长矛”，为“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向敌人勇猛冲杀，讨还血债。黄河发出的怒吼，是向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黄河大合唱》全诗气魄雄伟，震撼人心。诗人通过巧妙的联想，把黄河的形象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使黄河的流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黄河的波涛响彻着时代的声音。《黄河大合唱》经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谱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象风暴中的浪潮一样，震撼人的心魄。”（注：郭沫若：《序〈黄河大合唱〉》）一九四年，作者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的低政治气压下，又在重庆写出了长篇叙事诗《屈原》，借历史故事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强烈要求。在四十年代的群众民主运动中，光未然还写了一些揭露国统区社会黑暗的政治讽刺诗。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使光未然的诗歌具有一种强烈的感人力量。作者惯于为朗诵或制曲而锻句，他认为“诗歌的语言，主要地不是诉之于视觉，而是诉之于听觉的”（注：五月花·后记），因而很注重语言的简明和音响的和谐。
力扬（1908—1964）有诗集《枷锁与自由》、《我底竖琴》、《射虎者及其家族》。由于作者选录较严，所以连同解放后出版的《给诗人》集内新辑入的作品，总计长短诗歌仅四十余首，其中绝大多数于抗战期间。作品数量虽不多，但创作认真，极少粗糙之作。作者为抗战时期的诗歌留下了切实的成绩。
这些诗歌，感情深沉而并不低徊，高昂又不流于浮泛，反映了一个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斗争生活的严肃的思索、愿望和理想。艺术上注意形象的手法，语言朴实清新，富有感染力。
抗战开始，作者首先将自己的诗情付与动荡的战斗的祖国，歌唱人民“在风暴里勇敢地扭继锁链……呼唤着新生的太阳”（注：《枷锁与自由·风暴》），欢呼“春天终于来了”（注：《枷锁与自由·太阳照耀着中国的春天》）。在长长的战争岁月中，作者始终“用最清脆的、最美丽的声音，谱着各式各样的歌曲”，诉说着对祖国的“衷心的爱情”（注：《我底坚琴·爱恋》）。即使抒写个的眷念，也都升华为对祖国、对革命的热爱（注：《枷锁与自由·同志，再见》）。作者长时期在国统区的大后方，面对腐朽衰败现象，能坚持乐观的信念，“迎着翩翩而来的黎明”（注：《我底竖琴·黎明》），既播种希望，又播种斗争（注：《我底竖琴·播种》），走着冬天的道路，瞩望着春日的回归（注：《我底竖琴·冬天的道路》）。这种乐观，深刻地联系着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他遥想着延安的“幸福”（注：《我底竖琴·茅屋》）。作者这时还在不少诗章中抒发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职责，如《雾季诗抄——我们为什么不歌唱》、《我底竖琴》、《给诗人》等。在《短歌》中，他写道：“我把自己的生命磨成匕着；把人民的声音当作最宝贵的经典；向明天歌唱而前；”他的很多诗作，正是表现了这种为人民战斗的深情。
作于一九四二年、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表现出感人的力量，是诗人的代表作，也是当时出现的较优秀的叙事长诗。它写出旧中国一个农村家族的“悲歌”，他们终生勤劳而惨苦，身后留下的唯一的遗产，就是强烈的永远的仇恨。这仇恨中虽也纪录着生活的艰险，自然灾害的磨难，但更主要的，是地主阶级的欺凌压迫。和作者的其它作品一样，长诗感情纯厚真挚，语言沉实有力，在不平与控诉中，还带着寓意深长的询问：
我是射虎者的子孙，
……
我纵然不能继承
他们那强大的膂力，
但有什么理由阻止着我
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
——那永远的仇恨？
这是作者面对现实斗争时发出的激越的心的呼声。后来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当我现在重新读着在那些日子里所写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仿佛重温了我底生命的那一段历史，我仿佛又看见了那幽暗的铁窗，狱吏的皮鞭，一切伪善的狞笑着的吸血者们的形象，心头上涌起了仇恨。”（注：《给诗人·前记》）显然，“射虎者的子孙”的仇恨，已不仅属于一个受压迫剥削的家族，而是属于整个阶级和时代。
