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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进寿司酒吧。随时有人鞠躬问候。康纳用日语跟他们打着招呼，而后我们坐了下来。我们没有点菜。
“我们不点菜吗？”
“不用，”慷纳说，“要不他们会生气的。他会替我们点我们爱吃的东西。”
我们在座位上坐着，他端上了菜。我看着他把鱼替我们剖开。
电话铃响了。寿司酒吧另一端有一个人在说：“康纳君，有人请您赶快去一下。”
“谢谢。”康纳说着，点了点头。他转身对着我，将自己的座椅推离柜台。“我想我们什么也吃不成了，我们该去下一个约会地点了。你带著录像带没有？”
“带了。”
“好。”
“我们去哪儿？”
“去见你的朋友，”他说，“朝熊小姐。”
55
我们驱车沿着圣莫尼卡布满凹坑的高速公路颠簸着朝市中心驶去。午后的天空阴沉沉的，看样子像是要下雨。我的后背开始作痛。康纳望着车窗外面，独自哼着小调。
由于事情的急剧发展，我把特里萨前天晚上打来电话的事给忘了。她曾说她正在看录像带的最后一段，觉得里边有问题。
“你跟她谈过没有？”
“特里萨？只是简单说了几句。我给了她一些忠告。”
“昨天晚上，她说录像带上有问题。”
“哦？她没跟我说起这个。”
我感到他没有对我说实情。但我感到后背阵阵抽痛，没心思再去逼他。我时常认为康纳自己已变成了日本人。他具有日本人的那种矜持、缄默。
我说：“你从未跟我说过你为什么离开日本。”
“哦，那个。”他叹了口气。“我在一个公司谋到一个差事，任安全顾问，可并不顺利。”
“为什么？”
“唉，那差事倒还可以，挺不错的。”
“那究竟为什么？”
他摇了摇头。“大多数在日本生活过的人一旦离开日本都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好多方面，日本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他们勤劳、聪敏，又富有幽默感。他们具有真正的群体意识。同时，他们也是地球上极端的种族主义民族。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指控别人是种族主义分子。他们怀有极深的歧视心理，而且认为别人也都必然如此。在日本生活了没多长时间，我周围的一些事就使我感到厌倦。晚上，当日本女人看到我朝她们走去，她们便走到街的另一侧；当我坐地铁时，常常发现最后两只空座位就在我座位的两侧；空中小姐问日本旅客是否愿意坐在一位外国人身边，她们以为我听不懂她们说什么，因为他们讲的是日语；他们的排外情绪，别有用心地摆出一副恩主的模样，在背后乱开玩笑；所有这一切……我厌倦透顶。我放弃了那儿的一切。”
“听你的口气，你好像并不真正喜欢他们。”
“不，”康纳说，“我喜欢他们，非常喜欢他们。可我不是日本人，而他们又永远没让我忘记这一点。”他又叹了一口气。“我有许多日本朋友，他们都在美国工作。他们也很难、文化的差异使双方都受害。他们也有自己是外国人的感觉。美国人也不愿跟他们坐在一块儿。但我的朋友总要我记住，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日本人。不幸的是，在我的经历中事实却常常并非如此。”
“你是说，他们首先是日本人。”
他耸了耸肩。“一家人总是一家人。”
随后，我们径直往前开车，彼此没再说话。
56
我们在留学生宿舍3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特里萨·朝熊解释说这不是她的房间，而是一位朋友的。这位朋友这学期正在意大利学习。她将那台小型盒式磁带录像机和一台小型监控器放在桌上。
“我想我该离开实验室了，”她边说边快进录像带，“可我想让你看看。这是你拿来给我的录像带中一盘的结尾部分。开头正好是在参议员离开房间以后。”
她放慢了放像速度。我可以看见中本大厦46楼的全景。楼面空无一人。谢里尔·奥斯汀苍白的尸体躺在深色会议桌上。
录像带继续运行着。
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死气沉沉的场面。
“我们在看什么？”我问道。
“等就是了。”
录像带继续运行。依然没发生什么事儿。
接着，我清楚地看见那姑娘的腿抽动了一下。
“那是什么？”
“痉挛？”
“我不敢肯定。”
这会儿，姑娘的手臂——深色的木头衬托出手臂的轮廓——动了一下。这是肯定无疑的。她的手握紧了一下，接着又松开了。
“她还活着！”
特里萨点了点头。“看上去是这样。现在看一下钟。”
墙上的钟是8点36分。我注视着，没发生什么事儿。录像带又运行了两分钟。
康纳叹了口气。
“钟不走了。”
“不”她说，“仔细观察之后，我首先注意到磁带的纹路。象素不停地来回跳跃。”
