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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五叔在国营食堂一张脏桌子旁坐下来（几乎没一张干净桌了）一连碰了三次杯，五叔的脸就红钢钢的了。他问我这次回来又准备“记录”些什么？我向他简单地说了我的任务。五叔立刻激动地说：“你们记者权大着哩！能不能给中央反映一下，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完全烂包了！”
“怎是烂包了呢？五叔，党在农村的新政策刚开始实行，你是党员，又是大队书记，有责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你现在这思想可不太对……”我有点严肃地对他说。
“哼！就因为我是党员，因此我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振振有词地说。这已经相当可笑了。我知道我是一时说服不了他的。
我于是转了个话题问他：“我姑夫家现在光景怎样？”
“怎样？发财了！光自留地的旱烟和包心菜就能收入一千块！至于粮食，都没处搁了。现在这政策对自私人有利嘛！前几年他到处咂我的洋炮，说我把张家堡弄穷了。这阵轮上他张狂了！”他竟然攻击起他的亲哥哥来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各自端着酒杯抿着。
这时间，我突然想起了他们村的另一个人。那人名字似乎叫张宽，现在大概有三十五六岁了吧。这是一个孤儿，父母死后，给他撂下了一河滩帐债。
但小伙子会擀毡，就出去耍手艺挣钱还帐。结果，他被五叔揪回来在社员大会上批判了一通，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次批判会我碰巧在他们村。记得那个老实后生在批判会上痛哭流涕，说他还不了帐债，三十来岁还是光棍一条，娶不下媳妇……记得当时我听了他那些话，难受极了。但当时正割本主义尾巴，我们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也就是这些，所以我只能把这些难受咽回到肚子里。记得当时五叔相当厉害，两只大眼睛咄咄逼人，指着鼻子骂张宽忘了本，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宽现在怎样了呢？我于是问已经醉意十足的五叔：“你们村那个张宽现在怎样？”“张宽？”五叔瞪起一双醉眼，说：“现在放开马跑了！擀毡挣得钱口袋里都装不下，往银行里存哩！上两个月刚结了婚，娶了高家村死了的老地主刘国璋的孙女。这小子全忘本了，他爸旧社会就是给刘国璋打长工的！他现在美得唱道情哩！”五叔气愤地把一大杯酒一口就灌了下去。
我自己却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为了不再刺激五叔，我就随便问他家现在的情况怎样——我知道他的光景一直是很殷实的。
不料，这下却更刺激了他。
他拳头在桌子上捣了一下，嘴里气愤地溅着白沫子，叫道：“我的家烂包了！你知道，我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好不容易在县上副食公司找了个合同工营生，现在也被清退回来了。而今地一分开，都得自家种。儿子吃不下苦，整天在外面瞎逛。我也没心思种那些地。粮没粮，钱没钱，就跑出来包一工，就赔了，匠人们打发不走，向我要钱……刚才车站上你已经看见了。唉，硬是这政策把我给害了！前多年，我张志高是什么光景，现在哩？我这个一辈子说人的人，活成个人下人了！好君娃哩，咱当了几十年领导，可现在……”他痛心地倒钩下了脑袋。我知道这都不是醉话。
桌子上的饭菜已经快光了。我看了看表，已经快到开车时间，就起身向五叔告别。
他站起来，和我一同出了食堂门。
分手时，他说：“……我就不送你了，那把把龟子孙还在车站上哩……你要是再回家，一定到张家堡来，你姑和你姑夫常念叨你哩！”他像脱产干部那样老练地和我握了握手，就向街那头走了。由于酒的作用，他的步履有点踉跄，但还不至于载倒。
他走出去一段后，又回过头对我喊叫说：“君娃，你可要写材料向上面反映咱农村的情况……”
我知道他要我反映什么情况，便笑了笑对他喊：“你放心，我会反映的！”但他是不知道我要反映什么的。
他走了，他此刻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呢？……
过了一会，我便又坐在了飞驰的长途汽车上。车窗外依然是那样令人愉快的山光水色和田园景象。
我坐在车上，想着刚才我和五叔的谈话，同时也想起了我和他的另外一次相遇……
第三节
第二次相遇那正是刚开始实行责任制的时候。当时，我因为母亲有病，请假回来看望她。正好省报驻这个地区的记者也在到我们县了解一下责任制推广的情况，就和我一起来了。
我陪他到县委宣传部说明了来意。宣传部的同志说：“你们城关公社正开大队书记会，专门讨论落实责任制的问题。你们要是有兴趣，可先去听听。”
我的同行当然很乐意去。他问我去不去？
我本来没有采访任务，但我关心这访面的情况，也想去听一听。对于家在农村的干部来说，别说农业政策要发生这么大变化，就是刮风下雨也是关心的。
