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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一家副食门市部买了一些点心，心情就像去医院看望一个得病的亲朋好友，沉痛地来到新城区的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办了一些必须要办的手续后，一位预审科的干部接待了我。这位干部告诉我说，我要查问的这个人问题基本查清，属于倒贩粮票，但数量不大，已经和本人所在地的领导机关联系过了，不久就可以让他们来人把他领回去。
我问能不能见一见他？
这位干部说，按现在的规定，轻微犯罪主要案查清后，亲属在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可以见面，不过要协助工作人员做犯罪者的转化教育工作。
我说我虽然算不上是他的什么亲属，但我一定会帮助做工作的。这位干部让我坐在这儿等着，他就出去了。
不一会，公安干部领着五叔进来了。
我先吃了一惊：我一下子竟然认不出五叔来了。他脸色灰白，头发和胡子毛碴碴的，背驼了下去，个码也好像低了许多。两只原来咄咄逼人的眼睛，现在毫无光气地深陷在眼窝里。那本来挺壮实的身板，一下子就好像瘦了许多圈，显得衣裤异常地宽大而不合身。一个在家乡土地上有权有威的强人，此刻已经没有一点分量了。
五叔一见是我，嘴唇子剧烈地哆嗦着，凄惶得眼泪在毛胡茬子脸上淌个不停。他眼睛不时胆怯地瞄着公安干部，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竟然像驴蹄子踢了一般，讷讷得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了。我对五叔说：“你要好好把问题交代清楚，不要隐瞒任何一点什么，争取从宽处理，党的政策……”
没等我说完，五叔忙接住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五叔对政策是熟悉的。我也再没什么好说的，只是重复刚才的意思。五叔也一再表示他一定好好交代问题，知罪伏法。规定的谈话时间到了以后，工作人员就把五叔领走了。临出门时，五叔回过头悲哀地望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忍不住像针扎了一般痛楚。是的，不论怎样，他现在沦落到这般地步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五叔啊，你怎么从我记忆中那个纯朴热情的青年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呢？
我怀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沉重心情出了拘留所，又来到了拥挤热闹的大街上。电车、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仍然在这宽阔的大道上流淌着，像一条永远汹涌澎湃的河流。是的，生活的河流永远激荡，但也总会有一些船只搁浅。
太阳已经从东边那一片灰蓬蓬的建筑群中升起来，把那淡淡的桔红色的光芒洒在积雪演化了水迹斑斑的笔直道上，空气里已经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潮湿的暖气，甚至能嗅到远方田野和山谷中飘来的泥土和草的气息。
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匆忙地走着，纷乱的人群和车辆，那一排排落光了叶子的中国槐的褐黑色枝丫逐变成模糊的一片，而五叔那张长着毛碴碴胡须的面孔却在眼前清晰地晃动着。我很快想起了我上一次和他相遇的相遇的情景……
第二节
第四次相遇那年秋天，我被报社派往我家乡所在地区采访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情况。我的第一站首先要接去地区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然后再做重点采访。因此，长途公共汽车虽然要路过我们县，但我也不能回家去看望我的所迈的双亲。我只能路过我们县城停一下，而我们村离县城还有二十多华里路。
从内心上说，我是急切地想回我们村子看看的。看望老人这是不必说的，更主要的是想看一看家乡的变化。听弟弟来信说，责任制后，家里一年打的粮就够几年吃钱也比前多年宽裕多了。这些情况，虽然我没有回家，但已经感受到了。以前每次接到家信，我总是愁眉苦脸：不用看信，就知道不是让我给他们寄钱就是买粮。而这两年家里来信除不要我的钱和粮，反而还问我要不要什么。我为此常常在心里激动不已。
