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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才不管这些规定呢。我今天是来辞职的。我已经被《法兰西生活报》聘为编辑，月薪五百法郎，稿酬另计。今天早上，我已开始在那边上班。”
他本想不把这一情况马上就和盘托出，以便慢慢地体味一下他们那种窘态，不想最后还是禁不住此乐趣的诱惑，一古脑儿把什么都说了出来。
然而不管怎样，他的话还是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因为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地僵在那里，动也不动。
杜洛瓦乘机说道：
“我这就去向佩蒂伊先生辞职，然后回来向诸位告别。”
说着，他一径走了出去。科长佩蒂伊先生一见到他，便大声嚷了起来：
“啊，你来了。你应当知道，我是不……”
杜洛瓦没有让他说下去：
“请稳重一点好不好？不要这样大喊大叫……”
身体肥胖、脸色红如鸡冠的佩蒂伊先生，被他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杜洛瓦接着说道：
“这个鬼地方，我早已呆够了。今天早上，我已开始在一家报馆工作，待遇很是不错。现在是特意来向您辞职的。”
说完，他扭头便走了出去。心头积压多日的恨，今天总算得以痛痛快快地发泄出来。
他回到大房间，同昔日的同事握手话别，但这些同事生怕影响自己的前程，谁也不敢和他说话。因为他刚才进入科长的房间后，门一直开着，二人之间后来的谈话，他们听得一清二楚。
口袋里装着刚领到的工资，他又到了大街上，先去他经常光顾、饭菜既可口价钱又便宜的餐馆，美美地饱餐一顿。不但如此，他还又买了一份《法兰西生活报》，特意留在他用餐的饭桌上。此后，他逛了几家商店，买了些零碎物品。不过他买这些东西，并不是因为急用，而纯粹是为了叫个店伙计把东西送家去，并因而让人知道他的大名：乔治·杜洛瓦。
说过自己的名字后，他还加了一句：
“我是《法兰西生活报》的编辑。”
接着，他向店伙说了说其住地的所在街道和门牌号码，并特意叮嘱道：
“交给门房就行了。”
由于时间还充裕，他又到一家专制名片、立等可取的铺子里，让人立刻给自己印了一百张名片。当然，他不会忘记，在名字的下方写上其新任职务。
在将这一切都办妥之后，他这才去报馆上班。
弗雷斯蒂埃见到他，已完全是一副上司的派头，装腔作势地向他说道：
“啊，你来了，很好。我这里正有几件事要你去办，你先等我一会儿，我手边的事马上就完。”
说完便埋下头去，继续写一封信。
长桌另一头坐着一位身材矮小的男子。他面色苍白，肥胖的身躯几近胖肿，光秃秃的脑袋油光可鉴。他正伏在那里写着什么，由于高度近视，鼻尖几乎贴在纸上。
弗雷斯蒂埃这时向他问道：
“喂，圣波坦，你几点钟去采访我们说的那些人？”
“四点。”
“到时候，把我们这位新来的年轻人杜洛瓦也带去，让他学学做记者的门道。”
“好的。”
随后，弗雷斯蒂埃又转向杜洛瓦问道：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第二篇文章，你带来没有？今天早上与读者见面的第一篇反映很好。”
杜洛瓦被问得张口结舌，停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道：
“没有带来……我本来以为午饭之后会有时间把它写出来……可是总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所以没有……”
弗雷斯蒂埃不满地耸了耸肩：
“你要是总这样不守时，最后必将砸掉自己的饭碗。瓦尔特老头还在等着你的稿子呢。我只好去告诉他，明天再说吧。
你如果认为可以光拿钱不做事，那可错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这样的事本应趁热打铁才是，你这叫什么事儿！”
圣波坦这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准备走了。”
弗雷斯蒂埃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神情庄重地摆出一副训示的样子，转过身来对杜洛瓦说道：
“是这样的，两天前，巴黎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中国将军李登发，住在大陆酒家；一个是印度王公塔波萨希卜·拉马德拉奥，住在布对斯托尔饭店。你们现在要去采访的，就是这两人。”
接着，他又转向圣波坦说道：
“采访要点我已对你讲过，可别忘了。你去问问这两个人，他们对英国在远东的活动及其殖民统治持何看法，是否希望由欧洲，特别是法国，出面干预。”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以同内部人员谈话的语气继续说道：
“公众舆论目前非常关心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时候，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有关这些问题的看法同时加以报道，我们的读者将受益非浅。”
接着又向杜洛瓦叮嘱道：
“你今天去，要仔细留意圣波坦如何行事，他是一位出色的外勤记者。一个记者，要能够在五分钟内让人家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你应当努力学会这种本领。”