我们即刻就来到城关公社。书记、主任热情而惶恐地把我们领进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会还没有开始，大队书记们都在抽烟，喝水，拉闲话。当书记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俩时，人们都立刻精神振作起来。
我很快发现了我们村的支书老侯。他也看见了我，挤过来对我说，我母亲的病不要紧，已经缓过来了。
“哈呀！这不是君娃吗？”一个人在我背后喊叫说。我转过身，原来是五叔张志高。
我转过身，原来是五叔张志高。
他抽着黑棒卷烟，脸上虽有了不少皱纹，但看起来蛮有精神，他笑哈哈地握住了我的手。
“你这次又心录什么来啦？咱们公社工作做得实在好，各方面都比他们其它公社强！咱公社赵书记，还有马主任，先进事迹可多哩，报纸上应该好该好好宣扬一下！”他转过脸对赵书记和主任看了看，又笑了笑。
那两个领导赶忙谦虚地对我们说：“工作没做好，请记者同南多批评！不要光说我们的成绩……”
这简直扯哪儿去了。我们并不是来采访他们的什么先进事迹，而只是想了解一下落实责任制存在的问题。这本来已经给公社领导说明了的，但他们却固执地认为我们就是来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会议开始后，公社赵书记简短说了几句，就让大家谈。他说县委强调公社要尽快讨论实行责任制存在的问题。
沉默了足有十来分钟。
我们大队支书老侯终于先开了腔：“我看这政策是好政策。我们大队没麻达，我科很快就搞呀。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很多，搞起来得他细一些……没了。”
赵书记点点头，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
五叔咳嗽了一声，说：“我说！”
他一对大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点燃黑棒烟吸了一口，说：“我看这政策有问题哩……这样一来，不就单干了吗？这比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还厉害！这明明是资本主义道路嘛！我怎么也想不通，给地富子弟平反，这些人在翘尾巴，看不起咱贫下中农，现在又要单干，分成一家一户，我们这些大队书记再领导谁！不是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反正我们张家堡大队不实行责任制，我们要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话！”他转过头对我和我的同行说：“这记者同志也在场哩！你们记者权大，给中央反映一下我们贫下中农的心声！”
五叔说完，看了看赵书记和马主任。
赵书记对他点点头，然后又望着大家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我说。”一个与五叔年龄差不多的汉子坐在小凳上，一边抽纸烟，一边开口说：“……也没什么新意见。我同意志高的看法。我们高家村也不准备分。最起码现在分不成。”
我认出这是高家村的支书高明楼，绰号叫大能人，和五叔一样大马川有点气。听说他俩都是公社党委委员。
这两位书记发完言，其它大队书记都不言语了。
我现在多少看出点眉目：公社领导和五叔、明楼的意见差不多，对实行责任制有抵触情绪，因此其他想实行责任制的大队书记也就不好发言了。
会议开得相当沉闷。因为没人发言，只好散了会。
散会后，我就和我的同行分了手。他要到另外的公社去了解情况，我准备回家看望母亲！
我走出公社大门后，五叔突然跟了出来，对我说；“今天城里有集，说不定你姑夫到城里赶集来了。我领你到街道上转一转，看能不能碰见他。”
我答应了五叔。因为这次没有时间去姑夫家，能在集上见见面也好。我跟五叔来到了闹哄哄的街道上。一路走过去，五叔不断和他的熟人打招呼——这些人大部分是县上的干部。我真惊讶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竟然认识这么在县上有身分的人。
在街上逛一圈，也没碰上我姑夫。
五叔对我说：“咱干脆再到菜市上转一转。你姑夫跟集常不空手，说不定又拿把菜卖哩，我哥这人私心重，整天谋光景。虽说是个党员，前多年连会都不常参加，还常瞅空子砸我的洋炮哩！”看来他们弟兄之间关系不太好。但我不能同意五叔对我姑夫的攻击。我姑夫是个务实的庄稼人，土改和合作化时，都是村里的积极分子。他一辈子反感那些花里胡哨的事。至于谋光景，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一个庄稼人谋光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知道，姑夫尽管谋光景，但前多年的光景可实在不太好。粮没粮，钱没钱，尽是熬煎。大儿子算是成了家，已经另开过日子了。还有一个儿子连媳妇都没订下。而今农村娶个媳妇，少说也得七八百元钱。父子两上在他里拼命劳动一年，也分不了几个钱。姑夫和姑姑的头发旧在前几年就愁白了。我真不理解五叔为什么不能体谅他哥的难处。五叔的人口也不少，难道这几年他的光景就好过？
我这样盘算着，便跟五叔来到了菜市场。
眼下正是夏末初秋，市场上的蔬菜看来还不少。集体的菜都是架子车拉着。私人的就可怜了，只是筐子里担一点——
这是自留地的收获。乡下人就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