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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内特医生，你看看囚犯。你以前见过他么？”
“见过一次。他到我伦敦的寓所来看过我。那大约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
“你能认出他就是跟你一起乘过邮船的旅客么？你对他跟你女儿的谈话有什么看法？”
“对两个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大人。”
“你无法回答有什么确切的特别的原因么？”
他低声回答说，“有。”
“你在你出生的国家曾经遭到过不幸，未经审判，甚至未经控告就受到了长期监禁，是么，曼内特医生？”
他回答的口气打动了每一颗心，“受过长期监禁。”
“刚才谈到的那个时候你是刚刚放出来么？”
“他们是那样告诉我的。”
“你对当时情况已经没有记忆了么？”
“没有了。从某个时候起——我甚至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从我坐牢时让自己学着做鞋起，到我发现自己已在伦敦，跟现在在我身边的我亲爱的女儿住在一起为止，我心里是一片空白。仁慈的上帝让我的官能恢复时，我女儿跟我已很熟悉；可我连她是怎样跟我熟悉起来的也说不清了。那整个过程我都没有记忆。”
检察长坐下，父女俩也坐下。
此时这件案子却出现了一个离奇的变化。此案的目的是要证明五年前那个十一月的星期五囚犯跟某个尚待追查的同案犯一起乘邮车南下，两人晚间一同下了车，到了某处，但未停留（目的是造成假象），却又立即折返十多英里，来到某个要塞和造船厂搜集情报。一个证人出庭确认四犯曾在那个时刻在那个要塞和造船厂所在的城市某旅店的咖啡馆里等待另一个人。囚犯的辩护律师反复盘问了这位证人，却只发现他在其它时候从没有见过囚犯，此外便一无所得。这时那位戴着假发一直望着法庭天花板的先生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卷了卷，扔给了律师。律师抓住空隙读完纸条后很仔细很好奇地把囚犯观察了一会儿。
“你再次重申你有把握那人就是这个囚犯么？”
证人表示很有把握。
“你见过样子很像这个囚犯的人么？”
证人说，再像他也不会认错。
“你仔细看看我的有学识的朋友，那边那位先生，”律师指着扔过纸条的人说，“然后再仔细看看囚犯。你觉得怎么样？他们俩是不是非常相像？”
除了我这位有学问的朋友有点不修边幅（如果不算是有失体面的话）之外，他和囚犯确实是一模一祥。把两人一比较，不但叫那证人大吃了一惊，就是在场所有的人也都大吃了一惊。众人要求法宫命令“那有学问的朋友”取下假发。那人不太高兴地同意了。这一来，两人之间的相似更显得惊人了。法官询问斯特莱佛（囚犯的律师）下面是否要求以叛国罪审问卡尔顿（那是我那位有学问的朋友的名字）。斯特莱佛先生回答说不必了，但他要请证人说明：发生过一次的事是否会发生第二次？若是他早一些见到他的鲁莽轻率的证明，他是否还会那么深信不疑？在他已经见到他的鲁莽轻率的证明之后，他是否仍然那么深信不疑？会不会更加深信不疑？盘问的结果是把那证词像瓦罐一样砸了个粉碎，也把证人在本案中所表演的角色驳了个体无完肤。
克朗彻先生听到这儿时，已从他的指头上啃下了可以当一顿饭吃的铁锈。现在他得听斯特莱佛先生把囚犯的案情裁作一套紧身衣穿到陪审团身上了。斯特莱佛先生向陪审团指出，那爱国志士巴萨是个受人雇用的密探和奸细，是个做人血买卖从不脸红的家伙，是个自从受诅咒的犹大以来最无耻的流氓——而他的长相也的确像犹大。他指出，那位道德高尚的仆人克莱是巴萨当之无愧的朋友和搭挡。这两位作伪证发伪誓的家伙看中了囚犯，想把他当作牺牲品，因为他是法国血统，在法国有一些家务要求他在海峡两岸往来奔波。至于是什么家务，因为关系到他某些亲友的利益他宁死也不肯透露。而他们从这位小姐那儿逼出来的、受到歪曲的证词其实毫无意义（诸位已经看到她提供证词时所受到的痛苦），那不过是像这样萍水相逢的青年男女之间小小的殷勤礼貌的活动而已——只有对华盛顿的提法例外，那话很出格，很狂妄，可也只能看作一个过分的玩笑。如果政府竟想借最卑下的民族对立情绪和畏惧心理做文章来进行压制，树立威信（检察长先生对此曾大加渲染），那恐怕只会成为政府的一种弱点。可惜这种做法除了证词那邪恶的不光彩的性质只会歪曲这类案件的形象之外全无根据。它只能使我国的国事审判里充满了这类案件。他才说到这儿，法官已板起面孔，好像这话纯属无稽之谈，他不能坐在法官席上对这类含沙射影的言论充耳不闻。
