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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他认为这个提案，从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看来，是刻不容缓的。在委员会上这个问题引起了好几个部之间的互相争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敌对的一个部证明了少数民族的状况极为兴旺，而提出的改革适足以破坏他们的繁荣，并且证明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也不外是起因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没有能够实行法律所规定的措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算要求：第一，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赋予现场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权力；第二，假如少数民族的状况果真像委员会手里的公文所记载的那样，那么就另外任命一个新的研究委员会，从（一）政治、（二）行政、（三）经济、（四）人种学、（五）物质、（六）宗教各方面来研究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第三，要求敌对的部报告十年来该部为防止少数民族现在所处的这种不幸状态所曾采取的措施；第四也是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它的行动，照在委员会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一七○一五号和一八三○八号的报告看来，好像和T……法第十八条及第三十六条附记的根本精神正相抵触。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迅速地把这些思想的大意写下来时，他的面孔泛溢着兴奋的红晕。他写满了一张纸，然后站起身来，按了铃，写了个字条给他部里的秘书长，要他替他去搜集一些必要的参考材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着，他又瞥了那画像一眼，皱着眉头轻蔑地微微一笑。又翻阅了一下那本论埃及象形文字的书，他对那书的兴趣恢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十一点钟才上床，而当他躺在床上想起他妻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现在已不再用那样忧郁的眼光去看这事情了——
①“关于安排少数民族事件”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在乌发省和奥连堡省的巴什基尔人占有十一万亩土地。为了达到“边区俄罗斯化”的目的，政府鼓励从俄罗斯中央各省去的移民向巴什基尔人租赁土地。一般租赁的地段是无条件的，这就给滥用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一八七一年通过了以优惠办法出售荒地的特殊条例。从此就开始了私自盗卖国家的和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奥连堡省总督办公厅的官员们参加了这一舞弊事件。当这一事件被宣扬出去之后，国家财产部部长瓦卢耶夫不得不辞职。十五
虽然安娜在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的时候，顽强地、激怒地反驳了他，但是在她的心底，她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从心底渴望有所改变。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她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么痛苦，她仍然觉得很高兴。她丈夫离开了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会再撒谎欺骗了。在她看来，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有暧昧或虚伪的地方。她想，她说出那句话来以后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现在也将因为一切都明确了而得到补偿。那晚，她看见了弗龙斯基，但是她却没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要把她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种荒唐粗俗的话来，简直不能想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回他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一开头没有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想对他说而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说出口，她明白她是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了。她对于以前所从未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丈夫会怎样做的时候，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她的心头。她幻想着管家立刻就会把她赶出家门，幻想着她的可耻的事情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去的时候她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出答案。
当她想到弗龙斯基的时候，她仿佛觉得，他已不再爱她，他已开始厌倦起她来了，她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他，因此她怀恨起他来。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说的话，那些不断地在她想像里重复的话，她对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听到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楼去看她的儿子和家庭女教师。
使女在门边倾听了好久之后自动地走进房间来。安娜询问般地望了望她的眼睛，带着吃惊的神色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她原谅她进来，说她仿佛听到铃声。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通知她，今早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同他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
我等候着你，”收尾时她这样说。
安娜读完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你走好了，我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并没有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坐在那里，她的头和两手垂着，她时时浑身发抖，好像她要做个什么姿势，说句什么话似的，但随又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她尽在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对于她都没有什么意义。在困难之中求救于宗教，正如求救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一样，她是连想都不去想的，虽然她对于那曾把她教养大的宗教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知道宗教的拯救只有在她抛弃那构成她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东西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她对于她所处的这种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怖。她感觉得好像一切都在她心里成了二重的，正如有时物体映在疲倦的眼睛里成了二重的一样。她有时差不多自己都不知道她恐惧的是什么，她希望的是什么。她恐惧的或希望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呢，还是将要发生的事，以及她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噢，我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忽然觉得头的两边疼痛。当她清醒了的时候，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揪住两鬓的头发，而且紧按住鬓角。她跳起来，开始来回地踱着。
“咖啡预备好了，女教师和谢廖沙正等候着，”安努什卡又走了回来说，看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
“谢廖沙？谢廖沙怎样？”安娜突然变得兴奋地问，今天早上第一次想起了她儿子的存在。
“他大概又淘气了，”安努什卡含着微笑回答。
“怎么回事？”
“您的桃子放在屋角的桌子上。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
一想起她的儿子，安娜就突然从她所处的绝望境地摆脱出来了。她想起了她这几年来所承担的为儿子而活着的母亲的职责，那职责虽然未免被夸大了，却多少是真实的；她高兴地感觉到在她现在所处的困境中，除了她同丈夫或是同弗龙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她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她都不能舍弃她的儿子。尽管她丈夫羞辱她，把她驱逐出去，尽管弗龙斯基对她冷淡，继续过着他独自的生活（她又带着怨恨和责难想起他来），她都不能够舍弃她的儿子。她有了生活的目的。因此她应该行动起来，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她儿子的这种地位，使他不致从她手里被人夺去。她得尽快地趁他还没有被人夺去之前开始行动。她得把她的儿子带走。这就是她现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她需要镇静，她得从这种难堪的境遇中逃脱出来。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的问题，想到立刻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就使她稍稍镇静下来。
她连忙穿起衣服，走下楼去，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客厅，咖啡、谢廖沙和家庭女教师照例在客厅里等着她。谢廖沙全身白服，弯着背和头，正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带着她所熟悉的、酷似他父亲的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正在理他手里拿着的花。
家庭女教师露出格外严峻的脸色。谢廖沙像往常一样尖叫了一声：“噢，妈妈！”就停下脚步来，踌躇着不知道放下花来，走去迎她的母亲好呢，还是做完花环，拿着花去的好。
家庭女教师道过早安之后，就开口冗长而详尽地说了一通谢廖沙干下的顽皮事，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她正在考虑要不要带着她走。“不，我不带她，”她决定道。“我一个人带了我的儿子走。”
“是的，真是坏得很，”安娜说，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膊，她毫不严厉地，却用一种使孩子又惶惑又欢喜的羞怯的眼光望着他，她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惊呆了的家庭女教师说，没有放下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上探索出由于桃子的事他会遭到什么结果。
“谢廖沙，”她等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间就说，“你做了坏事，不过你以后不会再做这事了吧？……你爱我吗？”她感到眼泪盈眶了。“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眼睛。“难道他会站在他父亲一边来责斥我吗？难道他会毫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淌下面颊，为了掩饰，她蓦地站起来，几乎跑一般地走到外面凉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以后，寒冷的、晴朗的天气降临了。在透过刚被雨冲洗过的树叶的灿烂阳光里，空气是寒冷的。
她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