比上述作者稍晚开始创作的袁水拍，这一时期作有诗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等。作品总的数量虽不多，抒写的内容却较广泛，如祖国在日帝侵略下的苦难生活，香港九龙等殖民地的悲惨情景，以及人民的反抗要求等。不少诗歌还反映了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歌颂了苏联人民的英勇业绩。诗歌情绪比较饱满，有激愤的抗议，也有忧伤的沉思。由于诗作大多能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这大背景下落笔，所以富有时代气息，表现了较强的政治性。一九四一年写的《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具有代表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歌颂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幸福的生活和胜利的斗争，并从中向往着苦难中国的光明前景：“在法西斯压榨下的，喘不过气来的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你带给了他们更多的希望和信心……你和我离开得这样远，可是我——朝朝夜夜将你思量。你的心，我的心，一样向着太阳！”作者这一时期创作中，已出现少数政治讽刺诗。这方面的才能在他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作的《马凡陀的山歌》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一些青年诗人和作家。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原名才春嘎，1914—1973）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写作，他的诗在蒙族人民中较有影响，曾出版诗集《知己的心》、日记体散文《沙原，我的故乡》等。他不满黑暗的现实，渴求民族的富强，但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朝鲜族诗人李旭，也是在抗战初期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的。维吾尔族青年诗人黎·穆塔里夫，尤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黎·穆塔里夫（1922—1945）是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是抗战时期维族进步文学的一面旗帜。他在一九三七年抗日热潮中开始文学创作，以全部热情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各民族的团结，歌颂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猛烈抨击日寇、汉奸和民族分裂主义者，遭到反动当局杀害。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用血泪凝成的爱国诗篇。《中国》、《祖国至上，人民至上》以及散文诗《她的前途光明远大》等，充满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决心为祖国自由解放而战斗的激情。他在《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一九三八）一诗中，歌唱革命的人生和各民族的团结，向往祖国现代化的前景：“文化科学洋溢在祖国，被压迫者求知的欲望象浪涛般沸腾”，“处处都听到汽笛的轰鸣”和“飞机的歌唱”……。《斥民族主义者》引用民间谚语“离群的会被熊吃掉，散伙的会被狼咬死”，表示要用刀一样锋利的笔“戳破民族分裂主义者的眼睛”。诗人响亮地高呼：“让各个民族都携起手来，撒布团结的种子。黎·穆塔里夫的诗具有雄伟的气势和高昂的格调，《给岁月的答复》（一九四三）唱道：
战斗的人们追随着战斗的岁月，
一定会留下他战斗的子孙，
昨晚为幸福而牺牲的烈士墓前，
明天一定会布满悼念的花丛。
他以强烈的革命激情歌唱战斗的幸福，强调斗争的深远意义，这是对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崇高礼赞。除抒情诗外，他还创作了四幕诗剧《战斗的姑娘》，表现抗日游击队的战斗业绩，歌颂延安，歌颂毛泽东，歌颂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以热情的诗句抒发了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寇对汉奸的憎恨。由于受斗争环境和个人条件的限制，黎·穆塔里夫的作品有时显得不够凝炼，但许多作品都显示了他过人的艺术才华。他的作品当时在新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受到人民的喜爱和重视。
上面说到的诗人，只是在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方面成绩较显著的。除此这外，还有不少作者，也在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鼓舞下拿起诗笔。如过去较多写小说的王统照，此时作诗集《江南曲》中的大部分，写祖国江南在侵略战火下的苦难。冯至在几乎十年很少写诗后的一九四一年，从现实生活中“感到一个责任”，作《十四行集》二十七首，抒写与自身“发生深切的关连”的人和事。卞之琳作《慰劳信集》二十首（后编入《十年诗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