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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可笑、可怜可悲乃至有些荒诞不经,就像那些常自视正常的人嘲笑土司的傻儿子一样,不知以笨制巧,这似乎有点像童话插图画家约瑟夫·黑根巴特的一幅插图画“学习害怕”。而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就是我所说的二十世纪小说中世界性的寓言感。对此,卡夫卡有非常精到的表述:只要你坚持不懈地跟随了寓言,那你就成了寓言。并且你如果深入寓言,那你在寓言里就失败了,同时因为没有对手而胜利了。阿:二十世纪小说中世界性的寓言感所带来的荒诞不经,以及对读者所带来的恐惧,我认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往往是被大家忽略的由布勒东所创建的“超现实主义”,应该说二十世纪的许多文艺观念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影子。比如绘画、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电影等等,无不如此。的确,我也同意二十世纪的好小说大抵都与寓言有或多或少的关联,比如戈尔丁的《蝇王》、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1984》等等,自然也包括卡夫卡的作品。但另外有些作品却类同于在此基础上对已成型故事的再加工,犹如鲁迅先生所称的“故事新编”,或者借已有的故事框架进行自己的独特创作,譬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甚至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喜欢鲁迅的《故事新编》更甚于他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我认为他的“故事新编”体现了一种对已有故事的重新观察及其独特复述能力,这是对已有故事往无限可能的方向发展进行的一个有力的探索。冉:你的看法非常有趣而且出人意外,因为许多人看重鲁迅《故事新编》,仅仅是为了其间所蕴合的他们所理解且需要的思想性。我最佩服的小说家博尔赫斯也表述了这种观点,我曾在《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一书里对此作过特别的申述。比如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三月四月》里将故事的开头或前提进行“可能”的生长,接着便是在其上“生长”故事,导致故事的偶然性或多重结局(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结局),它开始的故事推到总的故事之前,仿佛使这个开始的故事成了结尾的故事,开始的故事成了故事的底牌,从而完成了一个自身叙述的循环,以至无限。这样就形成了一棵庞大的“故事树”,以至于覆盖了地球,从而证明地球上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故事树”上各种不同故事的版本及其演变程序罢了。阿:这就是说,作家讲故事,其实是在探讨一种可能性,每人为探讨可能性(未知的、偶然的、必然的、可以想象的、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等等)所做出的努力都并不相同。在不少评价《尘埃落定》的评语中,我个人比较看中女作家徐坤所认为的我所作的努力,是在探讨一种取胜的险道。当然这种取胜并不完全是像竞技体育那种夺冠后的胜利感。冉:有很多人为你《尘埃落定》中语言的质感与美所折服,我甚至体味到你人物语言中诗歌的韵律感,比如“水从高处的盆子里倾泻下去,跌落在楼下石板地上,分崩离析的声音会使她的身子忍不住痉挛一下。水从四楼上倾倒下去,确实有点粉身碎骨的味道,有点惊心动魄。”其实这些特点在《旧年的血迹》、《永远的嘎洛》、《月光里的银匠》各等篇什里都有体现,只不过《尘埃落定》里是一种更为集中的体现而已。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你早年的诗歌练习,比如我至今仍记得一首《群山,或者关于自己的颂辞》,既有韵律之美,又有宗教和人类情感,我个人认为是你诗作中的成功之作。阿:还有抒情长诗《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等等。据我所知,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及现今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在写小说前或者写小说的同时,都或多或少地在进行,或者进行过诗歌写作,诗歌仿佛成了作家们写作的一个起步。或许,那种从来没有进行过诗歌写作的人所写的小说,虽然也有不少好的,但总体说来,他们的语言似乎相对粗糙(这不包括为体现人物特征所作的“故意粗糙”),体现不出自己在小说语言上的“野心”,或者根本就没有这种尝试与努力,就更不用说这种“野心”。我有一点这种“野心”,但远没达到我自己理想的状态。冉:一般说来,创造力强的人都在学习创作的过程中,有过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弑父情结”,只不过并非生理上而是精神上的;或者有如批评家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你在这方面感受如何?