“什么意思？”
“我们把这称为摇滚。这是伪装定格的常用办法。正常定格肉眼可以看出，因为图像的最小单位是突然静止的。而在一幅正常的画面中，总有一些小小的动势，哪怕是杂乱无章的动势。因此，你要做的就是摇滚，让3秒钟的图像作反复循环性的转动。这就产生了一点动势，使定格不那么明显。”
“你是说录像带在8点36分时被定了格？”
“是这样。很明显，当时那姑娘还活着。我不敢肯定，但有可能。”
康纳点了点头。“所以，原始带才那么重要。”
“什么原始带？”她问。
我拿出前天晚上在公寓找到的那盘带子。
“放出来看看。”康纳说。
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了46层楼面，是从侧面那台摄像机上拍摄的。会议室一目了然。这是一盘原始带：我们目睹了那起谋杀案；我们看见莫顿离开，留下那姑娘躺在会议桌上。
录像带继续向前运行。我们注视着那姑娘。
“你能看见墙上的钟吗？”
“这个角度看不见。”
“你觉得过了多久？”
特里萨摇摇头。“我没法说。大约几分钟吧。”
接着，那姑娘在桌上动了动。她的手抽动了一下，然后，头也动了动。她活着，这毫无疑问。
从会议室的玻璃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他往前移动着，从右侧走了出来。他走进房间，回头看了一下，看周围是否有人。那人是石仓。他不慌不忙地走到会议桌旁，将手放在姑娘的脖子上，把她卡死了。
“天哪。”
他好像用了很长时间。那姑娘一直挣扎到最后。她已经不再动弹了，可石仓依然死死按住她不放。
“他可不想冒险。”
“不，”康纳说，“他可不想。”
最后，石仓从尸体旁往后退去，扣上袖口，整了整西装外套。
“行了，”康纳说，“你可以关上机子。我看够了。”
我们又回到屋外。微弱的阳光透过漫漫的烟雾。车辆隆隆驶过，不时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着。沿街的房屋年久失修，不成样子。
我们钻进汽车。
“现在怎么办？”我问。
他将电话递给我。“给市区分局挂电话，”他说，“跟他们说我们有一盘证实石仓行凶的录像带。告诉他们，我们这就去中本公司逮捕石仓。”
“我还以为你讨厌车内电话呢。”
“打就是了，”康纳说，“反正我们的事差不多快完了。”
我照办了。我把我们的打算和去向一并告知值勤官。他问我们是否要增援警力。康纳摇摇头，我也就说了声不用。
我挂上电话。
“现在怎么办？”
“去中本公司。”
57
在录像带上看了那么多次第46层楼面的情况之后，一旦自己又亲自来到这儿，颇有些怪怪的感觉。尽管是星期六，办公室依旧是一片繁忙。秘书和管理人员一个个匆匆忙忙。白天的办公室看上去有些异样。阳光透过四周偌大的窗户泻了进来。周围的摩天大楼即便是笼罩在洛杉矶的雾霾里，也显得近在咫尺。
我抬起头，见监视摄像机已被人从墙上取走。右边，谢里尔·奥斯汀遇害的那间会议室正在重新装修。原先的黑色家具已经搬走。装饰工正在安置一张淡色木桌和崭新的米色椅子。整个房间完全改了面貌。
敞开式办公室另一侧的大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会议。阳光透过玻璃墙，照在分坐长桌两侧的40个人的身上。桌上铺有绿毯，一侧坐着日本人，另一侧坐着美国人。每个人的面前都整整齐齐地搁着一叠文件。鲍勃·里奇蒙律师坐在美国人中，显得很突出。我一眼就发现了他。
康纳站在我身旁，叹了一口气。
“开什么会？”
“星期六会议，后辈。”
“你指的是埃迪谈到的星期六会议？”
康纳点点头。“成交微电脑公司买卖的会议。”
电梯附近坐着一位接待员。她先是注视了我俩一会儿，而后很有礼貌地说：“先生们，能帮你们什么忙吗？”
“谢谢，”康纳说，“我们在等一个人。”
我皱了皱眉头。从我们站立的地方，我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会议室里边的石仓。他坐在日本人那一方，靠近桌子中央，正抽着烟。坐在他右边的那个人俯过身去在他耳边低语着什么，石仓一边点头，一边微笑。
我朝康纳看了一眼。
“别忙。”康纳说。
几分钟后，一位年轻的日本助手匆匆穿过敞开式办公室，走进会议室。一进会议室，他便轻手轻脚地走到桌子那端坐着的一位头发花白的要人身后，然后俯下身，在那长者耳边低语了几句。
“岩渊。”康纳说。
“他是谁？”
“中本公司在美国的总头领。总部在纽约。”
岩渊朝助手点点头，然后从桌旁站起身。助手替他挪开椅子。岩渊从日方谈判成员后面走过。当他经过一人身边时，在那人肩上轻拍了一下。岩渊走到桌子尽头，打开玻璃门走了出去，到会议室那边的露台上去了。
过了一会儿，第二个人起身离开。
“森山，”康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