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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吴振铎微微皱了一下眉。
吕芳低下头去，啜了一口咖啡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吕芳，我要向你兴师问罪！”吴振铎拿起咖啡壶替吕芳添上热咖啡。
“为什么？”
“我要你偿还我两年宝贵的光阴来！你知道，你回国后，我等你的信，足足等了两年！到七百二十九天那天早上，我去开信箱，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奇迹出现。因为我发过誓：要是那天你的信再不来，我就要把你这个女人忘掉！”吴振铎说着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起来，“吕芳，其实我一直没有忘掉你，常常还想起你来的。你为什么一去音讯俱杳？你曾经答应过，回去马上来信的！”
吕芳一直望着吴振锋微笑着，隔了好一会儿说道：
“我一回到上海，公安局便派人来要我交代海外关系。他们问得很详细，而且什么都知道。我在纽约去看过国民党办的一个国画展，他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问我画展的门票多少钱。一共问了三次，我前后答错了，惹了许多麻烦，还用书面交代了半天。一进去，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跟外面的关系，切断还来不及，还去自找麻烦？而且——”吕芳迟疑了一下。“我怕我写信给你，你也会跑了回去。”
“吕芳——”吴振铎手上的银咖啡杯搁到那张花梨木的咖啡桌上。
“振铎，我在里头，很少想到你，想到外面，”吕芳定定地注视着吴振铎，“回去后，等于是另外一生的开始。可是有一次，我却突然想起你来，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我们音乐学院首当其冲，被列为资本主义学阀大本营，给整得很厉害。教西洋音乐的先生们，尤其是留过学的，统统打成了黑帮，变成革命的对象。群众冲击，红卫兵冲到我家里，把我带回去的两百多张唱片砸得粉碎，几箱琴谱，我一夜都来不及烧。当然我们一个个都挨斗了，斗我的时候，要我向群众认罪。平常我并没有犯过政治错误，最大的错误就不该是个留美学生。我站到一只肥皂箱上，转了一圈，嘴里一直念着：‘我是洋奴。’‘我是洋奴。’真是装疯呀，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你来，心里暗自嘀咕：‘幸好吴振铎没有回来！’”
“咳，吕芳！”
“你不知道，我那时成了有名的‘洋奴’，个个都叫我‘吕洋奴’——”吕芳咯咯地笑了起来，“大概我确实有点洋派吧，喜欢穿几件外国带回去的衣服，而且还有洋习惯，爱喝咖啡，这也教我受了不少累！香港亲戚有时寄罐咖啡给我，有学生来看我，我便煮点咖啡招待他们——谁知道这却变成了我主要罪状之一：毒化学生思想，其实我的‘洋奴’罪名恐怕真还救了我一条命哩！‘洋奴’还不是‘反革命’，不必治死，在里头，想不出个好罪名来，是过不了关的——”
“真亏了你，吕芳——”吴振铎含糊地说道。
“我还算好，整个文革只挨过一鞭，”吕芳指了指左边肩膀笑道，“就打在这里。有一个时期，我们统统关进了学校里，隔离审查，吃饭睡觉都是集体行动，从宿舍到饭厅大约有两百米，每天吃饭，我们都是排队走去的，不过，要一直弯下身，九十度鞠躬，走到饭厅去，那些红卫兵在我们身后吆喝着，手里拿着长皮鞭，赶牛赶羊一般，哪个落了队，便是一鞭过去。有一次，我是在最后，腰实在弯痛了，便直起身来伸了一下，嗖地一声，左肩上便挨了一鞭，疼得我跳起来，回头一看，那个红卫兵，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又瘦又小，头上的帽子大得盖到眉上，我们一个照面，两人同时都吃了一惊，我看见他一脸青白，嘴唇还在发抖。那些孩子大概给自己的暴行也震住了，我只不过挨过一鞭，我们院长却给斗得死去活来，趴在地上逼着啃草。好几位先生熬不住都自杀了，我们钢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个老处女，红卫兵把她带回去的奶罩三角裤统统搜出来，拿到校园里去展览。那个老处女当夜开煤气自尽了，她穿上旗袍高跟鞋，涂得一脸胭脂口红，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红卫兵走了，工宣队又驻了进来，七折八腾，全国最好的一家音乐学院，就那样毁掉了——”吕芳耸了耸肩膀，苦笑了一下。
“真是的，”吴振铎喃喃应道，“你先生呢？”
