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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是在山国里长大，现在刚学会游泳，所以不主张再登高山，要去海；我是看惯了海的，不主张去海边。于是我主张庐山，她主张青岛：我主张泰山，她主张烟台，……
我们越争越起劲，争到什么都忘了。我说：
“你是去避暑，还是去跳海？你是去寻快乐，还是去寻死？”她说：
春天叫旅行，秋天叫远足，夏天避暑，其实都是游玩；海滨可浴海水，于康健是有补益的，住在山上，难道这样大热天去逛山么？”
“逛山，自然喽！傍晚与夜间就可以玩，你不知道山上够多风凉。”
“你才不知道海水里够多凉快呢？”
“要是你只想泡在水里乘凉快，那么你整天泡在浴缸就是了，何必去避暑。”
“要是你只想夜间散步；那到马路溜溜，也就可以解闷。”
“你不知道我在白天还想写点东西吗？”
“你不知道你身体够多不好？一到稍凉快的山上，你又要—个人闷着看书。这于你也无益，于我也无聊。”
她这一软，我可没有着。感到很不自然，抽支烟。她又说：
“我倒想到，你去海边多有运动的机会，我可以教你游泳。那末，明年即使留上海，也会有兴趣一同去游泳池。”
这话倒是有理。于是我被她感动。她说完把身子靠拢来，我觉得她今天真是分外美丽了。
结婚五年，每天都有许多大小争执，但每次结果都是这样。而且每次当我被屈服时，她忽然又可怜我而想出折中办法来了：
“我想这样可好：我们先到山耽些日子，再去海滨？”
“啊！你真聪敏。但是，为什么每次要等吵了一场以后才能想出好办法呢？”
这样，我们撇开了这个不谈，现在是静静想地方了。地方是二处，先游山，后游海。
海是哪儿好呢？北戴河是通车了，但有炸之危险。那末青岛还是烟台呢？论理当然是青岛，但是烟台有我好几个朋友的。不过她说，青岛有她的好友苏素在。苏素与妻是当时二朵并头的校花，我自然又屈服了。说到山，更有问题，黄山还是庐山？天目山还是莫干山？普陀也是一个山。
庐山太远，黄山太难上，天目山太冷静，普陀山她不要去，因为她有个同学告诉她过，一天傍晚，她的同学在普陀离了群独自在散步时，小和尚跟在后面老唱情歌，幸巧遇到了人。可是莫干山我嫌它太正式与热闹，而她是极端赞成的，避暑不到莫干山，哪能算避暑？
地址终算定了。出发日期又起了小争执，她说明天，我说大后天。只差一天工夫，什么不好商量，于是就定后天，车票到中国旅行社买还是车站？这难道还要争执？我说你去买就随你，归我买你就不必干涉。她是好胜的，于是她说：
“那么好，我明天就去买。”伸出手来说：“钱……”
这下子我可吃惊了！怎么我们商量了半天就没有商量到钱？没有钱怎么能避暑！
难道这个大半夜工夫就白商量？但为什么我们不先谈到钱，后争执呢？
妻自然大大生气，于是相对而哭。我说：“不要紧，我们既然一切商量妥，自然必需促其实现，我或者还有未领的稿费，或者同编辑先生们商量预支一点可好。”
于是拿起了电话，等了半天：“啊！”
“啊！亢德，《论语》前二期我的稿费还有多少？我明天早晨就要。”
“……”？
说起我同亢德打电话，我就有点生气；他那口苏州蓝青官话，在电话里都变成疙瘩，我只好叫他请太太来翻译，他太太倒是一口好国语。但一说出去我就感到愚笨，半夜里把他太太噪醒，岂非要叫冤？何不叫自己太太去说，妻不是有一日好苏白吗？
一时忘了把话收回，立刻电话交了妻；谁知说了半天，更是莫明其妙。原来亢德已把电话交了夫人，他夫人是听不懂这份苏白的。
换上换下，好容易说通了。亢德说：上几期我的文章没有送去过！说他那天早晨九点来讨稿我都怪他吵醒，半夜三更来要钱倒能干。
“格儿”电话已经挂断，下话自然难提！
于是拿起电话打《申报月刊》。三点钟哪里有人在？快快挂上，打《自由谈》。《自由谈》编者只自己垫出十元钱付我未到期的稿费，报馆里如果个个人要预支，如何可以？决难通融。
左思右想，或者《文学》编者发点慈悲吧？
但是接电话的说他还未回去。于是打到在商务任事的亲眷，问《东方杂志》可有预支稿费的办法？他说，没有先例，不很容易。……
忽然灵机一动，打电话叫张光宇家。我还未开口，光宇先问是不是那篇《万象》的稿已经写好了。这是我早就预支了钱的，我怎么还好说下去呢？我支吾几句，把电话挂上了。
妻忽然说：“有点风了，到这里来避暑吧。”
“那么到马路上去避暑吧，我想这时候该是凉快得很了。”我是有点难下台了。
“我是要到浴缸里避暑去了。”
“到马路去。”
“到浴缸去。”
“我主张马路！”
“我主张浴缸！”
