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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去的好。
到那年年底，史沫特莱说是接洽已妥，具体地来谈怎样走，何时走的时候，鲁迅早已决定还是暂时不出去。有过几次的争论，但鲁迅之意不能回。1936年1月，为这问题，争论了好几次，凡知此事者，都劝过鲁迅；可是鲁迅的意见是：自己不觉得一定有致命之病，倘说是衰弱，则一二年的休养也未必有效，因为是年龄关系；再者即使在国外吃胖了，回来后一定立即要瘦，而且也许比没有出去时更瘦些；而且一出了国便做哑巴（指他自己未谙俄语），也太气闷。
据我猜想，那时文坛上的纠纷，恐怕也是鲁迅不愿出国的一个原因；那时期有人在传播他要出国的消息，鲁迅听了很不高兴，曾经幽默地说：他们料我要走，我岂不走，使他们多些不舒服。
出国问题争论的最后结果是：过了夏天再说。因为即使要出国，也得有准备，而他经手的事倘要结束一下，也不是一二个月可以完成的。
不幸那年2月尾，鲁迅先生就卧病，这病迁延到了秋季，终于不救。
1940年10月
卷七 关于鲁迅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的下一天，A·史沫特莱通知我，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在当天晚上有一个小型鸡尾酒会，请我参加，并说当天晚上八点钟她开车来接我同去。晚上七点半，我到公共租界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附近一家咖啡馆里等候她。这家咖啡馆是一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史沫特莱经常约会见面的地方。大约将近八点钟，史沫特莱来了，说车子就在外面。我同她出去，看见汽车停在马路对面，是辆黑牌车（那时候上海私人用的汽车是黑牌）。史沫特莱自己开车。我们一直开进了外白渡桥旁边的苏联总领事馆。
参加鸡尾酒会的约二十多人，国际友人中我只认识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论坛》的编辑，是一对夫妇。中国人中有鲁迅，许广平，郑振铎，好象也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大家随便吃一些东西，随便交谈。史沫特莱悄悄对我说，她和一些朋友都很关心鲁迅的健康，觉得他脸上缺乏血色，又听说常有低烧，容易疲劳。他们都希望鲁迅能够转地疗养。苏联早就想请鲁迅去游历并疗养，请他全家都去。怎样走？由何人伴送？苏联方面会很妥当地给安排的。
史沫特莱又说，这件事她已同鲁迅谈过，但鲁迅犹豫不决，因此希望我帮助促成鲁迅的决心。
隔了两三天，我到鲁迅家去，同他谈起这件事。我的话刚说了一半，鲁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作说客的。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
我就问：“为什么呢？”
鲁迅说：“一旦到了苏联，我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
我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
鲁迅又说：“我所谓聋子和瞎子还不是指的生活方面，是指的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
我说：“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齐交给苏联方面，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
鲁迅听我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道：“凡事想象是容易的，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总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文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
我说：“不会成为明日黄花的。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够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鲁迅听我这样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我换了一个话题，又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似乎容易办了。”
我这个话似乎引起了鲁迅的思考。
我又接着说：“你到了苏联，就有机会碰到许多国际上有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那时你把中国的情况对他们说一说，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响力的日报和平刊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访，请你写一点短文章。这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我猜想是大得无可比拟的。〃
我这番话又引起了鲁迅的思考，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再考虑考虑罢，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走得成的。〃