譬如你早年所写的《奔马似的白色群山》,似乎从标题上都受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的影响,影响与写作的关系,绝对值得搞创作或者研究创作的人深入思考。阿:的确,写作是从学步到独自远行的一个漫长过程。就像我写诗时喜欢聂鲁达、里尔克、布罗茨基、曼捷施塔姆并受到他们的影响一样,其实我写小说最早受的是《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响。当然,在不久之后,我就改变了我的“精神之父”,但每一个作者的影响,换言之,对每个作家的喜欢都是阶段性的。我不认为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写得多么出色,但我喜欢他《亚当·尼克斯故事集》以及《乞力马扎罗之雪》这样的短篇。再后来,喜欢福克纳,他的《喧哗与骚动》固然有特点,但更震撼我的却是《我弥留之际》。接下来,我便认可黑人女作家托里·莫里森的《妖女》。算了,不开书单了,有博学的人,已经替我开出了一个更漫长的单子,要命的是那些作品我还认真拜读过。但是你要我说出我最喜欢谁,我就无法说出来了。一方面是因为对作家的喜欢在不停地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精神的影响实在难以遽然分清彼此。冉:诚然,一个作家所受的影响,对许多作家来说是一件秘而不宣的事情,而且就我所知,有的作家甚至故意将自己所受的影响说得轻描淡写,以显示自己的独创性或者将自己所受的影响往读者所要了解的相反方向牵引,除了作家的调皮外,是否还存在着一种诚如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阿:不能排除有的作家故意模糊自己所受的影响,也许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或许有一种“影响的焦虑”,这种急欲摆脱所受影响者阴影的心情,我相信凡是搞创作并希求寻得一种对自己的超越与突破的人都曾经有过,有人甚至终身不能从“影响的焦虑”里摆脱出来,这是一种很苦恼的感受。但是一旦你从中获得了超越,取得与往常不同的独创,那么创作的快乐就已然来临。我认为我已经开始享受这种快乐。冉:有不少作家似乎是多面手,你也不例外,早年写诗,后来写小说,甚至写过一两种电视剧本。但你好像还没有专门作过随笔或散文写作,是不是你想将自己隐藏起来,因为真正的随笔或散文写作是比较暴露自身的真实情感的,我知道你其实是一个情感内敛的人。阿:我更愿意在作品中张扬自已。我是很少搞随笔或者散文创作;但并不是表明我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诚如你所知,我并不善言辞,也绝非像你表现出来的那般外露,在作家中我绝对算不上能说会道的。但是因为我一直对科学及科幻都有兴趣,加之现在供职于一家科幻杂志,因此每期得在杂志上写一篇科学随笔。我准备就此作一系列的阅读与思考,以便对科学诸方面形成一点自己的想法。但是随笔写作的难度实在是很大的,尤其是有关科学方面的文章,要写得好看,但又不侈言失实,便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不过,这对我来讲,又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我喜欢这种从未有过的精神挑战。因为对我来说,在上手亲自操作之前,从来没有预先懂得一件事情。我想对一个只受了很不完备教育的人来说,情况永远都是这样。冉:或许这就是你所赞同的,探讨一种可能取胜的精神险道。
丰富的感情澎湃的激情
丰富的感情澎湃的激情
——与阿来笔谈《尘埃落定》
脚印
'脚印':《尘埃落定》出版后,引来人们惊异的眼光。这次获矛盾文学奖可
说是众望所归。
'阿来':也不是没有人怀疑吧。我知道至少有一个人是怀疑的。那个就是我。
当然,我的怀疑与别人的怀疑的内在因素不太一样。这本书从问世到现在,听到赞
扬的话较多一些,但批评的声音也是有的。尽管作品获奖了,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情,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幻想所有人都对我的作品表示首肯。这本书刚在《小说选
刊》上刊载时,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句话,大致意思是说我从来没有希望过
自己的作品能够雅俗共赏。既然一本书从购买、阅读到评价都包含了很多的差异,
对于评奖,我想也不会众口一词吧。
'脚印':由于你的小说情节、人物,给人出人意表的震惊,人们对你的经历、
身世便有了好奇心。
'阿来':也许大家下意识中强调藏族文化的特殊性,因而总生出一些无端的
神秘感,而我们与所有中国人一样经历与感受的共通性却往往被人忽略了。
我的经历,其实跟同时代的人没什么两样。一九七六年初中毕业,有城镇户口
的人开大会戴红花拿国家补助上山下乡,乡下来的穷孩子自己卷了铺盖回乡,“尘
土尘,土归土”罢了。当拖拉机手,就是在这期间。回乡一年后大部分时间在山间
牧场放牧,后来,当民工去了一个水电站工地,偶然地被一个有文化的干部发现并
怜惜我那一点点文化,让去学点技术,结果当了拖拉机手,直到恢复考试升学制度,
全中国的青年都在赶考那一年。后来,因为上师范学校而当教师,一九八四年,因
为开始写作,调到阿贝州文化局所属的文学杂志《草地》当编辑。直到写完《尘埃
落定》之后,才离开故乡。在一九九七年来到现在生活的成都。参军一事,也是这
个时候,《尘》封笔于一九九四年冬天。自己感觉已经可以对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
有一个