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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展 第三节：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
一九二一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起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文艺刊物在各地纷纷出现。新文学从一般革新运动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独立的队伍，并孕育出不同的流派。创作数量增多，质量也有进展。“五四”启蒙阶段内开放的文学革命之花，至此结出了更多的果实。
倡导时期并无专门的文学社团。高举“文学革命”旗帜的《新青年》以及继起的《新潮》、《少年中国》，都是综合性的刊物。新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性的刊物是从一九二一年才开始出现的。这年一月，由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他们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的《小说月报》（自第十二卷第一号起）作为自己的会刊（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止，不计号外完善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共出一百三十二期），还陆续编辑了《文学旬刊》（上海《文学旬刊》自一九二一年出到一九二九年第九卷第五期止，共三百八十期；八十一期起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一七二期起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北京《文学旬刊》自一九二三年出到一九二五年，共八十二期）、《诗》月刊（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共七期）等刊物，出版从书近百种。随着会员人数的发展，除北京、上海两地外，他们又在广州、宁波、郑州等地设立分会，分会在当地也出有刊物。紧接着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九二一年七月，留学在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组成了创造社。他们先在国内（上海）出版丛书，次年起又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二月，共六期）、《创造周报》（一九二三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五十二期）、《创造日》（《中华新报》附发，一九二三年七月至十一月，共百期）、《洪水》（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两次出刊，包括增刊共三十八期）、《创造月刊》（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共十八期）、《文化批判》（一九二八年一月创刊，被查封后改出《思想》月刊，各出五期）等刊物十余种。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最早成立的两个新文学社团，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发展到了开始形成独立队伍的阶段。此后几年里，更多的文艺社团和刊物在全国各地涌现。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出现大小不同的文学社团四十余个，出版文学刊物五十二种。而到一九二五年止，已经出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据茅盾统计，各“不下一百余”（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它们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比较活跃的，在上海有欧阳子倩、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的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月刊），胡山源等组成的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及创作集），田汉所办的南国社（出版《南国》半月刊），高长虹等先后活动于京沪两地的狂飚社（两度出版《狂飚》周刊）；在杭州有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一九二二年即已组成的湖畔诗社（出版《湖畔》等诗集和刊物《支那二月》）；在长沙有李青崖等组织的湖光文学社（出版《湖光》半月刊）；在武昌有刘大杰等组成、受到郁达夫支持的艺林社（出版《艺林》旬刊）；在天津有赵景深、焦菊隐等组织的绿波社（先后出版《诗坛》、《绿波》旬刊和《小说》）；在北京，则有鲁迅、孙伏园、钱玄同、川岛、周作人等组成的语丝社（出版综合性而以文学为主要内容的《语丝》周刊）。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组织的以浅草社为其前身的沉钟社（继《浅草》季刊及上海《民国日报》附发的《文艺旬刊》之后，出版《沉钟》周刊与半月刊，并发行丛书），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在鲁迅主持下组织的未名社（先与原狂飚社成员合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后独编《未名》半月刊，并出版“未名丛刊”、“乌合丛书”和“未名新集”三种丛书），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陈源等组织的新月社（成立后最初两年内未办专门的文学刊物，社员以《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为活动阵地，至一九二六年借《晨报副刊》创办《诗刊》、《剧刊》，后又出版《新月》月刊）。这些为数众多的文学社团，其成员多为青年学生和职员，除小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已开始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它们活动的时间久暂不一，有不少团体和刊物产生之后旋即消失，思想倾向更是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仍然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茅盾后来所说：“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象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新文学社团和刊物在知识青年中如此竞起兴办、蔚然成风，确是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前后我国文化界的一种突出的现象。这种状况之所以出现，首先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有关。由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英、日三国在欧战结束后重又加紧侵略，各自扶植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五四”之后的一个时期里而成。1982年出版。收入的著作一部分是论述调查研究的文，中国重复陷入连年混战的局面。皖、直、奉各系以及南方的一些军阀之间，相继发生战争，民族工业发展迟滞，农村经济凋敝，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以后，开始从事工农群众运动，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专心一志地致力于革命力量的积累和准备，因此在“五卅”斗争爆发以前，轰轰烈烈的大规模革命高潮没有出现。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沉闷的政治气氛，许多经受“五四”新思潮冲击、怀着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深地感到失望和悲哀。他们一时找不到正确的斗争去向，却渴望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倾吐内心的苦闷，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新文学作为整个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五四”前夕起一直在知识青年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就容易使他们选择文学这种样式，走上从事文学活动的道路。其次，从文学运动本身来说，“五四”以后客观任务也已有了变化：即由最初侧重旧文学的破坏转到新文学的建设，由最初理论的倡导转到以发展创作为主。这一新的任务，显然是文学革命倡导时期原有的几个综合性团体和刊物所难以胜任的，它需要广泛的群众性和较强的专业性。大批专门的文学团体和刊物的出现，正好适应了这一历史的要求。
在上述众多的不同倾向的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仅成立早，活动久，而且成员多，影响大农家战国时重视农业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在流派发展上也最有代表性，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正当“礼拜六派”小说在都市中盛行之时。因此，它在反对旧的封建文学的同时，着重反对这种有着庸俗倾向的游戏文学。其宣言声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历史发展的产，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可以说，从有益于“人生”出发，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注：参阅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这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所共有的基本态度。他们肯定文学是“人生的镜子”（注：《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5月25日），不承认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的观点（注：郎损（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势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年2月）。创作也大多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出现不少所谓“问题小说”。至于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会员们的意见却并不一致。部分成员抽象强调文学的“美”和“真”；即如提倡“血和泪的文学”（注：西谛（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号，1921年6月30日。）的郑振铎，在反对借文学“阐道翼教”的封建观念的同时，也有“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也无所为而读”（注：《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的说法。但就当时以写批评论文为主要任务的沈雁冰来说，却是比较明确地鼓吹着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苦痛”以及新旧两代的思想上的冲突（注：郎损：《社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7月）。正是从这种主张出发，有些成员后来在“五卅”革命高潮推动下，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