这样，我就告别了。回家后我写了封短信给史沫特莱，大意是：大先生（鲁迅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同志们背后常以“大先生〃称之）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
隔了六、七天，我又到鲁迅家去。鲁迅不等我开口，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前些时候，敌人在造谣，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的纠纷感到为难，曾到青岛去住了一个多月。而周扬他们竟也就此推波助澜。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要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样说的，我要继续在这里战斗下去。〃鲁迅说这些话时有点兴奋，眼睛看着我，眼光是沉着而坚定的。我心里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决心。不过我还是说了一句：“可是你的健康状态是大家关心的。〃
鲁迅回答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我觉得我已无能为力。鲁迅的战斗精神那样坚决，使我也不好再多嘴了。
第二天，我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鲁迅经常发低烧，出国疗养之事也就无法再提了。直到半年后，鲁迅一场大病，朋友们又提起这件事，但那时鲁迅的健康状态已不适宜远渡重洋，只打算到日本镰仓小事休养（见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给我的信），但最后还是没有去成，而在十月十九日他突然病发，终于不起。
1976年6月5日于北京
卷七 关于鲁迅 我和鲁迅的接触
一〃左联〃的问题
“左联〃活动我也不完全清楚，只知道其中的一些情况。
我是一九三○年四月从日本回上海的。到上海没几天，冯乃超来找我，我并不认识他，只知名字。冯问我知道不知道成立〃左联〃，我说知道的。他就拿出〃左联〃的一份纲领（字不多）问我看过吗？我说知道大概情况，是上海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好得很，很好。他说你愿意加入〃左联〃吗？我说：照纲领的要求，我还没有资格参加。冯说：纲领是奋斗目标，不是每个加入的都具备这条件，你不必客气。这样我就参加〃左联〃了。
过了几天，我去鲁迅那里，和鲁迅说起我参加〃左联〃这事，鲁迅说不晓得。不过鲁迅说，这事我也同意的。
我与冯乃超谈话，知道〃左联〃当时有一个执行机构，大概叫书记处，里面当然也有鲁迅，活动的办法是，大的事情向鲁迅请教，书记处有一个执行书记，管日常行政事务，是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的。因为那时这些人一方面要卖文维持生活，另一方面还要自己做点研究工作，所以几个人轮流，其中有冯雪峰、阳翰笙、冯乃超等，鲁迅不在其中，他是从方针政策方面做领导工作。
从同冯乃超谈话中我了解到，因为白色恐怖，〃左联〃很少开会。我问他参加〃左联〃的有多少人，他说：成立时签过名的四十多人（我记得在当时一个刊物上发表过），有的人不在上海了，还有的人我们根本没看到过。我加入〃左联〃一个多月后，在上海的成员开过一次会。上海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是在某某大厦的三楼，〃左联〃这次开会就借这个地方（听说是洪深托人借的）。当时是坐电梯到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据说是这个俱乐部的侍者（茶房）休息的地方。那次开会，鲁迅参加了，但主持会议的不是鲁迅，是那一个月的执行书记。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还讲了最近活动情况，并说这个地方是借来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多一个小时。接着就请鲁迅讲话，这个讲话不知是否收入全集，好象没有。鲁迅没有稿子，大约讲了半小时，讲话的内容，大意是关于国民党御用文人和国民党报纸对〃左联〃的攻击等。鲁迅讲这都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主要是〃左联〃每个成员都要〃改造思想〃（原话虽不是这样说的，意思是这样）。有一句话，我是记得很清楚的，鲁迅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这话很尖锐，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果然如此，如成立时参加的杨邨人后来就成了叛徒。鲁迅讲完后就散会了，两、三人分批走的。
除了这个会，还有些小会，二三人参加，都不是在个人家中开，而是在公共场所，如在咖啡店。此外为了配合各种纪念活动，常常是大家分头活动，如纪念五一节，纪念文章登不出来，是在马路上贴贴标语。
“左联〃其他活动是办一个刊物，最初名为《前哨》，只出了一期。这一期内容全部是关于五作家被害的事。这是秘密出版的，经费是由〃左联〃成员中经济情况好一些的量力捐助。《前哨》出了一篇改名《文学导报》，这个刊物完全是鲁迅领导的，文章也都是经过鲁迅看过的，定稿是鲁迅决定的。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五烈士被捕后，“左联〃活动减少了，后来就改变一种活动方式，一些青年成员，想法找一些学生或工人同他们交朋友，目的不是介绍他们进〃左联〃，而是向他们作政治宣传，后来连这也不能进行了。
这时周扬还没有进〃左联〃，冯雪峰是书记处的成员，这一年下半年或是第二年上半年冯雪峰找过我，对我说，你也来担任一期执行书记。我说：我不熟悉情况，恐怕不行。他说：可以试试看。因此我也担任过一个月的执行书记。〃左联〃成员做宣传工作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