“他本来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文革一来就给下放了，一直放到湖北黄冈一个乡下又乡下的地方，他最后一封信说，那里的蚊子，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他怎么死的，几时死的，我到现在还不清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仍旧活着——”吕芳摇了摇头，“我跟他的感情其实并不很好，两人在一起，常吵架，但那几年，我却特别想念他，我一个人在上海完全孤立了起来，连找个人说话也找不到，偏偏那时却患上了失眠症，愈急愈累愈睡不着，上海八九点钟，大家都熄灯在家里躲了起来，一个几百万人的都市，简直像座死城。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望着窗外一片漆黑，真是感到长夜漫漫。永无天明一般——”
“你的失眠症怎么了？现在还吃药么？”吴振铎关切地问道。
“有时还吃安眠药。”
“安眠药不好，我来给你开一种镇静剂，不太影响健康的。”
“来到纽约后，我的失眠症倒减轻了许多。一个月最多有四五晚。你不知道我现在多么贪睡，没有事，便赖在床上，一直睡到下午两三点也不肯起来。”说着吕芳自己笑了起来，吴振铎起身执起银壶又替吕芳添上热咖啡，吕芳垂下头去，喝了两口，她把托杯子的银碟放回桌上，双手握着咖啡杯，一边取暖，一边出起神来，在朦胧柔和的暗金色灯光下，吴振铎突然怵目到吕芳那双手，手背手指，鱼鳞似的，隐隐地透着殷红的斑痕，右手的无名指及小指，指甲不见了，指头变成了两朵赤红的肉菌，衬在那银亮的镂着W花纹的咖啡杯上，分外鲜明。吕芳也似乎察觉到吴振铎在注视她的手。
“这是我在苏北五七农场上的成绩。”吕芳伸出了她那只有手，自己观赏着似的。
“你到苏北去过了么？”
“在徐州附近劳动了两年，那是文革后期了。”
“从前我跟父亲到过盐城，那个地方苦得很呢。”
“现在还是一样苦，我们那个农场漫山遍野的杂草，人那么高。有一种荆棘，顶可怕！开一团团白花的，结的果实爆开来，一球球的硬刺。我们天天要去拔野草，而且不许带工具，拢下来，个个一双手都是血淋淋的，扎满了刺，那些刺扎进肉里，又痛又胀。晚上在灯下，我们便用针一根根挑出来。我这只手指甲里插进了几根，没有挑干净，中毒化脓，两只手指肿得像茄子，又乌又亮——只好将指甲拔掉，把脓挤出来——”
“吕芳——”
吴振铎伸出手去，一半又缩了回来，吕芳从前那双手，十指修长，在钢琴键盘上飞跃着，婀娜中又带着刚劲。吕芳很得意，手一按下去，便是八个音阶。那次在卡乃基礼堂中，萧邦逝世百周年比赛会上，吕芳穿着一袭宝蓝的长裙，一头乌浓的长发，那首《英雄波兰舞曲》一奏完，双手潇洒地一扬，台下喝彩的声音，直持续了几分钟，台上那只最大的花篮便是他送的，有成百朵的白菊花。吕芳一向大方洒脱，两人亲呢也不会忸怩作态。周末他有时请她出去，到LatinQuarter去跳舞，握着她的手，也只是轻轻的，生怕亵渎了她。他对吕芳的情感、爱慕中，总有那么一份尊敬。
“吕芳，”吴振铎望着吕芳，声音微微颤抖地叫道，“有时我想到你和高宗汉，刘伟几个人，就不禁佩服你们，你们到底都回去了，无论怎么说，还是替国家尽了一份力。”
“高宗汉么？”吕芳又拣了一块饼干，嚼了两口。
“你们回去还常在一起么？”
“没有，”吕芳摇了摇头，“他给分派到北京，那么多年，我只见过他一次。”
“哦？”
“那还是六六年，文革刚开始，我给送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有一天，在会堂里，却碰见了高宗汉。我们两人呆了半天，站在那里互相干瞪眼，后来我们没有招呼便分手了。那里人多分子复杂，给送去，已经不是什么好事了，何必还给对方添麻烦？许多年没见到他，他一头头发倒白光了。”
“高宗汉，他回去造了铁路没有？他一直要替中国造一条铁路通到新疆去的。”
“通新疆的铁路倒是老早造好了，可是哪里有他的份？”吕芳笑叹道，“他回去没有多久便挂上了耳朵。”
“挂耳朵？”
“这是我们里头的话！”吕芳笑了起来，“就是你的档案里，思想栏上给打上了问号——”吕芳用手划了一个耳朵问号，“你晓得的，高宗汉是个大炮，他老先生一跑回去，就东批评，西批评，又说里面的人造铁路方法落后，浪费材料，这样那样，你说多么遭忌？有一阵子，国内真的有计划造铁路通新疆了，老高兴奋得了不得，到处向人打听造路的蓝图。他在朋友家里，碰见了一个他们铁道部的工程师，还是个清华毕业生，大概是参加筑路计划的，他兴冲冲向人家盘问了一夜。那个人写了封信，密告到他组织里。那条铁路，通西伯利亚，与国防有关，一个留美学生，查问得那么详细，居心何在？就那样，那封密告信便像一道符咒，跟了高宗汉十几年，跟到他死那一天——”
“高宗汉——他死了么？”吴振铎坐直了起来，惊问道。
“这些事都是他太太告诉我的——”吕芳叹了一口气，“他太太后来调到上海工作，跟我私下还有些交往，她叔叔是高干，托人打听出来的。老高自己，遭人暗算，至死还蒙在鼓里。他在铁道部一个单位里窝了十几年，做了绘图员，总也升不上去，老高的个性，怎么不怨气冲天？同事们都讨厌他，一有运动，便拿他出去斗，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又留美，正是反面教材的好榜样！文革，老高给整得很惨，被罚去拖垃圾，一天拖几十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