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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拖得背脊骨发了炎，还是不准休息。有一天，他的尸体给人发现了，就吊在垃圾坑旁的一棵大树上——”
“嗳——”
“他这一死不打紧，可就害苦了他的太太，自杀者的家属，黑上加黑。他太太打电话到火葬场，那时北京混乱，死的又多，火葬场本来就忙，何况又是个‘自绝于人民’的罪人？便不肯去收尸。你知道，北京的夏天，热得多么凶猛？两三天尸体便肿了起来。他太太没法子，只好借了一架板车，跟两个儿子，母子三人，把高宗汉的尸体盖上了油布，自己拖到火葬场去，走到一半，尸体的肚子便爆开了，大肠小肠，淋淋漓漓，洒在街上，一直洒到火葬场——他太太苦苦哀求，火葬场的人才肯把尸体烧化，装进骨灰匣里去——”
吕芳和吴振铎两人都垂下了眼睛，默默地对坐着，半晌，吕芳才黯然说道：
“临走前，我还去祭了他的。我买了一只小小的花圈，夜里悄悄掩进了他太太家，他太太不敢把他的骨灰匣摆出来，一直都藏在书架后面，我去了才拿出来，我把花圈摆上去，鞠了三个躬，算是向他告了辞——”
吴振铎半低着头，一直静静地听着。
“吕芳——你知道——”吴振铎清了一清喉咙，缓缓地抬起头来，“有一阵子，我还深深地嫉恨过高宗汉——”
“你嫉恨高宗汉？”
“也怨恨过你！”吴振铎苦笑道，“你一直不给我写信，我便疑心你和高宗汉好了，从前高宗汉也常常约你出去，我知道你一向对他很有好感——而且，你们又是一块儿回去的。”
“我很喜欢高宗汉，喜欢他耿直热心，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我嫉恨高宗汉，还有一层原因——我一直没肯承认，”吴振铎的脸上微微痉挛起来，“他有勇气回国去了，而我却没有。这是我多年的一个心病，总好像自己是个临阵逃脱的逃兵一般。你知道，我父亲——他也是个医生——死了几十年了。平常我也很少想起他来。可是接到你的信以后，一夜两夜，我都梦见他，梦见他不住地咯血，我怎么止也止不住，便拼命用手去捂他嘴巴，他是个肺结核专家，救过许多人的命。他一直是要我回去的，去医治中国人的病。你看，吕芳，我现在是有名的心脏科医生了，可是我一个中国人也没有医过，一个也没有——”
“中国人的病，恐怕你也医不好呢。”吕芳淡淡地笑道。
“我跟珮琪结婚后，我们的朋友全是美国人，中国朋友，我一个也没交，中文书也不看，有时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中国大陆的消息：百花齐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也不过当做新闻报道来看看罢了。我有一个姑妈，前年从中国大陆出来了，到了旧金山跟我表姐住。她七十多岁了，她在信上说，在中国大陆曾经吃过许多苦，弄得一身的病，很希望见我一面。去年我到夏威夷开会，经过旧金山，我本可以停一晚去探望她的，可是我没有，一直飞到檀香山去了。后来我感到很过意不去，觉得自己太忍心——其实我想大概我害怕，怕见到我姑妈受苦受难的模样——”
吴振铎干笑了一下。
“吕芳，你真勇敢，那样大惊大险，也熬过来了。”
“我倒想问问你，振铎。”吕芳笑道，“你是个医生，你给我解释一下，一个人在极端危难的时候，肉体会不会突然失去知觉，不再感到痛苦？”
“这个，倒有人研究过，二次大战，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俘虏，就曾经发生过这种现象，这也是一种极端的心理上的自我防卫吧。”
“他们替我拔指甲的时候，我整条右臂突然麻掉了，一点也不知道痛。刘伟也跟我说过，有好几年，他一点嗅觉也没有。”
“对了，刘伟呢？神童怎么样了？”
“他比高宗汉乖觉得多，学会了见风转舵，所以许多运动都躲了过去，一直在上海龙华路第二肥料厂当工程师。文革一来，也挨了！给下放到安徽合肥乡下，挑了三年半的粪。他人又小，一个大近视，粪桶压在背上，寸步难行，经常泼得一身的粪，一头一背爬满了蛆。他说，他后来进厕所，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吕芳和吴振铎相视摇着头笑了起来。
“在里头，我们都练就了一套防身术的，”吕芳笑叹道，“刘伟把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对了！‘金钟罩铁布衫’！神童真是个宝贝。”
“你的咖啡凉了，我再去温些热的来。”吴振铎起身拿起银亚。
“够了，不能再喝，”吕芳止住他道，“再喝今晚真要失眠了。”
“吕芳，你出来后，检查过身体么？健康情形如何？”吴振铎关注地问道。
“我一直有高血压毛病，前两个月还住过院。医生告诉我，我的心脏有点衰弱。”
“你的心脏也不好么？”
“全靠得了病，”吕芳笑道，“才请准退休，设法出来。我向我们组织申请了四年，才申请到许可证。”
“吕芳，你现在——生活还好么？”吴振铎试探着问道。
“我现在跟我姐姐住在一起，是她申请我出来的，她对我很照顾，”吕芳说着，低下头去看了一看手表，沉吟了一下，说道，“振铎，今天我来，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可以么？”
“当然可以！”吴振铎赶紧应道。
“你能不能借给我两千块钱——”
吴振铎正要开腔，吕芳却忙阻止他道：