说完之后，他又一本正经地写起他的信来，那神气显然是要同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让杜洛瓦他这个以前的军中伙伴和今日的同事，时时记住自己的命份，不要太为随便。
一走出房门，圣波坦便哈哈大笑，并一边笑，一边对杜洛瓦说道：
“这家伙今天的话怎么这样多，居然对我们指手划脚起来，好像我们是他的忠实读者，能听他没完没了的说教。”
到了街上，圣波坦问道：
“要不要喝点什么？”
“好啊，今天天气真热。”
他们于是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点冷饮。两人刚刚落座，圣波坦的话匣子也就打开了。他毫无顾忌地把报馆里的人都数落了一遍，真是滔滔不绝，不厌其详。
“你知道老板是什么人吗？一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而犹太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大概不会不知道，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货色。”
接着，他以大量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例，把这些以色列子孙如何悭吝成性着实描绘了一番，说他们常常连十个铜子也舍不得花，买起东西来总像见识浅薄的妇道人家，厚着脸皮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直到一切遂其心愿；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发放高利贷和抵押贷款的老手，并因其手段高明而自成一家。
“这也罢了。问题是，我们这位老板还千真万确是一位毫无廉耻的家伙，对什么人都骗。他创办的这份报纸，对所有派别都敞开大门，无论是官方消息，还是反映天主教会、自由派、共和派或奥尔良派观点的文章，一律照登不误，完全成了个杂货铺。其实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确保其股票交易及其他各类交易生意兴隆。他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办法，仅靠几家资本不到四个苏的公司，便赚了好几百万……”
就这样，圣波坦始终谈兴不减，并不时称杜洛瓦为他“亲爱的朋友”。
“这个守财奴，他说起话来，简直同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一样。下面给你讲个故事。
一天，我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房内除我而外，还有那老不死的诺贝尔和长得像堂·吉诃德的里瓦尔。报馆行政科长蒙特兰这时忽然走了进来，腋下夹着当今巴黎流行的羊皮公文包。瓦尔特仰起脸来向他问道：
“有事吗？”
蒙特兰如实相告：
“我刚刚把我们欠纸厂的一万六千法郎还了。”
老板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
“你说什么？”
“我把欠佩里瓦先生的那笔款子还给他了。”
“简直乱弹琴！”
“怎么啦？”
“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脸上露出一丝令人不解的微笑。
这在他是常有的。每当他要说出什么恶毒伤人的话语时，那厚实的腮帮上总要掠过一丝这样的微笑。只见他以嘲讽而又自信的口吻说道：
“怎么啦！……因为我们本来可以少还他四五千法
郎。”
蒙特兰大惑不解，说道：
“经理先生，这一笔笔帐目并无差错，不但我复核过，而且你也已签字确认……”
老板此时已恢复他那道貌岸然的常态：
“你的天真实在天下少有，我的蒙特兰先生。你怎么就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欠得他多了，他势必会作出一些让步，让我们少还一部分？”
说到这里，圣波坦一副深知其人的神态，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道：
“怎么样？你说这家伙像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
巴尔扎克的小说虽然一本也未读过，杜洛瓦却坚信不疑地附和道：
“一点不错。”
接着，圣波坦又谈起了其他几人，说瓦尔特夫人是个十足的蠢货；诺贝尔·德·瓦伦由于年迈，已经不中用了；而里瓦尔则是个来自费尔瓦克的破落子弟。话题最后转到弗雷斯蒂埃身上：
“至于这一位，他能有今天，完全是因为娶了现在这个太太。别的也就没有多少好说的了。”
杜洛瓦问道：
“他妻子的为人究竟怎样？”
圣波坦搓了搓手：
“怎么说呢？这个女人鬼得很，脑子比谁都精明。她是老色鬼德·沃德雷克伯爵的情妇，是伯爵提供陪嫁，让她嫁给了弗雷斯蒂埃……”
杜洛瓦像是突然被人浇了盆冷水，周身一阵战栗。他真想走过去给这多嘴多舌的家伙狠狠一记耳光，痛骂他一顿，但终究还是克制住，只是把话题岔开，没有让他再说下去：
“您就叫圣波坦吗？”
对方不假思索地答道：
“不是，我叫托马斯。圣波坦是报馆里的人给我起的绰号。”
杜洛瓦把帐付了，说道：
“我看天不早了，我们还有两位大人物要采访呢。”
圣波坦哈哈大笑：
“您也未免太老实了。您难道真的以为，我会去问那中国人和印度人对英国的所作所为有何看法？在他们的看法中，有哪些符合《法兰西生活报》读者的口味，我难道不比他们更清楚？这样的中国人、波斯人、印度人、智利人、日本人等等，经我采访过的，已不下五六百之多。在我看来，他们的回答是那样地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