我在我的家乡那贫困的历史。黄土高原，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拥挤着稠密的人口。打开每一部县记、府记，都记载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饥饿史。解放以后，这里也一直是人国最贫困地地区之一，几乎每年都要吃大量的救济粮……现在，这一页历史是怎样翻过去的呢？而新的业政策在我的家乡又展现了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以前一直采访工业，就是因为家乡这些不断传来的福音使我决心要求必行采访农业的……
这次虽然我不能回我们村，但开往地区的公共汽车几乎要穿过我们县的全境，我起码可以走马观花一下，并且按常规旅客要在我们县的全境，我可以在那个亲切而熟悉的小山城呆一两个小时，说不定还能碰上几个熟人呢！
汽车进入我们县境后，在山峦夹峙的川道里行驶。我把脸紧贴在车窗上，透过玻璃，观望着一闪而过的秋天的原野。
大川道里，再不像往年一样，几乎是一色的庄稼。现在，大地就像五彩织锦似的斑斓。各类作物一块一块互相连接而又独成一家，每个劳动者在土地上的创造个性都表现得淋漓说致。也有个把地块庄稼长得不怎样，你可以知道它的主人必定不是个勤劳人，而就是这样的人，前多年却在集体的大锅里捞走和别人一样的一份。
有的庄稼已经割倒并且上了村头的禾场。赤膊的庄稼人把金黄色的颗粒一锨锨扬向蔚蓝色的天空。碎雨似的五谷落下来，落在粮堆中打滚嬉闹的孩子们的身上。远处的山坂上传来悠扬的信天游。道路旁，可以看见农妇们挑着送饭罐，悠悠闪闪地走着。田野里，羊、牛、驴、马，成群结队的很少，往往是三五七八，分别由一些孩子和老人放牧。没有什么人闲呆着。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但又充满了一种紧张的节奏。土地和人，一切积极性似乎都调动起来了。这真是不可思议。谁能想到我们的农村一下子就从一种群蚁式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眼前这种状态呢？新的政策被大多数人如此迅速而乐意地接受了下来，这说明过去的一切已经多么令人太厌烦。当然，这新政策刚开始不久，并不尽善尽美，但它是爱人欢迎的，这在我们家乡这样贫困的山区尤其表现了它的感召力……
我还着一种极其兴奋的心情在县城下了车——像往常一样，旅客要在这里吃午饭了。
这就是家乡的汽车站。一切都没有变，只是增加了数不清的摊贩。卖土特产的乡里人和卖熟食的城里人立刻把下车的旅客包围了，纷纷用花言巧语兜售他们的东西。
我暂时还不想吃什么，就摆脱这些热心的纠缠者，来到候车室。我看见候车室的一个角落里正围着一群人在吵架。这些人操着外乡口音，农民形体上穿罩着一些廉价的城市服装。凭经验我判断那是无定河流域的石匠。他们用手艺和苦力纵横飘流在高原的城镇乡村，承包修建各式各样的窑洞和楼房。
似乎是一群人在围攻一个人。被围攻者我看不清脸面，但耳朵逮住的一两名话听起来像是本地人，而且口音相当熟悉。
本赤我对这类常见的吵不感兴趣，但不种恻隐之心使我忍不住想看看那个一定很狼狈的被围攻者是个什么人。
我走过去一看，吃了一惊：原来这个人是我的五叔张志高。五叔似乎在同一时间也看见我。他立刻用胳膊肘豁开和他吵嘴的人，过来热情地和我握住了手。他喊叫说：“啊呀，我的侄作！你这大记者回来了！”这话几乎不是对我表示欢迎，而是故意说给和他吵架的那些人听。
那些刚才还怒目圆睁、摩拳擦滨的石匠们立刻好奇地打量着我，一个个面有虚色，像突然面对一个什么大人物似的。他们当然也不敢再和“大记者”的叔叔吵吵架了。
而五叔却立刻转灶为攻，对那些人喊叫说：“怎么？你们还吃人呀？我张志高佬时候亏过人？嗯？你们到大马河川打问我的人品去！”他转过头唤着我的小名说：“君娃，你才下的车？今儿个回不回村？东西带不了的话，我和你一块回！”
我对五叔说，我这次不能回家了，吃完饭就得上车走。
五叔听说是这样，便一把扯住我的袖口，说：“走走走，我带你去食堂。咱叔侄两个好好喝几口！”
他说完拉着我就走，那些和他吵架的石匠们只好悻悻地站在一边，目送着我们出了候车室。
在去食堂的路上，我问五叔：“这些人和你吵什么呢？”
“哼！说我给他们少开了工钱。”
“什么工钱？”“我给县上副食公司承包修窑洞，这些匠人都是这工程上的。工完了，他们嫌我给开的工钱少了，扬言说不给他们增加，就要捶我！”哼！”“你怎么出来包工了？我惊讶地问他。“唉……不包工怎办？农业社烂包了！”他脸上露出一种相当不愉快的表情。我知道分说的是责任制。
“你还是大队书记吗？”
“当然是。不过，现在这书记连个屁都不顶！”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我们进了车站旁边的国营食堂。
五叔反架一般推开我，到售售票口上买了饭菜。我只好在旁边的小柜上买了几盘小菜和一瓶白酒。
我和五叔在国营食堂一张脏桌子旁坐下来（几乎没一张干净桌了）一连碰了三次杯，五叔的脸就红钢钢的了。他问我这次回来又准备“记录”些什么？我向他简单地说了我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