然后斯特莱佛先生要求他的几个证人出席作了证。再以后克朗彻先生便听见副检察长先生把斯特莱佛先生为陪审团剪裁的衣服整个儿地翻了过来；他表示巴萨和克莱甚至比他估计的还要好一百倍，而囚犯则要坏一百倍。最后，法官大人发言，他把这件衣服时而翻了过来，时而又翻了过去，总而言之，肯定是把它整个儿重新剪裁了一次，做成了一件给囚犯穿的尸衣。
现在，陪审团开始考虑案情，大苍蝇又发出嗡嗡之声。
即使在这样的波澜起伏的情况之下，一直望着法庭天花板的卡尔顿先生仍然没有挪一挪身子，或改一改态度。在他那学识渊博的朋友斯特莱佛整理着面前的文件、跟他身边的人低声交谈，而且不时焦灼地望望陪审团的时候；在所有的观众都多少走动走动、另行组成谈话圈子的时候；甚至在连我们的检察官也离开了座位，在台上缓缓地踱来踱去，未必不使观众怀疑他很紧张的时候，这位先生仍然靠在椅背上没有动。他那拉开的律师长袍一半敞着，零乱的假发还是脱下后随手扣上的样子。他双手抄在口袋里，两眼仍然像那一整天那样死死盯住天花板。他有一种特别马虎的神态，不但看去显得不受人尊重，而且大大降低了他跟囚犯之间毫无疑问的相似程度（刚才大家把他俩做比较时，他暂时的认真态度曾强化了相似的印象），因此许多观众现在都注意到了他，并交换意见说他们刚才怎么会认为他们俩那么相像呢。克朗彻先生对他身边的人就是这样说的。他还说，“我可以用半个金币打赌，这人是得不到法律工作做的。他那副模样就不像，是么？”
然而这位卡尔顿先生所注意到的现场细节却比表面看去要多一些，因为这时曼内特小姐的头耷拉到了她爸爸胸口上，而这事竟被他第一个看到了，并且清清楚楚地说：“长官，注意一下那位小姐。帮助那位先生扶她出去。你还看不出她快要昏倒了么！”
在那姑娘被扶出去的时候，许多人都表示怜惜，也对她的父亲深表同情。重新提起他的牢狱生活显然使老人痛苦不堪。在他受到查问时，他表现了强烈的内心激动，从此以后一团浓重的乌云就笼罩了他，他一直在呆呆地想着，露出一副衰迈憔悴之相。他出场后，陪审团重新坐定，过了一会儿，它的团长开始发言。
陪审团意见不统一，希望退庭。法官大人（心里也许还想着乔治·华盛顿）对他们竟然会意见分歧表示意外，并指出他们退席后要受到监视与保护，然后自己便退了庭。审判已经进行了一天，法庭已经点上了灯。有人传说陪审团要退场很久。观众们纷纷出场去吃点心，囚犯也退到被告席背后坐下。
陪同那位小姐和她爸爸离开法庭的罗瑞先生此时又出现了。他向杰瑞做了个手势。这时众人兴趣已经降低，杰瑞毫不费力就挤到了他的身边。
“杰瑞，如果你打算吃点点心，现在可以去吃。可是别走远了。陪审团回来之后你一定要好找才行。不要比他们晚回，因为我要你立即把判决带回银行。你是我所认识的最快的信使，赶回法学院大门比我要快多了。”
杰瑞的头发下勉强露出了一点额头可以敲敲。他便用指关节敲了敲额头，表示接受了任务，也接受了一个先令。这时卡尔顿先生走了过来，碰了碰罗瑞先生的手臂。
“小姐怎么样？”
“她很难受；她爸爸在安慰她，出了法庭之后她好过了一些。”
“我可以把这话告诉囚犯。像你这样体面的银行人员公开跟他说话是不行的，这你知道。”
罗瑞先生脸红了，好像意识到他确曾有过这样的内心斗争。卡尔顿先生到被告席去了。法庭出口正在那个方向。杰瑞跟在他身后，他的眼睛、耳朵、连满头铁蒺藜苇蒂全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达尔内先生！”
囚犯径直走了过来。
“你当然急于听到证人曼内特小姐的情况。她马上就会好的。她最激动的时候就是你见到她的时候。”，
“我让她难受了，我深感抱歉。你能把我这话向她转达么？还有，对她的一片苦心我也衷心感谢。”
“可以。如果你提出要求，我愿意转达。”
卡尔顿先生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几乎有点无礼。他半个身子背着囚犯站着，手肘懒懒地靠在被告席上。
“那我就提出要求。请接受我衷心的谢意。”
“那么你，”卡尔顿说，仍然半个身子背着他，“你等待的是什么呢？”
“最不幸的后果。”
“这是最明智的希望，也是最可能的后果，不过，我认为陪审团退席会对你有利。”
在法庭附近的路上停留是不允许的，因此杰瑞再也没有听见别的。他离开了这两个长相那么相同、态度却那么不同的人。那肩并肩站着的两个人，都反映在头上的镜子里。
在下面那挤满了小偷和流氓的通道里，尽管有羊肉馅饼和麦酒的帮助，一个半钟头也好不容易才打发过去。那沙喉咙的信使吃完便餐便在长凳上很不舒服地坐下，打起盹来。这时一阵高声的嗡嗡和一股疾走的人潮挤向法庭和楼梯，也把他席卷而去。
“杰瑞！杰瑞！”他赶到时罗瑞先生已经在门口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