“这不是刚才一样问题吗？我爱陆地，你爱水国；老账可查，照例解决之岂不是好。”
“不过你知道，浴缸是只有一只呢？”
“那末，现在你伴我去马路，明天我伴你到游泳池可好？”
于是我们去马路了，五点钟的风，真是凉快！我说：
“这同莫干山有什么两样？”
“游泳池同青岛也差不多的。”
“那末，你为什么—定叫我去海滨呢？”
“那天，你不是说最讨厌是游泳池，而且永远不陪我去么？”
回来时，大家都已忘了避暑，我有二分想念苏素。
一九三四，七，二三。
鲁文之秋
人的心理对于某件事某种行动的解释，有时候不但欺人，而且是欺骗自己的。所以我对于要人的宣言，名人的日记，青年们的情书，以及演说家的演说，我都不全很相信。因此，我对于我自己的心理，有时候也觉得不很可靠了。
离开鲁文以前，有十来个朋友问我去巴黎的原由，到巴黎以后，也有十来个朋友问我离开鲁文的缘故；其中离前到后，我写信给国内的亲友对于这层理由与原因，也说了好些遍，可是这许多遍一列的申述，关于鲁文大学宗教空气的不习惯，关于其学术思想环境的失望，关于多数扁狭头脑的中国同学之不相合，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严格说起来，这只是事后寻出来的理由，实际上当时的动机并不在这些地方的。本来许多大事情的动机，有时候会发生于一个人的直觉，有时候会发生于一个人的幻想，有时候会发生于一个人一时的感觉，更有时候会发生于一个人一种生理的不适，人情的不满，甚于大便的不通。有人说拿破仑征服世界的野心为他肚脐上的癣不能博得他太太的欢心，这有它可能性的，那么欧战的发生是不是为一二个伟人一时心境的不好，或者是为中饭的汤太咸一点，或者为太太误把汗衫当作他要穿的羊毛衫给他而触动呢？所谓触动，这是说，我并不否认历史上必然性的存在，而是说历史的过程中，其呈现的时间与样式，时时可由这些微细的小事而推动而改变。可是这些触发的小处，是谁都不能知道的，甚至连自己在内。一个人骗了世界以后，同时也就骗了自己了。
在昨天以前，我自己也总以为我离鲁文来巴黎的缘故就是那些后寻出的理由，可是在昨夜失眠中，我比较那在鲁文与现的心境，才觉悟到当时的无聊与痛苦以及时时想出逃与自杀的情绪，决不是那后来寻出的理由可以做它的原因的。
这缘故，这原因，现在我可悟到了！─—这只是秋，是鲁文的秋，这个萧杀而阴森的鲁文的秋。
对于秋我有一种特别的敏感，这敏感的养成，细说起源，怕还是起根于九岁十岁时候读欧阳修的《秋声赋》吧。那时我已经离家，到一个乡村小学里寄宿，可是我当时并没有正式入学，只在校长─—是一个老先生─—地方读古文与经书。教我《秋声赋》时候记得正是秋夜，或者也是因为老先生因秋夜而想到《秋声赋》，所以选了那篇教我。那时窗外是芭蕉，墙外是梧桐，蟋蟀不住的叫，秋风吹得纸窗发出萧杀的声音，月光照进我们房中，皎洁得使我们油灯失色。此情此景，与《秋声赋》恰恰相合的。我当时的习惯是先生讲解后总要先读十来遍；我记得那时我读一遍望望月色，听听虫声，读到后来，几乎以为欧阳子就是我自己了。以前中国教育，与实生活相离太远，所以不容易使学生理解与记忆；现在自然进步不少。我读高等小学与旧制中学时候；读到地理，不注重地图；讲到植物，不注重采标本，其实我们在乡下，大概的草木都可以有，很可以拿实物给我们看；不这样做的缘故，想因为教我们的先生，更在我们以前，他虽然知道植物中有羊齿类，但一到野地上也不能说出什么草是羊齿类了。这些读地理植物还是好几年以后的事。读经史古文却远在这些以前，书既难懂，观念也更糊涂，事件也更隔膜，所以当时所读的书，在脑筋里都好像照相上没有对准距离与漏光的底片，只是一点模糊的影子，唯有这欧阳修的《秋声赋》，切情切理，切合我当时一切的环境，所以以后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十五六岁到北平，离家更远，“每到佳节倍思亲”。中秋以后，直到重阳，时时背欧阳子《秋声赋》以自遣。为这份对于秋的敏感，使我以后读诗读词的一段生命上，特别地被那些关于秋的情绪之作品所吸引，因此也更互为因果的养成了我的秋的敏感。
北平的秋是极短的，因为其短，所以变化特别明显；当我第一年一个人住在会馆时，院中的一株大桃树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记得头一晚我临睡时还是满树的叶子，一夜秋风，早晨起来一看，所有树叶都被秋掠尽了。秋以后它就以一个枯干过冬，春到时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