“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答应让我以后还给你，等我身体好些，也许再找些学生，教教钢琴什么的，慢慢凑出来。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借了。”
“好的。”吴振铎迟疑着应道，他立起了身来，走到客厅一角大写字台前，捻亮台灯坐下，他打开抽屉，取出了支票簿，写了一张两千块的支票，他又拿出一只蓝信封，把支票套进里面，才拿去递给吕芳。
“谢谢，振铎。”吕芳也立起身来，接过信封，随手塞进了衣袋里。
“吕芳——”
吕芳径自走向大门，吴振铎赶紧跟了过去。
“我的大衣呢？”吕芳走到门口，回头向吴振铎笑道。
吴振铎从壁橱里，把吕芳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取了出来，替吕芳披上，他双手轻轻地按到了吕芳的肩上。
“吕芳，”吴振铎低声唤道，“我在RussianTearoom订了一个座。我请你去吃顿晚饭好么？那家白俄餐馆的菜还不错，地方也优雅，我们再好好谈谈，这次见面，真是难得。”
“不了，振铎，”吕芳回转身来，一面扣上大衣，“今天也谈够了。而且我还跟我姐姐约好，一块儿吃饭的，就在这里转过去，百老汇上一家中国餐馆。”
“吕芳，要是你早跟我联络上就好了，让我来医治你，你到我楼下诊所来好么？我替你彻底检查一次。”
“振锋——”吕芳垂下了头去，幽幽说道，“其实一年前，我一到纽约就查到你的地址了。”
“噢，吕芳！”
“老实跟你说吧，振铎，”吕芳抬起头来，脸上微微地抽搐着，“本来我是不打算再跟你见面了的，这次回到纽约，什么老朋友也没有去找，只想静静地度过余生。我实在需要安静，需要休息，可是身子又偏偏不争气，病倒在医院里，用了一大笔钱，都是我姐姐垫的，她的环境，也并不很好，我不想拖累她，所以只好来麻烦你。”
“吕芳！”
“我现在生活很满足，真的很满足，我在里头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达到了：又回到了纽约来。振铎，我并没有你想像那样勇敢，有两三次，我差点撑不下去了。可是——我怕死在那个地方，看到高宗汉那种下场，在自己的国家里，死无葬身之地，实在寒透了心。”
吴振铎送吕芳走出枫丹白露大厦，外面已经暮霭苍茫了；中央公园四周高耸入云的摩大大楼，万家灯火，早已盏盏燃起，迎面一阵暮风，凛凛地侵袭过来，冷得吴振铎不由得缩起脖子，连连打了两个寒噤，他下楼时，忘记把外衣穿上了。吕芳将大衣领子翻起，从大衣口袋中拿出一块黑纱头巾把头包了起来。
“吕芳——”
中央公园西边大道上，七八点钟的人潮汹涌起来，吕芳那袭飘飘曳曳的深灰大衣，转瞬就让那一大群金黄奶白各色秋褛淹没了，吴振铎在曼哈顿那堆瑰的夜色里，仁立了很久，直到他脸上给冻得发了疼，才转身折回枫丹白露大厦。
“外面冷呵，吴医生。”穿着红色制服的守门黑人替吴振铎打开了大厦的玻璃大门。
“谢谢你，乔治，”吴振铎说道，他搓着双手，“真的，外面真的很冷。”
《八方》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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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
父亲的骨灰终于有了下落。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便开始四处打听，寻找父亲的遗骸了。他曾经数度到崇明岛去查询，可是不得要领，那边劳改农场的领导已经换过几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过罗任平这样一个人。“文革”期间，从上海下放到崇明岛劳改的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父亲在交通大学执教，虽然资格很老，但只是一个普通数学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崇明岛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劳改场上倒毙一两个年迈体衰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哥奔走年余，父亲的骨灰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亲在崇明岛上劳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离“四人帮”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哥哥信上说，按规定，骨灰保存，时限是三年；三年一过，无人认领，便会处理掉，因此他焦急万分，生怕年限一到，父亲的骨灰流离失所，那么便永无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间，峰回路转，交通大学竟主动出面，协助哥哥到崇明岛追查出父亲遗骸的所在。哥哥把父亲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给我，电话中他很激动，他说交大预备替父亲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并且特地邀请我到上海去参加，这，都得感谢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